——全球民主视角下的中国民主转型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綦彦臣
●在苏联党枪主义遗产里面，“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军队是党的军队，政府是党的政府，国家是党的国家”。这样的论断尽管是体制内产生的异议，但党之下的三个政治元素排序，军队是居第一的，其次才是政府，政府之下才是国家。此种社会政治结构为威权主义政治提供了前提。网络时代的开启是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反过来也会推助全球化以更多姿态呈现其过程的多元性。党枪威权理论体系认为内外敌对势力均猬集于互联网而成为假想敌，此不仅仅是“党枪主义——经济改革——党枪威权”社会政治结构的低素质表现，而更是全球左翼势力以“异议的异议”形式出现的一个侧面表现。然而，全球民主化的潮流终究是难以抗拒的，暴力镇压和维稳总会有失效的时候。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不可避免的内部冲突
世界处于一个剧烈变化远未停止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又一波。剧变或演化带来非常直观的地缘政治变化，也带来诸多国家内部稳定条件的蜕变。新的国家集团也不断出现，除了在全球媒体出现频率颇高的“金砖国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等外，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地缘国家展现出活力。比如，欧盟（北约）内部的活力分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集团【注1】、维谢格拉德四国【注2】更是形成了非极中的潜能国家，更被认为将是北约的替代品【注3】。
国家内部稳定条件的变化不只像南斯拉夫区域转化为小规模国家群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而回归传统欧洲形态，而且在经典的民主国家也发生了要求改进民主的规模性社会活动：（一）在美国，“茶党”（Tax Enough Already）虽不至于成为打破两党轮换政治的第三势力，但再次将宪法地位问题做成公共议题【注4】，称其为美国的新宪政运动并不为过；（二）在欧洲，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实质性地形成了“西方之春”，“从总的方向上看，正在形成的，今后起支配作用的民主其实就是新的知识民主。在这方面，旧式教育已经不行了，新式教育正处于艰难而顽强的探索中”【注5】。
国家内部反应之于中国，有两项十分明显：其一，民族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次民族主义”传统难题，特别是前苏联解体的次民族主义【注6】因素的映照关系；其二，改革开放终极政治目标的模糊化与民众诉求的宪政清晰之关系，特别其中党枪威权【注7】应当是个什么样的定位问题。这两项合并产生的巨大难题致使统治集团陷于地缘政治的全面恶化境地。与此同时，也对期望中国实现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政治群提出了直接的挑战——民主化过程该如何重视地缘政治因素【注8】，以及后民主化的时期里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将地缘优化放在重要位置，特别是将中国的地缘优化融入全球民主进程之中。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时限界定，其实，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挑战性问题已经出现，尽管统治集团在极力回避。挑战性的基本逻辑表现如此——在全球化形势之下，内政问题国际化与国际问题内政化十分紧密地“粘连”在一起。
一、普京无知：继续在次民族主义泥潭挣扎
内政问题国际化与国际问题内政化的紧密“粘连”，十分直观地反映在次民族主义问题上。前苏联因此而解体【注9】，但问题并未因苏联解体而解决。当今俄罗斯恢复第三罗马帝国身份【注10】的梦想及现实努力（如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建立更加紧密但未必优化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设想构建欧亚联盟之努力【注11】），与远非前苏联而是旧沙俄遗留下来的次民族主义灾难，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汉语语境地缘政治学者有一种论断，即“俄罗斯可能会出现第二次解体”【注12】。俄罗斯挣扎于地区霸权的梦想与次民族主义的逼迫之间，分离仍是难祛的梦魇。从战略层上看，普京欧亚联盟或许有抵销二次解体的设想，因为在其提出欧亚联盟之前，“鞑靼、卡累利阿、布里亚特、雅库特、达吉斯坦、阿布哈兹、纳希切万等自治共和国都通过了各自的《国家主权宣言》。它们要求与俄联帮签订国家间条约，用松散得多的‘邦联’代替‘联邦’。它们一方面要求经济独立，拒绝向中央纳税，另一方面制定与联邦宪法冲突的法律”【注13】。
显然，对付次民族主义引发的分离活动需要强力的中央集权乃至于不惜使用武力，且俄罗斯在车臣已经采取过军事行动；2008年的俄格战争表面上是俄罗斯支持格鲁吉亚分离势力引起的，实质上则是格鲁里亚是车臣分离势力的坚定支持者。
在高风险的军事行动之外，针对西方开打意识形态战争，则是将次民族主义矛盾压低的一个办法。不过，在此意义上，次民族主义出现了狭义化，一如中国有关意识形态战争专家所指出的悖论那样，“民族国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义是不科学和不合时宜的”【注14】。科学与否、时宜与否是普京的无知政权所没法全部考量的，其意识形态战争策略有两项：其一，继续在人权问题上与西方对抗，如有选择性地逮捕政治反对派成员；其二，对有西方支持背景的有影响的社会运动进行指责，如评价阿拉伯之春曰“损害联合国的威信和核心地位”【注15】。后一项作为外交辞令不可谓不堂皇，但是在“西方之春”已成规模的情况下，单单指责阿拉伯之春的背景显然是在故作无知。这是苏联党枪（独裁而非威权）主义的继承性表现。
故作无知的背后是对“中亚之春”的担心【注16】，因为一旦“中亚之春”成为现实，普京的欧亚联盟就会成为泡影，再解体也会发生。更长远地看，“再解体”之后，要想保持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未必统一”但文化同质的状态都难以实现。至少，对于传统俄罗斯（基辅罗斯兴盛后的）政治地理即白俄罗斯、乌克兰、欧洲部分的现俄罗斯，仍未能形成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文化同质暨和谐相处之状。比如，白俄罗斯坚持：“不管建成什么样的欧亚联盟，其作出的决定都应得到成员国议会的批准，成员国应该有能力选择不接受联盟的决定。”【注17】
普京对俄罗斯地区霸权的战略设想如同中国统治集团反复强调的“中国梦”一样，是“俄罗斯梦”无疑。但是，他的统治极端腐败又决定了他不仅无法实现梦想，而且还会在党枪主义的镇压遗产与党枪威权的经济成功之间摇摆。尽管他无法实现经典的党枪威权，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会让他着迷。基于防止“中亚之春”的两国合作仍是其统治的重要支撑。在俄罗斯国内，普京与军工集团的利益一致性地会越来越明显。
二、军事权贵：掌握意识形态的企图与后果
党枪主义是苏联政治的核心部分，亦为中国所效法，但无论党枪主义还是其改进版的党枪威权均会产生严重的腐败。普京的俄罗斯在2012年全球176个国家中的清廉指数排行第133位，显然是普京继承党权主义政治遗产的一个有力印证。没有党枪的强权政治，即便完全不考虑人权因素且也假定车臣镇压完全合法，那么，世人仍能看到普京政治历史中一方面整治寡头、一方面培养一批新既得利益集团的行径【注18】。这也是中国军事权贵人士们欣赏普京铁腕的重要原因，毕竟中国军队的腐败列烈度远远高于社会。
在苏联党枪主义遗产里面，“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军队是党的军队，政府是党的政府，国家是党的国家”【注19】，这样的论断尽管是体制内产生的异议，但党之下的三个政治元素排序，军队是居第一的，其次才是政府，政府之下才是国家。此种社会政治结构为威权主义政治提供了前提，也就是说党枪主义的原则不变，实现有控制的社会改进（以经济改革为先导而虚置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或言之，党枪威权下的军队腐败乃至侵入意识形态体系就成为可能。“党枪主义——经济改革——党枪威权”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结构，它有着深刻的苏联遗产背景。虽然有“德国的戈尔巴乔夫”之称的前东德总理莫德罗并未对“党枪主义——经济改革——党枪威权”结构进行描述，但他对苏联军队的腐败（其实也影响到东德）之直笔不失为历史活化石。他说：“军队及其将领神圣不可侵犯，完全变成独立王国，兵营里发生了什么事与外人无关。年轻的士兵有时死在兵营，有时像奴隶一样在为军官工作，这种现象无人过问。上述无耻行径司空见惯，得不到惩处。安德罗波夫曾想清理这种藏污纳垢之所，但他去世早，又拖下来了。契尔年科根本就没想到要改变这种状况。”【注20】
即便是没有党枪主义历史的威权政治，它仍需要军队的支持，从亚洲的缅甸到拉美的巴西，从东亚的韩国到南欧的希腊，威权主义均给出了答案。换句话说，如果希望威权主义是向民主政治过渡的代价，那么，军队腐败显然是这个代价的核心部分。然而，从威权主义军方打造意识形态以图长期掌握国家的情形来看，巴西显然是最失败的案例。尽管巴西于全球化过程中得以进入“金砖国家”序列，但其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性与经济发展的波折性均是军方打造意识形态的历史负资产。这一点与普京的无知有惊人相似之外。巴西军事权贵集团即威权政治在上世纪的冷战背景下，实行了两大意识形态原则：军事学院训练军人积极地介入国民生活，军事学院也训练文职人员以影响政府决策【注21】。后一项无疑是对苏联政治的逻辑性模仿，尽管巴西威权是亲美反苏性质的，即巴西军政权最主要的理论家、学院之父戈尔贝里所论：巴西的最现实威胁是“建立一个支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美国及西方构成严重而现实威胁的政府”【注22】。
回观苏联历史，赫鲁晓夫倒台是党内激烈权力斗争的结果，即“回归列宁主义”与“重建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后者胜利而告终。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赫氏对军事权贵影响乃至主导意识形态的不满。不满的具体细节是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要赫氏在一份舰艇建造计划上签字，赫氏予以拒绝，认为：“他没有权利要求党的领导闭着眼睛在他的建议上签字，他当然也没有权利在和党的首脑谈话时采用威胁的语调。我不喜欢武装部队高级代表认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注23】尽管这个细节是赫氏在下台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才披露的，但这里面的重大含义仍未被人们所发现——党枪主义很容易颠覆本身定义，转为“枪党主义”，这与次民族主义狭义层面所反映出的悖论是同一性质，从而说明党枪主义集团无法解决统治的正当性问题。赫氏失败说明的党枪主义变成“枪党主义”的内在情形，也在巴西威权政治里得到了相似性印证。
三、中国语境：三种逻辑性压力相混合
在中国，党枪主义变成“枪党主义”的第一波是“文革”时期，林彪军事权贵集团1970年发动一打三反运动。这个运动表面上是镇压反对“文革”的诸种社会力量（如要求允许宗教活动的人士），本质上则是对抗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外交政策【注24】，对外交政策进行插手亦意味对意识形态的干预暨掌控企图。林彪军事权贵集团在政治覆灭后虽遭到政治审判，但主导审判的邓小平亦系与林有同样权重的军事权贵集团领袖，所以，邓小平不会对林进行全面清算【注25】。因此，中国在经济改革名义下实行社会改进即转党枪主义而为党枪威权，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同时更具畸高风险。最直接的风险后果（之一）是邓小平可以利用党枪威权的最高领导人的历史决断力，使用极端措施镇压反对运动。尽管此种措施在任何威权政治里都出现过，但之于中国，它无疑是林彪之后的第二种逻辑压力——没有邓作为党枪主义领袖之一的巨大权能暨实质影响，中国不可能由华国锋的半文半武官僚集团来施行改革；但一旦改革诉求威胁到党枪威权的基本元素（如允许军队腐败），就会导致极端的镇压行为。
时至今日，党枪威权虽经两代文人执政集团的相对弱化，但是统治集团下层仍然相信党枪威权的镇压功能，“他们坚信上层乃至最高层一定会拿枪杆子保护他们最后的利益”【注26】。由此，也生成了第三种逻辑压力即党枪威权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中国的巴西化”（与一般所讲的拉美化没直接关系），从而形成军队影响意识形态的结果。并且，“中国的巴西化”比巴西本身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它有第二种压力形成历史上的军方干预外交政策的传统资源，尽管有对外暨国家安全的党控超级小组来容纳军方成员，以致看起来他们均在超级小组领导人（党首）领导之下。
更多的时候，党枪威权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力通过来两条途径进行扩散：其一，提高民族主义宣传调门，取得社会认同；其二，在军队内部推行党枪主义传统教义，并向社会扩散【注27】。前者明显影响外交政策，后者在信息化条件推动了社会“战争共识”的形成，从而为意识形态的内外敌对性提供假想条件。比如说，文化安全与互联网控制已经是整体战的构成部分，其宏观层面的判断是“文化是一种战略武器”，由此而致“文化征服先于武力征服，文化摧毁重于武力摧毁”【注28】；在微观（操作）层面上，认为“西方敌对势力把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由此也认为“我国国内也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遥相呼应，借助网站论坛、聊天室、虚拟社区、新闻跟帖等多种方式，兜售错误思想观，传播腐朽落后文化”【注29】。内外敌对的意识形态取向必然会抵销民族主义的策略功效，从而使狭义上的次民族主义成为规模化抗争，并且民族主义本身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效能也会出现巨大疑问。比如说，屌丝思潮逆袭民族主义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整体觉醒的信号，也就是说“腐败横行、社会不公已经让民族主义失去了思想麻醉作用”【注30】。民族主义表面光鲜而实质失败以及与此伴生的规模化狭义次民族主义，已经是统治体系的病危通知。
由于党枪主义容易产生自我颠覆，由于威权主义容易选择武力镇压，由于党枪威权容易滑向内外敌对，那么，最终的宪法考验仍然是公民与军队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国家与军队还有政府都属于“党”这个政治符号与庞大且综合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吉拉斯那里已有权力体验性总结。为了回避这个真问题，中国有人就推出“苏联教训”当中的“军队失控论”，以求维持党枪威权而不是符民意的改革。但是，有论者指出：军队失控论并不能解释中国不远历史的悖论现象，比如北洋时代军政府并未能实现有效统治，子弟兵更易哗变；再比如林彪主张笔杆子与枪杆子并重，但运行结果毫无理想可言【注31】。
结语：暴力镇压和维稳总会有失效的时候
网络时代的开启是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反过来也会推助全球化以更多姿态呈现其过程的多元性。比方说，党枪威权理论体系认为内外敌对势力均猬集于互联网而成为假想敌，此不仅仅是“党枪主义——经济改革——党枪威权”社会政治结构的低素质表现，而更是全球左翼势力以“异议的异议”形式出现的一个侧面表现。由此，也可以反观“中国的巴西化”是全球化当中的一个环节，亦即全球左翼兴起的一个结果（还不至是于“后果”）。然而，全球左翼兴起也远比中国的民族主义炽热有政治进步意义，至少它的一个支系在探求脱离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封闭模式的可能，试图建立一个权力共享的“社会解放”模式【注32】。而后者，无论它有多么高尚的说辞，已经显现的后果：在国际上恶化了中国的地缘关系，在国内保护了腐败与特。
全球化暨全球民主不只是阿拉伯之春那样的社会运动让威权政治失去了大规模镇压的可能，在西方也产生了“西方之春”那样的压力，在源自西方左翼带动全球左翼的新崛起中，国家的大规模镇压几乎失去了任何伦理依据。美国茶党作为新的宪政运动群体（集体行动），更有一种回复古典的势头而与全球左翼崛起（对民族主义纠偏）“对等”，因为茶党从本质讲是“新右”即其捍卫宪法、压缩政府的主张“与共和党右翼很接近”【注33】。尽管茶党运动于今已经偃旗息鼓，但随时可以重新再来。之于大多数中国人，由于国内窳政信息接受偏多暨社会心理灰暗，再加上褊狭民族主义的长期毒化，几乎没有全球化思维。但是，正如本文引言所提到的那样，中国民主转型不可能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同时，在“党枪主义——经济改革——党枪威权”政治结构下，其破坏性体系已经在内部生成，是为“自我颠覆——武力镇压——内外敌对”结构的运行方式。毫无疑问，“武力镇压“是有局限性的乃至失效的，其基本原因有三：
（一）全球民主政治伦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不赞同镇压，即威权政治实际上已处于人类文明最反动的境地；
（二）全球民主推助个人向古典回归的选择，信仰问题最为明显——信仰无从镇压——前苏联地方官吏中的少数民族人士（被贬义地指为）“勾结地方民族主义势力”【注34】是历史证明，今日“中共党员参与宗教活动者日渐增多”现象，而致“反分裂斗争”遭遇无形难题【注35】则是最现实的写照；
（三）无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集团“未必统一”的美好文化历史之形成，还是普京无知地追求欧亚联盟不得的现实困境，都说明在狭义的次民族主义问题采取镇压的最终后果是不止一次地分裂，也使“未必统一”的文化前景成为泡影。
2013年9月中旬构思，下旬及10月初准备文献（以整理积存剪报资料为主），10月中旬筛选参考书目；11月3日至8日初稿，10日定稿。
注释部分：
[1]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指瑞典、挪威与丹麦。十九世纪中期，瑞典试图统一三国的战略（战争）受挫后，该三国形成了一个文化友善的北欧地理区域，直至今天。三国的文化影响在全球很有份量，因此，“未必统一”而文化友善也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个成功参照。
[2]维谢格拉德四国是军事意义上更能对外也即为北约提供潜能的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斯洛伐克。尽管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政治地理上分裂，但并非形成地缘敌对。因此，捷斯两国在“维四集团”中的存在以及“维四集团”在北约内的潜在作用，也为“未必统一”做了进一步的注解。
“维四国家”在冷战时期，与西邻东德、南邻南斯拉夫（联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构成了“东欧”军事地理区域。而今，不仅“维四国家”已回归传统的中欧地缘国家群（还有德国、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而且南斯拉夫区域（小规模国家群体）、罗保阿三国则回归了传统上的南欧地缘国家群。
[3]参见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网站2012年5月9日文章，“北约的平凡未来”（作者：该公司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新华社《参考消息》5月16日译介，“北约是美国维持霸权廉价工具”，第10版〈参考论坛〉。
[4]参见[3]报，2010年9月30日文章，“‘茶党’搅乱美国政坛”（该报记者：于大波；报道员：王晓群），第10版〈新闻纵横〉。
[5]参见法国《论坛》周刊2012年7月13日文章，“朝着‘西方之春’吗？”（哲学家米歇尔•塞尔答该刊记者问）；同[3]报8月8日译介，“姆指一代推动‘西方之春’”，第10版〈参考论坛〉。
[6] 次民族主义，“就是共产党统治体制治域内民众不同的民族性，而又以一个主体民族作为代表来虚拟民族国家的共同命运”。参见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1月号文章，“俄罗斯危机冲击中国——苏联解体事件有待重新认识”（作者：荆冬雨）。
[7]党枪威权，系我发明的实证政治学术语。它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政治运行的力量基础，其基本要素有二：其一是，按着中共革命时期传承下来的“党指挥枪”原则，由党（中共一党而非任何所谓民主党派）代替人民统领“人民军队”；其二是，党对社会的政治规则是威权主义的，与国民党在解严之前的“党国体制”即训政主义完全一样，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党枪威权与世界上已发生的威权政治如巴西、希腊、韩国等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不同之外在于突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8]本文所使用的“地缘政治”概念，来自索尔•科松著作《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中译本，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即“对在以地缘环境与视角为一端和以政治过程为另一端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分析”（P15）。
[9]应当注意的是苏联解体的国家行为并不违背苏联宪法，即列宁主导指定的宪法规定：“建立了一个各加盟共和国拥有完全主权、可以自由加入、退出的联盟式国家，而不是集中的联邦制国家。”在宪法成型之前，斯大林反对列宁这项主张，而主张实行联邦制（加入自由，退出不自由）。在苏联解体后，斯大林的崇拜者认为斯大林的联邦制主张是他比列宁知识与才智更优的证据之一。
有关描述可参见吴恩远著《苏联史论》，P175-176；吴著版本：人民出版社，2007。
[10]俄罗斯作为拜占庭帝国（第二罗马）的三个继承者之一宣称自己是“第三罗马”，伊凡三世（1462-1505）自命为Tsar（亦写为Czar，即“沙皇”）表明：拜占庭皇帝是罗马的继承者，他又是拜占庭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陷为标志而灭亡，是在1453年。
有关描述可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上卷）》（汉译本，赵丰等译），P493&697（上下卷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1998。
[11]欧亚联盟最终设想期限（成立）是2015年。普京的战略构想是：通过融合前苏联国家来提高俄罗斯的全球地位，在与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占据优势。
可参见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2年4月16日文章，“新俄罗斯帝国”（作者：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教授尼古拉斯•格沃斯杰夫）；同[3]报4月25日译介，“俄欲建立欧亚联盟重新崛起”，第10版〈参考论坛〉。
[12]同[6]，该文提要部分有言：以前苏联解体为镜鉴，虚拟民族国家命运并不能熔铸真正持久统一精神，相反还会埋下分离之祸；普京的「新斯大林主义」失败带给俄罗斯的二次解体必然会推涨中国的「次民族主义」分离运动。
[13]参见《南风窗》杂志2011年第36期文章，“分离的梦魇”（记者：周宇）。
[14]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P54；张著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5]参见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报》2012年2月27日文章，“俄罗斯和变化中的世界：‘阿拉伯之春’的教训与结论”（作者：俄罗斯总理、总统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普京）；同[3]报2月29日译介，“‘阿拉伯之春’西方行为卑鄙”，第10版〈参考论坛〉。
[16]参见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2012年11月28日文章，“伊斯兰势力在发动攻势”（作者：俄罗斯中东研究所所长叶夫根尼•萨塔诺夫斯基）；同[3]报12月4日译介，“伊斯兰政治势力或发动‘中亚之春’”。
[17]同[11]。
[18]参见《经济观察报》2013年9月30日文章，“俄罗斯难以遏制的腐败”（作者：陆南泉）。
[19]参见项佐涛著《米洛万•吉拉斯政治思想演变研究》，P147；项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0]参见汉斯•莫德罗著《我眼中的改革》（汉译本，马细谱、余志和、赵雪林译），P21；马余赵译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1]参见黄经胜著《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1964至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P44；黄著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
[22]同[21]，P21。
[23]参见赫鲁晓夫著《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汉译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P56-57；沪两机构译版本：东方出版社，1988。
[24]可参见拙文，“历史再发现：林彪军事权贵集团对抗中美缓和”，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2013年11月3日，网易首页推荐。
文章引述的中美关系改善的四个节点，均来自陶涵（Joy Taylor）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汉译本，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P461-473）。四个节点（发生在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之前）分别是：（1）1969年5月，毛通过齐奥塞斯库向尼克松表达谈判意愿；（2）1970年12月，释放在华囚禁多年的华里柱主教；（3）毛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亚雅汗传信成功后表示欢迎尼克松来访；（4）1971年4月，毛邀请日本乒乓球队来华友谊赛。
[25]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如百度百科〈一打三反〉词条的数据来源）：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控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
从处决大量反革命犯的情况看，其中有“要求宗教活动”而判死刑的，是为林彪集团（当时军管权力控制执法及审判机关）回应毛指示（周恩来实施与公布）释放华里柱的一个针对性措施。也印证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与美国“绝没的谈”之言（同[24]引书目，P469）所表明的林集团外交政策主张。
[26]参见拙文，“大陆官对民的水功德局——我看习近平重提毛的历史循环论”，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2月号。
[27]国外的军事观察注意到了相关的动向，尽管未能对“党枪主义——经济改革——党枪威权”结构有所认识。如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2010年6月24日一期文章，“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变化”；同[3]报6月30日译介，“解放军致力使政治工作现代化”，第8版〈中国大地〉。
文章说：“当人民解放军在信息灵通的现代条件下越来越多地将重点放在局部战争上时，其人员、技术和能力都迅速提高。与此同时，政治思想工作似乎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在确保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同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28]参见孟宪生著《人民战争整体战》，P107；孟著版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1。
[29]同[28]，P109。
[30]参见[6]杂志2013年5月号文章，“‘屌丝思潮’逆袭民族主义——官员财产公开意味着中共垮台”（作者：罗士妥）。
[31]参见《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5期文章，“读《苏共亡党之谜》”（作者：王进）。
[32]参见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著《全球左翼之崛起》（汉译本，彭学农等译），P122；彭等译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3]参见《经济观察报》2010年10月11日编译文章，“茶党是杯什么茶”（编译者：范逸强）。
[34]同[9]引书目，P365。
[35]参见美国之音网站2011年12月26日报道（题目与记者均未详）；同[3]报译介，“中共高官批评党员参与宗教活动”，第15版〈观察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