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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高健:一個“流亡者”展示的帝國命運真相!

    ——讀《火山口上的紅色帝國》有感
    
     文/高 健
    
        每年過了“六四”之後,墨爾本就總是在下雨,雨從午後開始下起,在黃昏之前越發密集,當我帶著一身陰冷的雨水回到家中的時候,《火山口上的紅色帝國》打印稿,已擺在了客廳的茶幾上。雖然期待已久,但完整的文稿出現在眼前時,我還是感到了一種久違的激動和不安。因為不久前作者告訴我,他寫了一個《火山口》系列長文,並打算充實內容後結集出版。這件事我認為很有價值,所以在電話中答應他,一定會寫一個書評的。……我的不安由此而來,對于我而言,寫書評是一個新的“挑戰”,說來慚愧的是,曾長期從事文字工作的我,居然已多年未動筆寫作了。

        說心裏話,如果換了別人,我也許就推掉了,這把歲數已沒有再嘗試動筆的願望了。可是這一次我卻無法推辭,因為這個人是潘晴,這是一個有著特別經曆,與我相知相交多年,在我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這也是一個我內心由衷希望來寫,而且必須是由我來寫點什麽的人……

        說來話長,認識潘晴,是在我剛“流亡”到澳洲的20多年前,甫一相遇,就有恨晚之感。也許在我們之間,有著兩地同鄉(上海-湖北)的親近感,也許我們在民運交往中,有一種人格上的相互認同,也許這是冪冪中的安排,在不知不覺中,他成了我們“家族”中的一員。相處久了後,有了一種信賴,慢慢地,我開始知道了他那非常特別的身世……

        潘晴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華僑世家,四十年代後期在上海主編一份報紙,參與了中共的“白區”工作,文革中被監禁多年後不幸去世。潘晴的母系家族是範仲淹的後裔,外祖父範熙壬是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曾與“六君子”中的林旭,一起發動“公車上書”,失敗後,因張之洞力保幸免于難。旅日後(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創辦《新譯界》雜志,鼓吹憲政,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交往甚密。歸國後,任資政院秘書代廳長,參與制憲,為中國最早的法政學專家。中華民國成立後,當選為首屆國會議員,先後任制憲委員會委員,平政院評事(大法官),非常國會主席、副議長。其從弟範熙績(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同盟會創始會員,1913年授銜中華民國的陸軍中將,任大總統府咨議官。1923年任廣東大元帥府高級參謀。二弟範熙申(日本海軍學院畢業),同盟會早期會員,後任中華民國海軍艦長。範氏三傑是辛亥革命和民國創建時期的功勳人物,曆史上的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灤州兵谏,孫中山的就職大典,南北議和直到民國制憲,國會改革,都留下了他們兄弟的身影。1925年,孫中山去世時,非常國會主席範熙壬撰寫了祭文,範氏三傑分別代表國會、陸軍和海軍在公祭大典中為總理執绋。

        一百年來,這個家族曆經了種種變遷,他們人生命運的跌宕起伏,就是一部苦難中國曆史滄桑的縮影。在紅色中國的曆史中,這個名門望族的後人,淪為“政治賤民”飽受摧殘。文革中,潘晴經曆了流離失所和家破人亡(父親致殘致死,母親則被逼瘋),度過了一段催人淚下的苦難歲月。在他身上,有一種于深層苦難中,依然對理想锲而不舍的追求,和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傳承。在艱難歲月中,他沒有沈淪,沒有墮落,在政治高壓下,他沒有放棄人生信念,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他勤于自學,博覽群書,尋求正義,活躍于八十年代的民間沙龍,一直到“六四”鎮壓後,流亡海外繼續投身民運。這是我對他認同的真正由來,由于他的內斂,二十多年來,外界完全不知道他的家世傳承,直到他決定將這一段塵封已久的往事寫下來,留給後人。由于同為民國血脈的傳承(我父親畢業于黃埔四期,曾任陸軍大學的少將教官),和共同的政治理想,我們之間成了患難之交。二十多年下來,輾轉澳紐兩地民運中的很多故事,都與潘晴和我有關,流亡歲月中我們之間有過許多方面的合作。它本身也是一本厚重的曆史書,記載了6.4後的一代流亡者,在異域他鄉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不息的艱難歲月和感人情懷。

        作為他的摯友,我才專門向讀者介紹他的身世,因為文如其人,了解了他的經曆,也就悟出了他為什麽會來寫這樣一本文集。

        回到《火山口》的話題,從他的一個想法到寫出系列文集,這件事與我還真有撇不開的關系。2012年剛進入二月,中國就發生了王立軍的“闖館事件”,引起了海外媒體的強烈關注。潘晴在和我的討論中敏銳地感覺到,中國將有大的政治動蕩發生,也許會拉開一個“變革”時代的序幕,這次重要的討論促使我下了決心,認為到了中國民運力量開始行動的時候了。在這樣一種共識下,我們會同澳紐、北美、歐亞等國的民運人士,成功的召開了《中國2012——大變革的前夜》悉尼國際研討會和墨爾本的公衆演講會。也可以說,這次會議的召開,既是海外民運應對變局的轉型開端,也是潘晴《火山口》系列寫作的起點。其寫作思路是這次會議成果的必然延伸,文中的許多觀點,代表了我們之間多年來思想交流中的共同看法。

        潘晴的文字很符合我對閱讀的要求:文中價值的向度、知識的梳理、邏輯的論證、理性的行文風格、富有個性的文采我都很認同。……不僅如此,潘晴作為一位資深的民運活動家已有多年的曆史,在他的這種政治選擇和長期的堅持中,經曆了種種磨練,于是就有了一種文字之外的無形功力,滲透到《火山口》的字裏行間中。這不一定是他有意為之的,我的理解是,一部好的作品,透過文字你可以看到作者的靈魂。當然,我指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嚴肅作品,它有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對讀者來說,不經意中被吸引、被感染,于是形成了思想上的共鳴。這是一種“只可意會”的感覺:因為,你認同一種文字,就是在認同文字背後的思想和心靈。即使,這是在一個文字和思想泛濫的時代。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網絡時代,這是一個資訊異常豐富甚至大大多余的時代。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作者對信息的篩選不僅是必要的、更是艱難的。原因在于,任何一種篩選與梳理首先是價值層面上的。對于《火山口》的作者而言,先于文字的是他自身的價值立場,這個立場決定了其文字的分量與去向。正因為如此,沒有偏見的讀者,才能透過其文字的分量,去了解作者的思想,而不會將寫作者與名人效應或權力背景作等量齊觀。在文學世界裏,不同的寫作者之間的價值取向,有時徑庭,有時天淵,而在這種不同之間,我們選擇自己所喜歡的文字,也就是選擇了自己的立場。

        在我和潘晴多年的交往中,我深知他將自己的寫作定位于“良心表達者”的位置而並無他想。將其中謙虛的意味置于一邊,從《火山口》系列的內容來看,可以看出作者對中國時局的洞察和對曆史脈搏的把握。雖然他曾淡淡地告訴我,寫作《火山口》系列,只是“嘗試從一個政治參與者到一個觀察評論者的轉變”。但我更能感受到的是,他對那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一種崁入內心的深深眷戀和揮之不去的責任情懷。因為我了解的潘晴,是一個富有情感,心地善良,氣質獨特,卓爾不群,內心世界非常豐富的人,他不是一個追名逐利的人,將來也不太可能會出名,但我喜歡他的文章大氣,視野開闊和有品味。

        潘晴的不同之處在于,他的文章每一篇都很長,很少看到他寫的短文。在一個微博、微信普及,資訊、信息泛濫的時代,這樣的寫作方式,會讓他流失掉一些缺乏耐心的讀者。不過,這種文風也成為了他的個人標志。在我看來,也許他是一個跟不上時代潮流的人,也許這就是他從不媚俗的個性展現。我和身邊的朋友,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過這個問題,但他並沒有作出說明,淡淡一笑之後又去寫他那些上萬字的長文。看來,潘晴是屬于那種在長文中縱橫捭阖的作者,也許只有用一本書的篇幅,才能真正表達清楚一個完整的曆史觀和價值觀,而單篇的文章,只是他這種寫作的預演。因此,《火山口》系列的出現,也就成了他寫作的必然趨勢和結果。

        對于我來講,熟悉他的人遠超過熟悉他的文字,雖然過去曾讀過他的一些文章,但這次《火山口上的紅色帝國》的寫作,卻讓我看到了于文字中建立起來的另一個潘晴。與他的單篇文章相比,這個系列像一篇更長的文章,有一本書那麽長。也許,這是適合他寫作風格的選擇;也許,這才是一個真正活在精神世界中的潘晴。讀了他的《火山口》系列後,我開始有了新的感受,這是一種熟悉中的“陌生”,與我們多年來習以為常的政治話題討論不同,不同之處在于,他用《火山口》系列,重新展示了這個國家的未來——一個紅色帝國的曆史宿命。這是潘晴在某種意義上的一次跨越,雖然我了解他,熟悉他,但他的這部作品仍然使我為之震動。

        《火山口》以“重慶事件”引發的政治地震為切入點,揭開了中國“好日子”背後的真實面目,通過對中國面臨的各種危機的深入剖析,從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一步一步地跨越了鄧小平和江、胡時代,最後進入習近平主政的當下時局。這種通過對典型危機的剖析,而非傳統的從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經緯梳理曆史的方法,雖不是作者的首創,但選取這樣的視角來透視中國的命運,則是《火山口》的獨到之處。通過這樣一把鑰匙,讀者可以獲得一個全新視角和立場去看待帝國的未來。這一視角帶給我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作者針對一些長久困擾人們的重大問題,昭示了另一種不同解答的存在。

        前幾年,正是“中國崛起”甚囂塵上的時候,海內外的許多聽衆和紅色帝國的吹鼓手們一起過了把瘾。聽衆們在被“忽悠”中消費了曆史,而各種面目的“評論”則名利雙收,一輪與黨國的互動下來,彼此各取所需,陶醉在“中國夢”的紙醉金迷中昏昏欲睡。這正是帝國統治者所希望看到的海內外贊歌,在這個“崛起模式”的吸引下,海外資本集團早已心照不宣,舉一反三的變換著花樣,競相開辟黨國新的市場去了。連那些6.4後吃了“人血饅頭”的“假洋鬼子”也不甘寂寞,紛紛重投黨國的懷抱,甚至不願回頭看一看曾經走過的足迹。因此,沒有一顆真正純淨心靈的作者,是無法在一個物欲橫流的世界裏,對事實作出分析和判斷的。《火山口》系列的價值,就在于為讀者提供了真相。

        中國崛起話題,之前我了解不多。海內外的媒體要麽是高唱贊歌,要麽就是語焉不詳的宣傳口號。隨著GDP的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紅色帝國的擴張和影響已是在西方的真實存在。有人甚至形容為冷戰結束後,共産專制國家意識形態對西方世界的繼續擴張。這些年來“中國模式”、“中國崛起”的說法,更是被當局拔高到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程度……

        在媒體的鼓噪下,對于真正的曆史趨勢,人們又知道些什麽呢?我是做旅遊行業的,大量接觸中國來的各種旅遊團,我注意到,許多客人要麽狂妄無知,要麽小心地回避政治話題,這就是缺乏真實資訊的情形下,我所看到的中國人。了解事實真相和迷信官方宣傳,在如何看待中國問題上有著本質區別。《火山口》作者曾指出:“中國的變革,首先是人們觀念的改變。一個政治時事和曆史趨勢的研究者,應該具有自己獨立的觀察角度和價值立場,這才是真正進入曆史隧道的鑰匙和通行證”。但我們看到,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不同觀點的表達,往往被官方豢養的文化掮客,混淆為愛國與反共的分水嶺,不批評當局,保持自律,成為許多評論家逃避真相的遁詞,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喪失了面對一個真實世界的勇氣。

        面對官方令人眼花缭亂的宣傳,中國人確實有必要沈靜下來認真思考。對此,海內外學者有過各種解讀,提出了新的“發展模式”理論。但即使在對這些理論進行意識形態的過濾之後,它們仍然只是一種宏觀的理論框架,缺乏對局部以及細節的填充。而《火山口》則提供了人們長久以來尋覓而不得的答案。作者對“中國模式”導致的生態環境破壞,有內容詳實的嚴肅論證,對帝國統治將如何進入衰亡期的描述,客觀精確。使我不僅看到了“帝國”命運的密碼,在“盛世”包裝下被作者重新破譯出來,也看到這種“破譯”的內在邏輯,將如何影響帝國的命運,並最終導致它走向滅亡的“內在規律”。《火山口》所揭示的那些困境,並不是紅色帝國統治者可以任意擺脫的,中共的“改革開放”,已將這個國家改到了“國在山河破”的程度,並留下了禍及子孫後代的嚴重問題。

        《火山口》解讀了“大變革”帶來的社會變化,分析了“變革”不可逆轉的趨勢。這種將各種危機和重大事件串聯起來的曆史描述,對我而言更有真實感,因為我的人生曾伴隨了這個跌宕起伏的時代。《火山口》使人們迷失中的盲目得以清醒,使長期被壓抑在深處的民間“智慧”顯露出來,它讓人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待這30多年來中國走過的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真正對一個國家的命運提出原創性觀點,並用這樣的觀點來解釋曆史,以客觀精准的事實分析來贏得讀者的認同,這樣的作品並不多見。今天,我們可以在這一類作品的名單上,加上這本《火山口上的紅色帝國》了。

        這只是我在閱讀過程中諸多體驗的一二,這個系列涉及的範圍很廣,很難在一篇書評中展開詳盡地討論。不過,這本書的名字已告訴了我們,想了解帝國未來的命運嗎?那麽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這本書的精華之處在于:通過對帝國命運的素描,構築了一種原創的“宏大敘事”,一種與衆不同的“元話語”。無疑,作者用這種“元話語”梳理了帝國的過去和現在,使已經發生過的曆史,在讀者的眼中呈現出另一張面孔。值得一提的是,文中一些新的提法,在海內外的專家學者中還沒有見到,或許這就是這部作品的真正亮點——一個由“流亡者”展示的帝國命運真相!

        在我的閱讀經驗中,《火山口》是第一本由一個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人,一個來自草根的政治流亡者,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作出的一種屬于他個人的原創性解讀。這其中的曆史意義也許會在未來慢慢地彰顯。作者對中國命運的深入思考,以及注入文字中的良知與心血,是這本文集的無形價值所在。對于像我這樣的讀者而言,閱讀它、享受它、推廣它,就是對作者最好的感謝。在這個遲來的澳大利亞冬季,《火山口》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禮物。但願這只在寒冬中仍欲掙紮展翅的小小蝴蝶,能夠掀起一場終結“紅色帝國”冰雪之寒的熾熱風暴!
   
    高健
   
    完稿于2014年6月20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