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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

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道县大屠杀蔓延(5)

王百明妹妹怀念哥哥,坟墓已被炸毁
  
     如果没有部队的保护,没有善良的农民的帮助,六千长沙知青的命运必当重写。
  
     王百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过路司机根本不敢停车。
  
     可以说,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暴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饥饿者暴发出愤怒的吼声:“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当了解到逃难知青的真实处境时,才准许上了车。
  
     有一支从牛路口出发的队伍,在离全州火车站六公里的地方集体卧轨。
  
     他们接到了知情人的报信和公社武装部长开出的一张路条:“本来今天晚上要杀你们,是武装部长说了明天再杀……”知青哪还敢有片刻停留,仓皇中连夜奔逃,几天水米未进,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限;有人有钱、有人还有湖南粮票,但是没有广西粮票,在广西境内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他们的代表向车站、司机多方请求,遭断然拒绝。绝望之中37人走上了铁轨,16名男生在前,21名女生在后,一个挨着一个躺下。如此惨烈的场景,给八月的毒日头抹上了一片凄冷的颜色。相持几个小时后,车站被迫临时加挂了车厢。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六千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那是一幅幅怎样的流民图! 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着就要落泪。
  
     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回城知青为王百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城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有志者组织成立了“红一线”宣传队,将知青的种种遭遇编成了节目,演出场场爆满;并自筹经费办报纸,《 红一线报 》、《 反迫害报 》等,一时间影响甚广。
  
     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9元钱、30斤粮票。
  
     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 10·8通知 》,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与此同时,《 致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 》发出,大意是:知青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的,贫下中农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 10·8通知 》以后,“9元钱、30斤粮票”的待遇停止。
  
     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刚刚惊魂甫定的知青,特别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挂牌批斗,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里就很难过。
  
     《 10·8通知 》以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积极配合,向知青宣传:回乡的每人可以领5元钱、一担谷。
  
     此时的知青家长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亲将仅有的两百元钱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从此远近闻名。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应该下乡的,他是独子,出生时就成了弃儿,被当时一位“官太太”收养。解放前夕养父抛下母子俩独自去了国外,从此音讯全无。养母苦熬了二十多年,年老体衰丧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经常挨批斗,洁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
  
     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贴上了封条,知青徐无家可归,又不敢回乡,只有四处流浪。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凡那些报酬最少、活儿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隐藏的知青在。有人投亲靠友走向远方,往新疆、云南、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