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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

抗暴维权的方式该改变了

在一个腐败、暴力的政权下,人们想要活着有尊严、有私人财产的保护权,使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法是否能有效?在共党六十多年霸占公权力的种种事实说明,这种抗争方法不但无效,反而使共党在如何压迫人民上变得聪明了。

   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普通人是斗不过流氓的。因为流氓已经下流到不具备正常人的心理和思维了。所以它们的所信所行完全超乎正常人的意料。流氓们可以把普通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表演或发泄得淋漓尽致。    民间有句俗话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为什么会有理也讲不清呢?其实就是讲理的人遇到不讲理的人。这个世界上明摆着有公理,但遇上浑不讲理的人,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是个人就有理性。因为理性的存在就是人。但是当遇到自甘下贱,失去理性或全无理性的匪类、人渣子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对付方法,肯定是无用的。    最早提出这种抗争方式的是印度的圣雄甘地。他抗争的是印度的主权独立,要英国殖民主义者离开印度。在整个抗争过程中,甘地曾几次被捕入狱。英国的殖民者们也曾调动军队屠杀抗争的民众。但当时的英国已经是个法治的国家,人权、自由、平等、公正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保障。    在法律的框架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是正确的。没有经过战争,而是通过谈判,英国人主动地放弃了对印度的殖民。到了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达赖喇嘛再次地提出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思想。尽管在1959年,共党已经对藏人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但是佛家思想的宽容和仁爱,还是使得藏民们遵从了和平的抗争方式,而没有使用以暴抗暴的做法。
   达赖喇嘛从来没有提出过西藏独立,只是要求藏人治藏,如同香港的港人治港一样。并要求西藏的高度自治。这也完全符合共党的法律。今年的2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共党照例又是一番严正抗议。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虐待过藏人,是共党多次地对藏人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该抗议的应该是谁呢?    几十年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显然无效。原因是共党不讲理、无理性,和一贯地对人民使用暴力。八九.64大屠杀转眼二十五周年快到了,共党丝毫没有追查和重新评价此一罪行的迹象,只是一味地在拖延、淡化人民的记忆,企图不了了之。杀人犯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这件事就不能完结。这是普通人的正常心理和认识。共党却不是。杀了人也英明、正确,还弄出了一群共和国英雄们纷纷晋级升官。    二十五年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讨说法显然无效,看来该是使用传统文化中的以暴易暴的做法了。战争是解决战争的最好的方法。七十多年前,德、日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当时会有人打算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去阻止战争。但是,无论什么《和平条约》或者是《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都是愚人的自我上当。在法西斯的眼里,所有的条约、协议都是废纸。不打到最后见个分晓,事情就不算完。直到战争罪犯受到惩处,战败国受到制裁,才可以划下句号。    中国大陆的抗暴维权事件出现了十几二十年了。是由于人民的权利和财产受到共党的践踏和侵害在先,于是才发生了民众抗暴维权事件的这个果;而共党却认为这是民众在捣乱,破坏了共党贪腐抢劫的稳定。这是共党的因。于是又出现军警镇压抗暴维权民众的果。民众被镇压,有死有伤;可问题非但没解决,反而事态更严重了,民众就更不服气了;于是上访告状以求伸冤,这是民众的因。但是上访告状的果在哪里?冤民的人数从本世纪的三、四千万,增加到现在的1亿2千万至1亿5千万亿人!民间抗暴维权事件从本世纪初的几万起,增加到现在的二十多万起。难道这就是抗暴维权的果吗?    中国历史从来是从大乱到大治,又从大治到大乱,再到大治的循环。这样重复了两千两百多年。中国人的抗争之路也是如此:从被虐待、被抢劫走上抗暴维权之路;然后被镇压,再走上上访告状之路。然后就是无果。冤沉海底的无果,造成几千万人含冤上访几十年还是无果。    近日得知,1979年中越战争三十五周年,几千名越战老兵聚集在凭祥市,抗议他们的工作、生活、福利没保证,生活在贫困中。几千个全副武装的军警,自始至终地包围着老兵们。最后的结果是,聚会结束,老兵们散去,军警们撤走,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场几千老兵的抗争,又是无果而终。    如此地循环往复下去,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伸冤雪恨?什么时候才能昂然挺立,做个有尊严的自由人?这种无果的抗争,还要持续多久?难道要到全体国民们都成为了上访无路、伸冤无门的冤民,然后再去自认命苦;相互之间再以生不逢时去安慰?最后就见怪不怪,心安理得地继续做冤民?    有人说天命难违。这是后来的思想,是消极的宿命论思想。这种听天由命的心理,是出自于佛家后来的思想。佛教传人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当时的佛们是看天下人都苦,发誓要普度众生,这是入世的哲学。人定胜天的思想,就是出自于这一时期的佛家。人定胜天并不是说人就一定要把天打败了的意思,而是劝告人们不要轻易地就认命。发现人本身的智慧和创造力,只要能下定决心,持之以恒,是可以改变现状的。    这句话的原话是:“造命在天,立命在我。”每个人都有他的精神追求,他的自主意志,和由此产生的对幸福的创造能力。只要下定决心去做,去行动,就可以改变贫困,改变愚昧,改变落后,去争取和达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想的境地。这就是说,当初的佛教所起的作用是两点:一是提升人们的道德和向善的品质;二是鼓励人们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去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这是佛教昌盛的原因。    当佛教逐渐地抛离了最初的哲学探讨和研究,最后完全变成了一种脱离现实、只修来生来世之福的纯宗教以后,它的入世哲学就变成了出世哲学。由原先的积极投入、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变成了闭门思过、不问世事、只修来生了。估计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又灭亡在印度的原因。    反对宿命论是对的,后来提倡宿命论就是否认了人的自然属性。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认命,都脱离现实去修来生之福的话,这个社会和世界会成什么样子?人类的进步和文明又在哪里?    中国大陆是共党的一座大监狱,中国人民是共党任意残害、剥夺和愚弄的奴隶。这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过皇权专制的统治,但却从来没有过极权主义的统治。皇权专制的统治,最终还是被中国人推翻了,难道极权的统治反倒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吗?    这种被共党全盘从西方搬来的极权统治,是人类整个历史中最黑暗、最残酷、最无人性的政治制度;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当今人类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抛弃最坏的,争取最不坏的,不仅是人心所向,更是人性的使然,也是自然的规律。面对共党的这个无人性的团伙,中国人始终在抗争着。也就是说,中国的这块天下,不能由共党给中国人造命。中国是中国人的天下,这块天是要由中国人民说了算的。也就是说,立这块天下命的是中国人。中国人要为自己立命,立出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人民一样的命。    宪政民主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地就在这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的人民为自己立了这个命,该是中国人为自己立命的时候了。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只要团结起来,拿出打败日本人的勇气和决心,谁又能说,共党霸占的这块天就捅不破、打不垮呢?!    前东欧的共产国家的人民不认命,他们要为自己立命,于是成功了。中东、北非国家的人民发动了茉莉花革命,把为他们造命的独裁专制者们推倒了。近日,乌克兰人民起来抗争,把亲俄罗斯的前总统赶下了台。乌克兰曾被前苏共拉进了苏联。一场饿死两千万人的大饥荒中,乌克兰人民就被饿死了一千万。历史的惨剧,乌克兰人民不会忘记。为了自身和后代不再被饿死,人民宁愿加入从来没有饿死过人的欧盟,也不愿意去亲近俄罗斯。    乌克兰的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前总统。因为他在人民的抗争中,命令军警开枪镇压,打死了88个人。这位前总统也很知趣,下了台就赶快躲藏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他犯下了屠杀人民罪。从此以后,他不但再也不能为乌克兰人民造命了,还要承担罪行的后果。    看着这一波又一波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中国大陆上的全民大革命不应该总是停留在无果的地步上,更不能停留在自杀、被杀而暂时告一段的程度上。古人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也要死出个名目来。冤死的事情自古就有,今天就更多。与其自杀、被杀,不如起来作最后的一搏。去革命、去起义、去造反,为自己、为后代,其实是为全体中国人。    据说意大利人发明了精神战;德国人发明了闪电战;斯大林发明的骑兵战,其实是窃取了哥萨克人的骑兵战。于是毛泽东便不甘自居下流,声称自己发明了持久战,其实是窃取了蒋中正先生的“以时间和空间对日展开持久战”的论述和观点。游击战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上就有这一战术。    共党视人命如蝼蚁,所以发明了人海战术。一场三年半的内战,死人两千多万,这些人死得既非仁,又非义,而是把中国人推进了共党极权的牢笼。    今非昔比了。共党再想用人海战术的方法去自保,那就要先去问问军警和人民,有几个人还想为共党去做炮灰的。六四大屠杀前,奉命进京的军队中,有六千多名官兵在了解了真相后,毅然脱下军服,扔掉武器回家了。这些人应该被看做是圣贤,至少也应该被看做是仁义之士。    今日的共党早已不是彼日的共党,而今日的中国人民更非昔日的人民。人民永远是汪洋大海。觉醒、革命和起义的人民,就必定是共党葬身的汪洋大海。    男人毕竟是男人,保家卫国是男人的天职。做大义凛然的男人,焕发出华夏民族的阳刚之气。锄奸除恶、扫荡污泥浊水,建设自己的理性家园,是所有男人们的责任和义务,更是男人们的天职所在。       02-25-2014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