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玲的辩护律师提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是被告人王复玲的辩护人，针对公诉人上一次发表的第二轮公诉意见，本辩护人特反驳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证据问题，公诉人称王复玲持械殴打被害人黄恩兵的证据充分
公诉人的理由是：被害人黄恩虎、黄力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王复玲拿着像铁锨的东西打被害人黄恩兵，同时，王复玲衣服上有黄恩兵的血迹，因而，证据充分。
辩护人的反驳意见如下：
第一，被害人黄恩虎、黄力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王复玲拿着像铁锨的东西打被害人黄恩兵。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黄恩虎、黄力使用的措辞是“像铁锨的东西”，充分证明黄恩虎、黄力没有看清现场，对于王复玲到底拿什么东西，两人均无法给出肯定、明确的结论。这种对现场的模糊其词的描述，纯属黄恩虎、黄力主观推断，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原则。
第二，黄恩虎在2012年5月13日1时31分至3时49分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王复玲拿着像铁锨的东西打被害人黄恩兵时，将王复玲说成是后面从院外冲进去殴打黄双来一伙的人。通过法庭调查，王复玲早在黄双来等人第二次进院之前就赶到了其父亲王国廷家，因此，黄恩虎的陈述本身是不真实的。
第三，在黄力的《询问笔录》中，证明自己抢走王复玲的铁锨之后，王复玲还动手打人的《询问笔录》共三份，分别是：
（1）黄力2012年5月13日11时15分至13时40分的《询问笔录》（卷三第71-75页）
问：你刚才讲，你从地上起来就往外跑，你起来时看到那些人用砍刀和镐把儿打与你们一起来的人，王国廷和他媳妇、女儿也打了，你们的人都倒在地上了。你能描述一下当时对方是怎么打的吗？
答：我当时起来就想赶紧跑，而且场面挺乱的，我只是看了一眼，只看到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倒在地上，王国廷、王国廷的媳妇、女儿以及王复春，李立强、衡庆杰等人一起围着打，具体怎么打我没看到，我就跑了。（见卷三第75页）
由此可见，黄力的这份《询问笔录》只能证明王复玲打了人，至于是否持械，被打的是谁，打哪个部位，则无法证明。
（2）黄力2012年5月23日09时50分至12时15分的《询问笔录》（卷三第76-82页）
问：在现场你还看见什么了？
答：在我跑出来的时候，我回头看时看见王国廷的女儿大玲、王国廷的媳妇也在动手打人，但具体怎么打的，打的谁，在哪个位置打的我想不起来了。（见卷三第80页）
问：对方都各持什么凶器具体的谁？
答：……在我跑出院的时候，回头看见王国廷的媳妇和女儿大玲也在打，拿没拿东西打的谁也看不清了。（见卷三第80页）
由此可见，黄力的这份《询问笔录》也只能证明王复玲动手打人，但没看清楚拿没拿东西打，至于被打的是谁，打哪个部位，则无法证明。
（3）黄力2012年8月26日17时00分至20时15分的《询问笔录》（卷三第83-95页）
问：在平台南侧墙边被打的人是谁？
答：这个我不清楚，平台南侧和北侧那两堆人的位置离我比较远，而且那两个位置被打的人也倒在地上了，我看不清那两个被打的人的情况，当时判断不出是谁，只看清站着打人的有“大玲”。（见卷三第92页）
问：“大玲”是怎么打人的？拿什么东西了吗？
答：“大玲”当时是背对着院外，她也应该拿东西了，因为她有抬起来向下打的动作，但她拿的什么东西我真没看清，有可能是刀，有可能是镐把或棍子，也有可能是铁锨，我没看清不能肯定是什么东西。（见卷三第92-93页）
问：她打的什么位置你看清了吗？
答：那个被打的人怎么躺的我没看清，所以也说不好她打的那人什么部位。（见卷三第93页）
由此可见，黄力的这份《询问笔录》也只能证明王复玲有打人的动作，但对于是否拿东西，黄力并不能肯定，只是说“她也应该拿东西了”，显然，这仅是黄力的推断而已。而且，对王复玲拿的是什么东西，黄力说“但她拿的什么东西我真没看清”。至于被打的是谁，打哪个部位，黄力则无法说清。因此，黄力的这份充满个人主观推断色彩的《询问笔录》，根本不能作为认定王复玲持械殴打黄恩兵的证据。
第四，公诉机关指控王复玲持械殴打黄恩兵的作案工具，既未查清也未找到，从而缺乏最重要的物证支持。本案中，虽起获了黄力夺走王复玲的铁锨，但对于王复玲持械殴打黄恩兵的“械”，到底是什么，公诉机关既未调查清楚，也未找到。而且，对于王复玲持械殴打黄恩兵的“械”，公诉机关既未让王复玲本人来辨认，也未让黄恩虎、黄力来辨认。既然连作案凶器都未找到，又怎么能认定王复玲持械殴打黄恩兵呢？
第五，虽然王复玲的衣服上有黄恩兵的血迹，但对于血迹的形状，到底是击打所致，还是非击打所致，未进行区分，因此，王复玲身上的血迹，完全存在是非击打所致的可能。而且，王复玲当时在现场所处的位置是平台南侧，而黄双来当时在现场所处的位置是平台的斜坡下方，与黄双来没有直接接触，按理来说，王复玲的衣服上也不应有黄双来的血迹。但是，王复玲的衣服上却恰恰还有黄双来的血迹。显然，王复玲衣服上的血迹，完全存在是在场的其他人击打造成血飞溅所致的可能。由此可见，王复玲衣服上的血迹，存在着种种合理怀疑，公诉机关未能排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但是，公诉人在作案凶器既未查清又未找到、合理怀疑没有排除、运用证据得不出唯一结论的情况下，又怎么能认定王复玲持械殴打黄恩兵的证据“确实、充分”呢？
二、关于本案的事实问题，公诉人称王复玲给王复春、王国云打电话的行为，属于聚众斗殴的纠集行为
辩护人的反驳意见是：公诉人的观点，缺乏证据支持，恰恰相反，现有证据充分证明王复玲不具有聚众斗殴的主观故意
1、从书面笔录来看，王复玲的女儿陈爽的《询问笔录》、被告人王复春、王国云的《讯问笔录》，与王复玲的《讯问笔录》一致，均证实王复玲既没有让王复春、王国云带凶器过来，也未让王复春、王国云带领一帮人过来。而且，从法庭调查来看，王复玲、王复春、王国云均当庭一致交代：王复玲既没有让王复春、王国云带凶器过来，也未让王复春、王国云带领一帮人过来。
由于黄双来带着一帮人是深夜闯入王复玲的父母家，一边是体强力壮，一边是老弱幼，双方力量悬殊差距巨大，当家里父母的人身安危发生紧急情况时，难道不允许王复玲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家人、让他们回来吗？辩护人认为，任何一个人，包括公诉人在内，遇到同类的紧急情况时，肯定会打电话向自己的家人求助。对这种行为，我们不应予以责难，而应予以理解与肯定。如果一个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无动于衷，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是非不分、没有家庭的责任感。是非不分、没有家庭的责任感，何谓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因此，公诉人将王复玲给王复春、王国云打电话的行为，认定是聚众斗殴的纠集行为，属于是非不清、定性错误。
2、王复玲2012年8月30日10时17分至16时15分的《讯问笔录》（卷六第146-158页）证实：
问：你为什么要让陈爽给王国云打电话？
答：我就想让王国云赶紧去我爸那，怕我爸挨打，王国云和黄恩早是一担挑，也许能劝劝……（卷六第149页）
由此可见，自己让女儿陈爽给王国云打电话，让王国云过来的意图，是因为王国云的妻子和黄恩早的妻子是亲姐妹，两人之间是连襟关系，可以劝架。既然是希望王国云过来劝架，那么，由此可以证明王复玲主观上不具有聚众斗殴的意图。
同时，根据公诉机关的书证——《天津市公安局110接警记录单》，案发前，王复玲在黄双来等人当晚第一次到王国廷家后，于2012年5月12日23：18：20就打了110报警电话，请求公安机关赶快出警防止打架发生。既然王复玲希望警察过来阻止打架，那么，由此也可以印证，王复玲主观上不具有聚众斗殴的意图。
三、关于本案的事实问题，公诉人称王复玲是主观上为了泄愤，而不是为了防卫。
公诉人的理由是：王立书在2012年5月23日9时50分至11时55分的《询问笔录》中证明：“王复玲见我过来就冲我说：‘老舅，昨天他们把大山打了，今天我们把他们打趴下去，你过去看看吧！’”，由此可见，王复玲是主观上为了泄愤，而不是为了防卫。
辩护人认为：首先，王立书的证言属于传闻证据，没有得到王复玲的印证，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属于孤证，孤证不能定案；其次，退一步说，即便王复玲的说法是真的，但这是事后的说法，并不是事先的想法；而且，她的这种说法是对案发经过情况的一种客观描述，而不是主观上的一种意图，单凭这句话，不能认定是不是为了泄愤，应综合全案来认定。
四、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公诉人称未移送证据目录及证人名单合法
公诉人的理由是：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时候，已经移送了全部案卷材料，而且这些全部的案卷材料也让辩护人复印了，已经充分保障了辩护人的阅卷权；而且，由于当时《刑事诉讼法》已经修改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不在要求公诉机关移送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本院为了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需要，所以，本院就没有移送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
辩护人的反驳意见如下：
首先、公诉人是答非所问，本辩护人在2012年12月5日的庭审过程中，向法庭提出，公诉机关在移送起诉时未提交本案的证据目录及证人名单，并要求公诉机关补充提交。由此可见，辩护人并不是针对阅卷权有没有得到保障的问题，而是针对证据目录及证人名单是否依法移送的问题。
其次，新《刑事诉讼法》是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而公诉机关对本案是2012年10月26日起诉到法院的，而不是今年1月1日之后起诉到法院的，那么，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仍应当适用当时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当时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2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证人名单应当包括在起诉前提供了证言的证人名单，证人名单应当列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通讯处。人民检察院对于拟不出庭的证人，可以不说明不出庭的理由。…证据目录应当是起诉前收集的证据材料目录”。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2条规定使用的措辞是“人民检察院…应当…”，属于义务性规范，是公诉机关必须履行的职责。既然是公诉人没有履行职责，那么，这种行为就构成失职。
第三，根据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最后附有两项内容：“1、各被告人均羁押于天津市第一看守所。2、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个一份”，由此可见，公诉机关对当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非常清楚的。既然附有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那为何不提交？虽然在审查起诉阶段，本辩护人复印了本案的全部案卷，但是，公诉人在起诉的时候，并没有将所有的案卷材料作为支持其指控的证据，这样，势必会严重影响辩护人发表针对性的质证意见。由此可见，公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具有不正当的目的。
因此，公诉人的观点，缺乏证据支持，恰恰相反，现有证据充分证明王复玲不具有聚众斗殴的主观故意。
王复玲的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马纲权 律师
2013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