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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中国知识界呼吁第三次思想解放

面对国家发展道路新问题,中国知识界呼吁“第三次思想解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波澜不兴,知识界的“左右”之争却愈演愈烈。约40名中国学者上个月27日聚集北京,围绕30年前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举行座谈会,与会者以《决议》为起点,声援改革开放,展示与激进左派泾渭分明的态势。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形成重要政治文件,内容概括了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的功过,将文革定性为“内乱”,对毛泽东做出一分为二的评价。该文件也成为改革派学者用以回击反改革舆论的理据。
   
    上个月底的纪念座谈会聚集了大学、中国社科院与中央党校教授、律师、媒体人等多名体制内外的专家,按照中国的政治思想谱系,许多与会者可称为“右派”或改革派。
   
    除了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提出坚守“彻底否定文革”底线外,不少学者也同声强调中共需要建立宪政、法治以因应当前的执政考验,为此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取消现有的各种禁区,针对改革进行大范围民主讨论。
   
    曾在1980年参加过4000名老干部针对《决议》草案大讨论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就力陈中共应该效仿当年的做法,启动“第三次思想解放”。
   
    现年83岁的郭道晖是在1948年入党,1950年代被划为“右派”,1979年才获得平反。郭道晖表示支持将宪政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宪政社会主义”,并主张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主题,应该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宪政社会主义。
   
    他也重提中共总书记胡锦涛7-1日中共党庆时提出的“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指出:“这些危险与考验,集中到一点,可以说,现在是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因此,中共最迫切的任务是由推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现代执政党,需要革除许多与宪政国家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来真正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新闻背景 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思想解放“是带有特殊时代背景与政治含义的概念。按照官方媒体的划分法,1978年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范围内所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其结果是打破”两个凡是“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指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触动的“姓社姓资“之争,结果是打破计划经济,再次确定改革开放道路。
   
    在此后,中国是否在酝酿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新的思想解放实际上已经展开,学界则有不同说法。学者周瑞金曾指出,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出现反思改革的大争论,可以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也有学者认为,近两年舆论界针对中共领导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的讨论,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开始。
   
    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激烈讨论,只是各界向执政者喊话,以求得到重视,与过去的“思想解放“并无可比性。
   
    《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受访时就指出,按照上述第一次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定义,两次“思想解放“都伴随以官方意识形态大调整,当前并没有这个迹象。
   
    至今,中国媒体对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几乎全无报道,只有少数网站发表了个别发言人的讲话,另有学者通过微博介绍会议中的发言内容。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则发表了多篇文章,批判座谈会“名为纪念、实为颠覆“,质疑胡德平等学者有什么资格谈”彻底否定“文革。
   
    学者:稳定压倒一切论是新的“两个凡是”
   
    也有学者以不同的角度来阐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的重要性。
   
    著名法学家、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在发言中提出,30年前中共批评了“两个凡是”,而今国内又出现包含很大危险性的两个谬论,即“稳定压倒一切论”和“中国情况特殊论”。
   
    他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务必人治的思想,因为判断一个地方稳定与否,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完全是由当地的党政领导人,甚至公安机关来决定。结果有些地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主导下,连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都不能执行。
   
    至于国情特殊轮的问题,则是由于它过多强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制度的区别,而把一些重要的共同理念,例如法治理念、宪政理念、人权理念、民主自由理念忽略了。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则发言赞扬1981年通过的《决议》,尽管是严肃的文件,但通篇有一种精气神,表现出当年领导起草者的强烈责任感和责任意识,反观今天这股精气神已经不太多了。再者,当年《决议》本身的形成发动了4000人参与,在讨论是没设禁区,反而现在,动不动就设禁区,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都是禁区。
   
    他强调:“我不是说国外学者的研究肯定对,问题是你对他的这种研究什么态度,你划成禁区,国外还在不断深化讨论,我们自己不说话,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话语权白白地拱手让给他人,这是聪明还是明智啊?”
   
    他也痛批当前的改革已经走形,更多地变成既得利益者维护利益的手段、方式,最终是降低了制度的权威,矮化了改革,因此纪念这份《决议》的最好方式是挖掘其中的价值,激发当代人的改革热情,担当起应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