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从技校来到武钢工作，刚开始与所学专业还算相符，没多久就强制调离工作岗位，我不服却没有办法，老百姓总受压迫，我认真工作，贪官污吏不赞同，让我下岗，在工会干部的干预下，我又有了工作当消防员。中国不象都是坏蛋，总有好的。我开始研究法律。武钢搞工作相同报酬不同也就是同工不同酬，我向上级控告被克扣三年工资，把武汉市劳动、司法局、市政府等告上法庭。我跟武钢打了十几场官司，从03年达到06年，法院说如果调解结案，从关心职工和人道主义援助角度，我可以领到全额工资还有一部分补偿，但我坚持要一个对错的输赢结果。因为此事，武钢把我打伤，我要求报工伤，劳动局不同意，我申请武汉市政府行政复议，武汉市政府维持，我就又告了武汉市政府，当中，我跟武钢合同到期，武钢让我自己写不愿续签与武钢集团的劳动合同，但被我拒绝。06年11月、12月，武钢保卫科科长在保卫科长办公室用警棍打我胳膊、头等部位，保卫科科长的父亲就是武汉市钢城分局政委，我报案，不给我立案，我一直在家里养病。
此时到了2006年12月，因和武钢打官司，我和武钢劳动合同到期，武钢不愿续签合同。逼着我承认不愿续签劳动合同。我拒绝，就把我关在办公室用警棍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拘禁10多小时；我找武钢总经理反映，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又被打，毁掉病例，打110报警多次无人理；武钢还曾拘禁我3天，我绝食抗议才放回；还有一次被打，送进医院，抢救15天，公安机关无人管。我在武钢工作兢兢业业。带病工作，经常参加志愿者献血等活动，武钢不搞评选先进，所以我没当过先进，多次在武钢被殴打，我只有休病假，办好手续，从不旷工，武钢干部绑架我抢走我的钥匙到我家抄家偷盗，抢走我的火车票，我自卫咬伤一人，用刀砍破轿车玻璃，武钢却让我自费看病治疗。
2006年12月4是全国的法制宣传日。宣传日刚过，我就来到北京，但到北京各部门反映无结果。我在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武汉的朋友联系我告武汉市政府的案子，问结果是输还是赢，朋友说输了，并告诉我武汉警察和武钢的人在找我解决问题。我研究法律岂不知其中的奥妙，我让朋友不要理他们，朋友一个劲地和我联系，告诉我他不会害我，他在帮我，我感到朋友的危险，就告诉了我的位置。结果刚出北大校门，就被一帮人扑倒在地，铐回宾馆，手都要断了，铐回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坐铁板凳式的老虎凳，殴打几天不让睡觉，逼问什么炸药之事，我没搞爆炸，到哪里搞炸药，我包包里有了不少东西，他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搞什么，但他们也没有证据，就让我抄一份声明，我把不属实的东西删除，警察很不高兴，马上送我去武汉青山看守所，晚饭都不让吃，饿了一晚上，在看守所关了十六天。
精神病院关了个武钢技术员，他告一次状，就关一次，这次是第8次，他说用锯条锯锁可逃走，无意间我找到锯条偷偷锯几天，快锯完时技术员放回家了，我独自逃走，那是2007年3月底。我逃出来，逃到北京，靠睡桥洞、捡瓶子卖维持生活。07年国际劳动节5月1日，我在天安门白天点蜡烛，因为我认为湖北政府太黑暗要光明，又被北京警察抓住交给武汉的警察，武汉警察又将我用两幅手铐拷回武汉，直接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对我进行电击，要求我交代我如何逃出去的。
然后一直就将我关在那里，开始也禁止父母来看我，父母知道警察不肯放我回家，请了武汉的律师到法院去告，法院不给立案；也请了北京方面的精神病专家来给我做精神病鉴定，但医院不让进去。这样，一直到2011年4月19日，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被强行吃药，如果不吃药就用电击，或吊起来殴打。5年中我被吊起来殴打多次，有时候长有时候短，要看医院的心情。伙食比医院的民工都差，还不如看守所的伙食。
20011年8月份我试着从家里跑出来，又被监控人员绑架我回家。后来监视松懈后，我于12月29日 坐汽车逃到北京，生活比较困难，得到社会各界帮助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
2012年2月10我在北京朋友家被一帮不明身份人员绑回武汉家里，外衣鞋子也不让我穿，手肿得像馒头，好多天都没好，手机包包被抢走，14摄像头一帮人24小时监控，不准我出门，不准朋友进门看我，来了就会被抢走手机身份证等物品至今还在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最近吃饭不行了，经常吐出来，可能要死在共产党迫害中了
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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