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9日，我丈夫左万友，63岁，由于精神病复发，拿了本村左四国家一条板凳放在公路上，撒拉镇一辆小车通过公路，见此情况，车内人探头出来问：“你干啥？”村民王龙春急忙上前解释说：“你们不要发火，他是疯子（精神病残疾人）！”小车上的人一听说是精神病人，就再也没有说话了。谁知不一会儿，杨家湾镇镇长唐凌宇，镇民政主任金景城带着政府工作人员共7人来到。他们一到不问青红皂白，也不了解现场群众，就一拥而上把我丈夫左万友强行拖上车暴力伤害。并口出狂言：“病人是祸害群众的，把他搞倒算了！”唐凌宇命令工作人员坐在病人的胸部及肚脐上强力坐压，致使我丈夫大、小便全部失禁，全身多处软组织受伤。丈夫被打挣扎在死亡边缘上，怕出人命，他们才将他送到镇医院抢救，镇医院救治两天后，院长答复：“本院不能治，赶快送到上级医院抢救！”转院后抢救多日，卧床不能翻动，要人服侍。腰、背、肚内造成严重内伤，
丈夫被残害后，我见丈夫受害可怜，就去找镇长及相关领导论理：“我家人都到这一步了，你们还要这样狠心的整，简直不讲理啊！他是残疾人，疯子，你们政府不同情，疯了这么多年，你们从未救助过！现如今还要这样致命的伤害他，你们到底是不是人啊！” 话未打住，民政主任金景城就狠狠的一掌打在我的左耳上，随后几拳头朝我头部猛打，将我打倒在地。腰部、背部又被人踢了数脚，目击群众看不过去就说：“怕你们把病人的手扭断……打死人后你们难脱干系哟！”现我全身重伤，左耳失去听力，夫妇二残。
事后，我依法上访要求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此事，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及“该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打发我。有村民及群众几十人的签名作证，可公安机关就是不采纳。无奈我再次上访到贵州省信访局、政法委，回执转毕节市信访局，毕节地区公安局，至今未有答复。
2013年5月18日我再一次到北京上访，5月21日我与几个毕节人一道被毕节驻北京办的武绍恒、杨文敏、毕节七星关区分局副局长闵诗军、区信访专员赵玉梅等人将我截访后送到北京毕节商务酒店地下室软禁，不给饭吃，不给水喝，4人看守着我们。当天下午6点过钟将我们转交给北京黑社会人员，十七八个有纹身及刀疤、有两个穿警服的，全是北京口音，这些黑社会男人十分凶悍，不问青红皂白，凶神恶煞的强行将我们绑架上了一部中巴车，车牌号为京AH7072。将我们拖到久敬庄接济中心，车开进大门两警察就走了，其它的人把车门关后，一拥而上全冲来搜我们的身，我们抗议要这些人出示工作证，他们也不出示，他们把我们随身带的提包、身份证、手机、现金全部搜后，领头的还说：“还没搜彻底！”这些人又逼迫我们男男女女都脱掉裤子来搜。
5月23日早上，在遣返我们的途中，车到毕节大方县归化收费站时，这些人将我们移交给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分局，毕节官方付了钱给北京黑社会后的人后，才将我们点交给公安分局的宋伟。宋伟说每人花了一万多元钱，随后发还我的提包和手机，但我提包里的三千八百元现金不见了，手机的内存卡也不见了。
2013年5月23日将我们押到毕节七星关区公安分局后，我质问公安说：“聂祥丽镇长用毒药灌我，被乡亲们抗议，镇干部才将我送到杨家湾人民医院抢救复活，我多次向你们公安局反映，你们为什么不管？”公安说：“死了你，向山上少了一棵草，有什么了不得？”又将我拳打脚踢后送到了拘留所，拘留10天。
杨家湾镇政府工作人员长期以来沆瀣一气，作恶多端，打伤、打残老百姓数十人次。他们有组织地进行违法违纪活动，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伤害老百姓。请求上级领导机关到杨家湾镇来调查了解，让这些祸害一方的恶官员们得到处罚，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这些恶霸官员一方面阻挠我上访，而另一方面又不给我家解决问题，多次我在上访的路上被截回。无奈把这些事公诸于众，让那些暴力伤害我丈夫的恶官们有所顾虑，以免更进一步的伤害继续发生。同时也让海内、外的新闻媒体都知晓，给予关注，我全家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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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沾英口述：维权网信息员毕剑整理
2014年1月11日
（首发《维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