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作者汤志敏于1999年用荷兰文出版的自传《流泪的天安门》，封面照片摄于1999年5月北京使馆区
一 中国梦，家乡梦
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做了许多许多年中国梦，大大的，重重的，厚厚的 ，浓浓的，中国的梦， 五千年。
如今，老年将至，中国越来越大，我的梦越来越小，我累了，我告诉自己，算了，别做梦了。
在远去的中国梦中， 我梦见家乡，在家乡的梦里， 青山是否还在，我看不清楚，但我清晰地看见， 年迈的父母， 健在，依然。他们在等待，等待不小心走失的孩儿及孩儿的孩儿们平安地归来。
是对父母的愧疚？ 是对自己的怀疑？ 我从梦中走了出来： 啊，中国，家乡！啊，家乡，中国！
图片：作者汤志敏展示自己坚持了30年并以放弃西方国家国籍为代价而保留的中国护照
二 我回国了
我的父亲因病住院了，母亲要我带四个孩子尽快回国，以免后悔。这给我出了很大的难题。自2005年我回国探亲被流氓份子打着国安的旗号绑架，后经荷兰政府调停回到荷兰以后， 我就发誓，只要中国的政府还被那些流氓操控，我便拒绝回国。我还告诉父母说， 如果我们今生不能再见，我们便相约天上见。过去的十三年中，父亲已经好多次病危了。也许是因为对我和我的四个孩子们的牵挂， 我的父亲每次都从死神那里挣脱回来。
过去的十几年来，我几乎与父母及家人断绝了所有联系，免得那些流氓因为我的缘故而骚扰他们。我原以为，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母亲的电话让我又喜又悲，喜的是父亲居然还活在人间，悲的是我和孩子们不可能回去。
上大学的两个孩子得知我的悲哀后，义正言辞地指责我不孝，笑话我自己吓唬自己。他们说是我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其实没有人会在意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些不疼不痒的言辞，也没有人会重视我那些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的所谓爱国的行动。他们还责怪我自私，要求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所谓理想而让他们徘徊于中国的大门之外。中国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都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世界在变化， 中国在变化，他们要自己去认识中国，他们要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我无言了。我陷入了沉思。
毫不避讳，专家诊断我患有创伤后遗症，容易紧张，容易恐惧，会自己吓唬自己，是因为过去的伤痛超过了我所能承受的限度，精神长期劳累所致。在专家们的指导下， 我认识到，患有这种创伤后遗症的人哪里只是我自己？而是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按照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放松绷紧的心态，应该修正并安慰受伤的心灵，应该接受心理治疗。
难道那些在2005年绑架我的流氓们，仅仅只是绑架了我吗？ 难道他们没有绑架整个中国的政府和在中国执政的那个党吗？难道他们打着中国的旗号， 就可以等同于中国吗？难道因为一些流氓的行为和伤害我就可以不要我的父母和我的祖国了吗？当然不能！难道在今天的“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大潮中， 那些流氓不是一个个地被抓了起来了吗？难道“反腐”不是我在大学三年级时代，我和同代人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追求的吗？
我已经完成了我作为那一代人应该完成的使命，我已经做了时代赋予我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不该遗憾了！
是该我放手的时候了，未来的世界是年轻一代人的。紧张了大半生，操劳了大半辈子，我该考虑真正地为我自己活了，国家的事，社稷的事， 我就不用再劳神了，交给下一代人去处理吧，我决定退役，告老还乡，潜心从事艺术。
中国是大家的中国，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国，是所有中国人的家！让中国的人们用他们人性之善之光辉把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黑暗照亮。善哉！善哉！善善哉！
图片：作者汤志敏（左一）与四个分别为22岁，20岁，18岁和11岁的孩子们合影
三 卖书卖作品筹集路费
2005年的中国行，把我带进了地狱。我在那里遭受了精神上的折磨，流氓打着国安的旗号用尽各种办法要让我的脑袋想他们所想，要我的嘴巴说他们所说，要我成为他们谎言的宣传工具， 要我成为他们的人。我使出了浑身的招数来维护自己的良知，和他们周旋，当荷兰政府以我是荷兰人的母亲为由将我赎回荷兰以后， 我精疲力尽，像一个冻僵的石头。
之后的这些年里，流氓们打着中国政府和驻外使馆的名誉，继续骚扰我，要将我变成哑巴，变成废人。他们实行“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群族灭绝政策来对待像我这样只想为国家好，对别人好的好人。除了我个人和我的家人收到威胁以外，我的朋友们和工作伙伴均受到威胁，还加上收买，我因此经济上和婚姻上都倒闭，背了很多的债务。
受我们所居住国比利时公司倒闭法的保护，政府委派律师帮我管理我的债务和收支，不让债主直接与我联系而骚扰我，我的律师虽然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非常理解我要带孩子们回国看望父亲的心情，但是，他认为我们在比利时以外的支出，他不能支付，而这次的中国行， 他也只能支付我一个人1000欧元的费用。大的两个孩子们自己边上学边打工，可以自己支付，小那两个孩子们的费用只好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手里还有一些我自己写的书《流泪的天安门》，可惜只有荷兰文版本，我们决定以10欧元一本出售，多付更好。
同时，我现在就读于比利时TURNHOUT城市艺术学院素描班，每天都有习作，你也可以买我的作品，愿意付多少就付多少，我不还价，有意者请跟我联系，我的电话是0032
466 439 000，电子信箱是 atelierchina@live.nl， facebook账号名是白易安，推特账号是@tangzhimin。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捐款, 账号是BE20 0636 2226 6856, Bic code是GKCCBEBB ，账号姓名是Zhimin Tang.
图片：汤志敏的习作，炭画，70 x 100cm， 2018年3月於比利时
四 冒险的代价
关于我回国的决定，在我的朋友圈中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的认为我简直就是去送死，莫过于自杀，并坚决劝阻。 有的认为虽然不理智，可也能够理解，但他们认为我应该悄悄地去，无声无息，速去速回。而对这两种意见我都没听。
我能够理解那些坚决反对我回国的朋友们的心情，他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国内没有亲身遭受过迫害，但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建立在过去几十年来国内无数的好人被无辜地迫害致死还有被活摘器官的事实上，领取了西方人权国家政治庇护的，他们担心我回国被流氓毒害，还有就是在国内被迫害得差点死掉，经受过酷刑的，他们担心我承受不了他们所经历过的酷刑和折磨， 而被迫走向反面， 不情愿地成为流氓的帮凶。
但是我坚信， 在中国没有标准，有法不依，实际上，中国的事，谁说了也不算，而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同样的遭遇，更不是经历同样的遭遇都会是同样的结局， 而且， 逃离中国也不是不受迫害的保证，事实上，很多人在国外依然遭到迫害，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比如说，经济的迫害，情感的迫害， 健康方面的迫害，等等。而且我是有神论者，我相信，人的命， 天注定，不该死的人，无论怎样， 也死不了。 再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而已。因此，对我这样不知死过了多少次的人来说，死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自从我们决定要回国的那天起， 我看到我的孩子们从未有过的开心，
对生活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热情，他们突然发现他们那个不起眼的中国妈妈在中国有那么大的一个家， 有那么多的亲人，他们好激动，好自豪，他们因此对中国冲满了向往，过去以不学绑架过他们的妈妈的国家的语言为由，而拒绝学中文，而现在他们主动学习中文，甚至考虑将来把国籍和名字都改成中国的！仿佛他们过去是飘在水面上的浮萍，没有根，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是谁，来世上干什么，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听我讲关于中国的故事及我在中国的经历，更不愿意听我对中国的见解。
如果， 此次回国我真的遇到不测，那么他们将会明白我无法让他们明白的事实，他们会明白他们的妈妈为什么成其为他们的妈妈。而我在国内的亲人也会明白我不是流氓所宣传的那样无情和变态，他们终于会明白谁是谁非。所以，就因为这些，我冒险一点也不亏。
对我来说，生命本身就是冒险，投胎是冒险，出生是冒险， 成长的每一步都是冒险， 活着本事就是冒险， 死依然是冒险。
如果，我们在国内的旅途一切顺利，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们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广告，全世界都会看到中国的进步，无数的精英和有识之士就会云集中国，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有谁会不要这样的结局呢？只要是人，是中国人，就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会悄悄咪咪地回国，我选择大张旗鼓，一切公开，一切透明，包括我们航班的信息。 我们堂堂正正地回自己的国， 回自己的家， 堂堂正正地去探望父母和亲人， 堂堂正正地做母亲， 做儿女， 做中国人， 做好人， 我们凭什么要偷偷摸摸呢？ 再说了， 就算我们不声不响地回国， 那些流氓也会知道的，反而蒙在鼓里的只会是好人， 而能够监督流氓行径的正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好人啊！因此我在此公开我们的航班，敬请监督。
我们5月8日20点20分从布鲁塞尔乘海南航空， 5月9号13点50分到深圳保安机场， 5月9号晚19点15分乘海南航空，20点55分到到贵阳龙洞堡机场。在国内一律乘坐公交车。5月16日21点55分，乘海南航空从贵阳龙洞堡23点30分到达深圳保安机场，5月17日9点25从深圳保安机场乘海南航空离开中国，5月17日 16点到达布鲁塞尔。
照片：作者汤志敏与好友荷兰知名政治家Harry van Bommel 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广场
五 以微笑代替眼泪
图片：作者汤志敏的作品《相由心生》， 水粉，50 x 70 cm， 2017年夏，已被收藏
我的书名叫《流泪的天安门》，是天安门在流泪， 而我也在流泪。
89年以后，在我的周围，几乎人人想离开中国，而西方政府也打开大门接纳中国的学生学者，那时，有朋友劝我逃亡，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是站在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那一边的，我不是异议人士，不该逃亡，而异议人士是那些与人民为敌的人，他们才该逃亡。我倒是争取以留学的方式离开中国，1992年，我被美国西沃雷根大学录取，可是我一直申请不到护照。
那时，有掌握国家权力的犯罪分子利用这个出国潮流乘机发横财，我被要求交付50000人民币，我拒绝配合腐败，我说：我可以等，等那些老家伙们死了我还活着！可是，我从贵阳哭到北京。2年以后， 贵州省当时的省长及夫人真的就因为贪污受贿而被处决了。当我1995年再去办理留学荷兰的护照时，没有人敢管我要钱，只是，我每到一个部门， 就会有人惊讶地问：你就是汤志敏？我交了103元人民币手续费！2005年我被绑架以后我发誓，只要中国不改变，我就拒绝回国，我回来的时候就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的时候。谁知道呢？我拭目以待！
1995年我来到荷兰的时候，我太高兴了，以为自己终于自由了，由于我很快学会了荷兰文，1999年复活节，我写了长诗《在那个美丽的夏天，我死了》。荷兰人以我为骄傲，我的故事很快被媒体发现，我没有觉得自己是英雄，也没有想过要以我的故事去挣钱，我只是想要告诉世界：我还活着！活在自由里，活在爱里。
我错了，我根本没有自由！我的故事《流泪的天安门》的出版，将刚刚从死亡中沉睡了10年的我带入了战场，就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的时候，人们在书店却买不到我的书，过一段时间，书店纷纷将书退回出版社，本来定好的再版计划被取消，因为我的故事“太政治”， 后来出版社莫名其妙地宣布倒闭，版权不知落入了什么人的手里。我很失望，也很累：在这个号称人权最好的自由国度，人人是自由的，就我不自由，因为我来自中国！
2005年， 我被设了圈套骗回中国，流氓以当地政府的名誉和我父母联系， 通过我父母告诉我国内情况已经改变，希望我利用我的国际关系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并欢迎我回国来投资，可那是一个陷阱！三个星期的行程中，我全程被跟踪，三次被绑架。流氓们对我很“好”，没有打我，没有对我施加酷刑，可是，我被进行心理的和精神的转化，转化的目的就是要我站出来说他们对我很好，说中国的警察很人性，中国在人权进步了之类的话，我做不到，我无法撒谎，因为我的良心还在，那才是真正的摧残和折磨。
就算这一次又是一个陷阱，是一个火坑，是一座刀山，是一个火海，我也要去，因为对父母的尊敬，对孩子和对亲人的爱乃是人伦也是天理，我义不容辞。可是，我不再流泪，我也不去天安门，看不到天安门的眼泪。
我将以微笑面对一切该发生的事，用微笑对待每一个我会遇到的人。过去的痛苦我留给过去，在我看来，人活着本来就是受苦， 因为有了苦难可受，人才会进步，生命才会升华。我要回到生我养我的贵州的大山里，找回我的原本近乎於无知一般的天真。记忆中，那个洪荒落后的山坡就是我的天堂。
我为这次中国行准备了两首歌，中国本土的创作《啊， 中国的土地！》和英文原创《We Shall Over Come Someday》我自己翻译成了《我们定会胜利》，我愿意为任何一个人义务演唱，如果可能，我到大街上去唱。
2，汤志敏回国之前，向为她此次回国捐款的朋友们，在她就读的艺术学院的画室用英文和中文演唱《We Shall Over Come Someday/我们定会胜利》，她说：“我这次回去是为了和平， 而不是为了斗争，因此我肯定会回来，活着回来。”
六 最后的倾诉
我怀着满腔对亲人对祖国的爱而来，我为和平而来，而不是为斗争而来，因此，我保证在中国逗留期间遵守中国的法律，我保证不自杀，我保证不杀人，保证不偷盗， 不抢劫，我保证不携带武器和毒品，保证不汹酒，不吸毒。
我保证最大限度地克制，保证善待每一个人，我保证没有人指使我，反而是我自己力排众议， 决意要回国的。
我还保证我和孩子们在回国之前，做过体检，身体健康，没有异常，
我保证不悔过，我还保证此次回国不带电脑， 不带手机以及任何人的联系方式，同时， 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想法不同，和我合作过的人早已和我断绝了关系，我保证没有情报可以提供,
最后，我还保证不去嫖娼。
图片：汤志敏家中的释迦牟尼佛像，单手立掌发正念式
七 补充我们在中国的联系
我的爷爷汤绍兰，已故，当过中华民国的军人。
我的外公陈德芳，已故，土改时被判为地主，被捕后离奇死亡，家人没有看到尸体，也不允许问尸体的下落及死亡的原因, 家产被没收，子女沦为孤儿。
我的弟弟汤志泽，已故，2012年我在比利时被以车祸威胁的时候，在中国遭遇神奇车祸，当地医院不给治疗，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我的祖先商汤，已故，商朝建立者，爱民如子的一代圣君。
我的先祖汤和，已故，明朝开国将军，被封为信国公，晚年时告老还乡。
我的先祖汤盘，已故，汤和之子，明朝镇南将军，跟随信国公汤和，收复云贵缅，完成任务后定居今天贵州省盘州市乐民镇， 墓地在贵州省盘州市乐民镇。
我的父亲汤修达，病危，自2005年起，双手不自主地颤抖，生活不能自理，医生诊断为脑部供血不足， 据我推断是2005年我回国被流氓绑架惊吓所致，目前居住地址：贵州省盘州市保田镇大阿方村.
图片：商汤，已故，商朝建立者，爱民如子的一代圣君
全文完
2018年5月1日于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