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革命往往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视角，纵观历史的经验来看待当下的中国，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或是崩溃，其实并非是我们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必然选择。在中共“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中，中国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实行宪政，走向民主。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度出部分公民权力，实行法治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风潮，挽狂澜于既倒。当政者如果能够抓住机会，中共政权或许能像台湾威权社会的和平转型那样，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中，保持住其实质上的历史连续性——转向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
然而，究竟是帝国的运气太坏？还是一个专制王朝必然的宿命？中国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没有出现奇迹。毛死后，邓小平登上了红朝权力的顶峰，中共政权开始了寡头执掌朝纲的时代。垂帘听政的邓二世，不仅仅是帝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还是红朝权力中枢真正的决策人物。在这位“总设计师”的阴影下，中共看似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新时代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红朝一时“船未坚、炮未利，不得不求助于“黑猫、白猫、港猫、台猫、洋猫”的资本主义，毛时代的“马列主义原教旨”皆成电光泡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未能让共产党人踌躇满志几天，即以饿死了几千万人而告终。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使得红朝上下对“共产主义”饱满的希望，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海水。
文革后，红朝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中共当局陡然一变，上下同心，痛定思痛，朝着人类普世价值转向，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更有可能驶入当今世界文明的港湾。可惜的是，在中共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这个曾经出现的历史机遇。帝国寡头们，虽然把“改革开放”，当做拯救中共这艘“红色巨轮”的救命稻草。但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救党保权，不得不暂时地“韬光养晦”。红朝上上下下的官吏们，虽然个个高唱改革，其实是真戏假作，愚弄人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贪污索贿、权钱交易、损公肥私和内外勾结，迅速地拉开了红朝制度性腐败的大幕。因此，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中共当局未能激使自身变成有效力的民主和法治化的政府，将老大帝国一蹴成为和平转型的“宪政国家”。结果，中共高层在他们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让步”时候，却让中国人民心中对此充满了失望和愤懑。
其实，在不改变这样一个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党内改革派们再多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曾几何时，胡耀邦、赵紫阳等维新派人士积极主张：党政分家，将国家导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一直强烈呼吁政治改革（党政=党国，分开=党是党，国是国，因此，触动了党国的根本利益）。但变法维新，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胡耀邦、赵紫阳，徒有党国第一把手的虚名，实质上只是粉饰帝国门面的维新大臣，仅凭救党、救国的“新思维”，就想与老迈而阴奸的邓小平和“八老干政”较劲，并未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
如果人们能够洞察这个政权的本质，就知道“六四”大屠杀是注定要发生的，因为镇压是一个独裁政权必然的选择。“六四”大屠杀宣告了红朝中那些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在一个专制中国实行政治改良的失败。历史悲哀地划下了一个百年的轮回，只是当年的“戊戌变法”杀的是变法维新的“六君子”，而一百年后，屠杀的却是祖国明天的希望——那些真心热爱中国的青年。黄昏中，赵紫阳广场洒泪挥别“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同学们，未来是你们……”的画面已成历史定格，留下的只是改革者末路的无奈与凄凉。天安门学子们热血喷流的汩汩声中，坦克和机枪奏响的轰鸣曲，象征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希望的破灭，和预示了中国未来血色殷虹的命运。
眼看“六四”就到了第二十五年，“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的屠夫咒语也早已过期。遥看中国，真实的景观迎面扑来。党争与权斗，民怨与维稳，镇压与反抗，掠夺与民生，发展与出路，革命与改良，变革与希望，无不交织着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对百年宪政梦想的追求与期盼。诺大的一个中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早已像一座岩浆汹涌、欲待喷发的火山。而统治者坐在火山口上取暖的那份麻木，和中南海对时局演变的失控与慌乱，概不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来临。
虽然中国面临大变革来临的巨大压力，但中共这个政权会主动变革吗？如果不管天变，地变，民变，官变，中共就是不变。人们又该如何抉择呢？历史告诉我们，未来不外乎是两条路，中共主动改革或迎来革命。而笔者认为：变革，相对于改革或者革命来说，本应该是中国一个更恰当的选择。顾名思义，革即除旧，变即创新。光改不行，改需要来自统治者的自觉。所谓改革，无庸讳言，就是挥刀自宫，真正的改革者要有为苍生念，为国家计的治世品质，更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而今日中共寡头要员中，哪一个有此之心，有此之志？今日中国之改革，实在是比革命还要难！而变就不同了，变是指社会内部外部自发的变化，特别是整个社会压力的释放。是由不得当权者的。革命，则是被逼到了极端，顾名思义，是和人命联系在一块，要流血的。自古只有“逼上梁山”，没有谁吃饱了饭就造反的，革命从来就是被逼出来的。故聪明如温家宝者，说出了实话，保名乎？保命乎！此公已经看到，大变革的来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因果、形势使然。不论它以什么样地面目出现，以和平的方式，还是流血的代价，这将完全取决于中共自身的选择，和因果法则的历史规律。
但历史的悲哀在于，中共是注定要被历史埋葬的，中国人也注定了：要么成为一个独裁政权的殉葬品，要么在革命的浪潮中迎来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未来。在改革已死，民生维艰，官权暴虐，民怨沸腾的当下中国，人心浮动，社会动荡，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的思潮隐隐涌现。近几年来，国内各大学府中的精英们蔓及各地，举办讲座，开辟论坛，针砭时弊，宣讲革命。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者们纷纷深入城乡，协助市民和农民维权。在每年近二十万起的群体事件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当官方为了维稳，拼命压制和封锁消息之时，这些活跃的人权义工，却将事件的真相透过互联网，发往全国，传遍世界。此情此景，恰似辛亥革命之前，国情民心的百年轮回。在当局堵塞了所有的民意合法申述的管道，拒绝了所有要求变革的社会愿望时，这些遍及全国的民间抗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来临的前奏。革命思潮，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这不是人为可以止息的，当局的压迫只会使人民革命的意愿越来越强！
日前，已有国内的革命志士发出了“北伐”呐喊：
余等将集众民之力，北上伐贼！蓝天不见，碧水不见，人心不见！
食有毒，穿有毒，住不实！民之后代何能存矣！
今高举国父旗帜：民主、民权、民生！北上伐贼！
以吾等之热血，铸吾等后代之民生！
北上！伐贼！
海外则有“革命党”遥相呼应，发出《民主革命檄文》：
檄文呼吁：“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
檄文指出：“当今中国“天怒人怨，天下苦共久矣。中共统治集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族被压迫人民之公敌。”
檄文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共担天下道义，并肩奋斗，救亡图存，在此宣誓吊民伐罪，共讨国贼。”
檄文宣告：“民主革命的洪流，一旦发动，必将以冲天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一切反自由、反民主、反人类之污泥浊水，创建自由、民主、法治和均富的新社会。”
这表明，海内、海外正在汇聚着一股革命的风潮，而且会越来越快的蔓延开来……
当年，满清王公载泽面对革命思潮时曾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一语道破了革命发生的原因。
如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一文中也指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他还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
胡德平的讲话意在警示中共：“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而中共的新任常委王岐山，也特别向党内的高级官员们，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用意不说自明。对此，人们不难发现：革命的危机意识，和预感革命来临的社会心态，已成为体制内外的共同话语。王岐山是想提醒中共吸取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教训，防范革命的发生。而胡德平明着是警告当局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实际是警告当局如不改革就会有“大革命”再发生。
不过帝国寡头们，特别是新君习近平，仍虚火十足的以“三个自信”给自己壮胆，以“中国梦”维持着党国在“火山口上烤火”的那份麻木。却不知坐待和拒绝变革，等来的只有革命。虽然中共的御用政治裱糊匠和油漆工们为帝国拼命涂抹新的油彩，但在残阳如血的红朝统治下，中国人已不再甘于忍受奴役了。就在中南海新贵们磨刀霍霍、呲牙咧嘴的对人民“亮剑”之际，人们已不难想到，一旦革命的枪声脆然响起，60多年的血色党旗，必将在亿万国人的唾弃之中应声而落……
历史的吊诡是：其实，革命并不是革命家们所变的戏法，说声“革命啦”即会从天而降。而独裁者们愚蠢的是，对历史的经验视而不见，以为只要严酷镇压，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表明：革命恰恰是统治者们逼出来的。而这种被逼迫出来的革命，没有人可以预见它的发生方式，也没有人可以预见它的动荡规模。
历史的悲剧是：革命目标，原本是可以用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改革来实现的。在所谓“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中共领导人的保守僵化，以及中共大家族权贵集团的贪婪和反动，加上新君习近平的脑残和顽固，必将使得短跑的革命快速地追上改革的步伐。
历史的局限是：所有政治权力运作者，包括追求民主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无论他们的理念和信仰是多么的不可动摇，却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特别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如果顽固地抗拒历史潮流，犯下而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激起巨大的历史波澜，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而革命往往是在历史的拐点处爆发，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让人战栗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一个平稳的变革机会，或者说机会曾经出现过，但当政者无视和拒绝了这种机会，而民间也无法驾驭这种机会。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从来都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恰恰是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结果。
因为，一个社会的变革，它不只是来自于当权者们的主动作为。更多情况下，是来自于整个社会被压抑的巨大能量的爆发释放，就象核聚变反应一样，要想人为的控制，只能是统治者的痴人梦想。在改革已死的今天，中国的这场变革必然会导向革命，而这场新的民主革命，将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所有的革命，所有的造反，均不相同。因为，这场革命是中国人百年共和之路最后的临门一脚，在国人的心中，这一革命的目标已经确立，那就是再造共和，建立永远避免为权力和生存而撕杀的宪政民主国家。让社会公正，让人心安定，让江山无恙，让子孙安康，这将会是一次开中国万世之太平的革命。
（未完待续）
潘晴
2014/1/10
于澳洲悉尼
注:《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共十个章节，敬请关注：
六、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论托克维尔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