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控訴】火山口上的紅色帝國（4）/潘晴

六、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论托克维尔定律

        ——米什莱说“什么是大革命？就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此时，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巴黎圣母院的庄严圣歌，只不过，已经没有上帝在天国俯瞰，“永恒正义”的标准，是由人来书写的。【1】

        中共十八大之后，帝国的新统治者们即有计划地开始了一场中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反腐运动。而操刀这场运动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却在上任不久后向党国的官员和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不久前在中纪委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条消息不胫而走后，此书一时“洛阳纸贵”，迅速脱销。对这本书在中国的畅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发表文章称：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 ……

 

        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另有什么原因？托克维尔的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引起了中共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如果你在Google.上输入：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条目时，大约可以找到 856,000 条结果 ，我们来看一看，托克维尔写了些什么？

        这本书内容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多读几遍才行……

 

        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对法国大革命一般的历史叙述，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

 

        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就会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在托克维尔看来，至少有两条原因彰显了法国革命的价值：第一，法国革命使得在法国，平等的思想演变为现实，即便自由权利并未扩大，但是每个人都能更加平等地享有自由；其次，法国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还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英国。他充分评价甚至预言了法国革命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
 

        在托克维尔身后，法国革命开启的革命浪潮席卷世界，而且在不同地方不同阶段添加了新的内容，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于人类现代历史上第一波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的解释，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话题最为深刻、客观的思考以及所有讨论的起点。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的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2】

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目的何在？

 

        早就听闻王岐山推荐这本书，笔者几年前还专门找来看过。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论美国的民主》远比这本闻名。如果不是这几年中国社会动荡，民怨沸腾，中共高层与权贵阶层普遍陷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当中，这本书可能还不会为世人关注。由于中国至今仍然是由高层来决定走向的政治，因此，政治高层的喜好，包括他们最近爱读什么书，都会成为人们猜测中共政治动向的风向标。

        托克维尔的观点是（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从而发生革命。

        这个吊诡现象是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不少人在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都可以会心的感受到“托克维尔定律”在当下中国的验证：“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王歧山推荐此书，当然有他的用意。对知识界人士和社会精英，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的重演。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托克维尔定律告戒中共领导人，别以为改革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弄不好即会“洪水滔天”。所谓“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的说法，其实用心险恶，散布这种观点，无非就是要让共产党下台。

        中共七名新科常委当中，王歧山是学历史的，他关注于这条托克维尔定律，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思考。所谓不走“邪路”、不回“老路”的说法，实际上是拒绝变革的一种宣示，表明了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共的政治走向。

        王歧山倒也不是“危言耸听”，他确实是看到了中国现状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相似性，因而对执政当局提出警告，他推荐这本书，可谓用心良苦。

        法国大革命前夕类似当今的中国，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农民拥有土地，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大家回头看看中国现在的经济热点，与1789年前的法国何其相似。当时的法国也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并没有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

        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谘询。”——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例如“网络民意调查”，“微博问政”，“领导人关注互联网”。与法国统治者不同的是：中共当局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是接受公众舆论反映的民意，而是妄图封杀二十一世纪已无法消灭的网络空间。

        中共畏惧大革命是对人民欠下的历史债务太沉重，而又拒绝偿还，连分期偿还的意愿都没有。如今的中国，民怨四起，危机重重，党国的权贵们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烤火，依仗着盘剥人民的血汗来支撑天量的维稳经费开支，廉政改革已成空话。习近平上台后不到一年，已经从最初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刮反腐风暴之势，变成了静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而最新出台的经济政策，无非是进一步让渡主权的“金融特区”，维持GDP增长的手段仍然是“城市化”，即继续圈地盖楼以带动投资。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的是：中共有关土地流转政策（土地私有化）究竟如何出台？如果这是中共最后的看家本钱的话，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面临黔驴技穷之势。

        尽管中共权贵集团和依附这个体制图利的中产阶级，普遍的畏惧暴力革命的发生，但他们对此已经没有自信。中国各地近年来泄愤型的群体事件增多，而且矛头直对官府和富人，各类群体事件中的部分参与者打砸抢烧越来越多，一旦在外部条件具备时，几乎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参加者。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政权，虽然目前仍拥有的“国家的镇压能力”，还可以暂时地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但在所谓“仇官、仇富、仇警”归根到底是“仇共”的社会对立情绪中，没有人可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98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3】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曾经这样宣布过，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这也就意味着从此历史学界不再将法国革命史作为研究的中心了。但历史常常出人意料地以某种形式重演，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又开始关心和讨论起有关“革命”的话题了，革命再次成为了一个国家对未来命运的选择。

 

        对于当代人类社会而言，1789年的法国革命，才真正使革命成为了现代概念。1789年7月14日，当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着“旧制度”的巴士底监狱时，国王路易十六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勃然大怒：这难道不是一场暴乱吗！他的待臣回答说：不，陛下，那是一场革命。这样，“革命”一词在法语中从具有意指地球转动的天文学术语而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性概念，指代着从君主专制制度向自由制度的政治转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变革。从此，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进入了现代世界，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大陆的历史学者，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朱学勤教授，近年来曾在各种媒体上不断地谈到“革命”的话题。分析自英国革命以来的世界革命史，提出1.0、2.0、3.0三个革命版本，认为1.0版本最好（小革命——仅仅是政体革命）。他的看法其实是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即不革命不行，大革命（法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的革命）带来恐怖，小革命（英国、美国式）是最佳选择。因为小革命是有限革命（如辛亥革命），是在尊重现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社会不需要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但如何才能实施“小革命”而避免“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没有良策。在当今中国，无论人们是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只要革命还没有发生，这种争论就一直会延续下去。而对未来前途真正产生作用的两方：中共统治集团和人民的意愿仍处在胶着对峙状态，而他们才是改变历史的主角。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现实往往与美好的愿望背道而驰。

 

        今天，人们在为革命话题发生激烈的辩论时，其实只是历史的再次轮回。历史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当革命发生后，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自然会对革命发出不同的声音。保皇派将其称为“大叛乱”，保守主义的英国思想家伯克【4】在法国革命刚刚爆发时，就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发出“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质疑。他比喻说，如果一所房子老化了，为什么非要拆掉，而不是对其进行改造和装修以符合时代的要求呢？他只想对旧制度进行简单的修补改造。而美国革命派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则奋笔写下《人权论》，认为当专制君主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时，人民当然有权利起而革命！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不是共产革命的鼻祖马克思首先将这些革命称之为“革命”的，早在1826年，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基佐就出版了《1640年英国革命史》，深刻剖析了英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托克维尔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在1856年。他聚焦于两个主要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和革命的意义。无论他们得出的具体结论如何，但都对革命的合法性给予了有力的辩护。

 

        说到底，对革命合法性的辩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革命原因的揭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揭示了人们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不能采用别的方式来避免革命。由此，直接涉及到革命者和他们要推翻的旧的制度的关系，也即人民和统治者即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捍卫“生命、自由、财产”——革命的天赋权力和原动力

 

        在托克维尔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的1689年，英国革命发生后思想家洛克就出版了《政府论》来对革命进行解释。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这样的政治权力，或者说有服从政治权力的义务。原因在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随后，洛克又将此排列为“生命、自由和财产”。在历史上，正是洛克第一次把“生命、自由和财产”排列在了一起，称之为人们的权利，以及作为现代社会和政府存在的目的，也是评判政治权力合法性或者正义的唯一标准。【5】

 

        在《政府论》一书中，洛克反复论证了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政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联系到英国革命前的实际，当国王完全不经过议会的同意而随意征收吨税、磅税和船税时，就是完全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权，侵害了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样的政府难道还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吗？显然不是。

 

        事实上，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民该怎么办。是甘愿听任政治权力对人民利益的侵害，还是要进行反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洛克看来，唯一的方式就是人民进行革命和起义，重新获得原来转让出去的权利，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政府，这是人民用来重建一个新的体制、捍卫自己权利的唯一方式。“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

 

        当今天人们还在辩论革命的代价，认为革命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非常大，暴力将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失序。对此，300年前洛克已经想到并给予了解答。洛克认为，实际上，人民不会随意发动革命，“这种革命不是在稍有失政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的。对于统治者的失政、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法律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但是，如果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都殊途同归———人民不能不感到他们是处于怎样的境地，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前途如何———他们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

 

        读完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人民是在经受了多少苦难后才会决然进行反抗。同时也可以像洛克那样提出问题：“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试问哪一种情况对人类最为有利：是人民必须经常遭受暴政的无限意志的支配呢，还是当统治者滥用权力，用它来破坏而不是保护人民的财产的时候，人民有时可以反抗呢？”

        如果认同“生命、自由、财产”是第一位的，革命的原因就变得非常简单，也很容易理解。面对着以国王个人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为所欲为，面对着人民的权利所受到的侵害，或者说，面对着一个非法甚至是野蛮的政府的时候，难道人民就不能够进行反抗？对于这一反抗，在洛克那个时代，保皇派们就已经将此看成为是“叛乱”，认为将给社会带来混乱。对此洛克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究竟是压迫还是抗命最先导致混乱，我想公正的历史会去判断。”
 

        事实上，革命并不是人民暴力的自我宣泄，而是在统治者违背法律侵害人民权利情况下的一种自我捍卫。更进一步地说，革命本身就是人民所拥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如果我们不考虑革命的原因而对“革命”本身的暴力进行指责的话，或者说幻想着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话，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人民捍卫自己权利的这一最后的“权利”，因此，在洛克这里，革命只是人民诸项权利中的一种，并且，这是一种自然性的权利。正因为此，思想史家邓恩才说，洛克写作《政府论》的主题就是赋予了人民一种权利，即使在一个合法的社会里，当统治者滥用了他的权力的时候，人民也可以反抗统治者。【6】

        回到历史的长程跨度来看，一个富有革命传统即革命频发的社会或民族是不幸的。就中国而言，它的革命历史与命运，表明了这个东方专制帝国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或合法的途径，有效地克服制度变革的困境，以至于不得不被迫诉诸于革命来改变自身的命运。

 

        对革命意义价值的判断上，贯穿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性错误，是共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迷失。但是，从道德意义上批判以往的革命带来的灾难是一回事，在社会变革意义上否认革命的必然性或其必要性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那种完全否定革命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论调不光不能够阻止革命的爆发，反而会从背面激发革命。这是王岐山的清醒之处，这也是中共的悲哀之处，至少针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言，革命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咒——这就是托克维尔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革命不是必然，更不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它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发酵的结果，是必然与偶然的交集，理性与非理性的汇合。革命既有正义的表达，也会伴随着非理性的激进。但就像托克维尔提出的下列问题一样——这个社会为什么非要经过“革命”才能从僵死的“旧制度”中走出来呢？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样的问题才是发人深省和值得认真思考的……

                 文/潘晴

                2014/1/13

敬请关注：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5）

七、社会矛盾的火山口——“群体事件”之分析

注【1】：米什莱——法国历史学家，著有《人民》、《法国大革命史》、《法国史》

注【2】：《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丹尼尔·贝尔著、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

注【3】：弗朗索瓦·弗雷——20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以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著称。1997年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同年7月去世。

注【4】：《法国大革命沉思录》——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法国大革命批判者

注【5】：《政府论》英国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著作，出版于1690年。（科学网）

注【6】：“论革命”——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