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

中国反对派行动指南


总原则:中共只认实力,不讲道理,毫无信用,对这样的流氓统治集团,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愚蠢透顶,唯有以多种手段反抗。有效的反抗,是中共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唯有有效的反抗,才可能迫使中共作出让步。

一,(至少在中共尚未失控的现阶段)国内反对派不能公开组党,只能秘密组党,更不能向中共当局民政部门登记,否则便是自我暴露、自投罗网。民主墙、国内民主党组党的被镇压,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二,NGO非政府民间组织、包括宗教气功组织、“老兵协会”在内的一切民间组织,不管是否涉及政治,都不能向中共当局民政部门登记,否则便是自招取缔和镇压。因为中国传统的“伸手不打笑脸人”的规矩对中共不适用,中共镇压一切不受它控制的组织,法轮功、香功、彭明“中发联”的被镇压,和多个被取缔的NGO就是教训;

三,要游行示威,就直接上街,事前决不能向公安机关申请,无数的教训表明:向中共申请游行示威,完全是自投罗网,不仅申请肯定会被拒绝,还会自招中共的上门抓人、打压、监控、骚扰...中共不会因为你守法、按程序来,就不会动你,反而因为你守法、依程序,更方便、更肆无忌惮地打压你;

三,国内反对派组织现阶段不宜进行成规模的(如数十人以上)示威,因为这样做会暴露实力、暴露组织,而应该采取化整为零、三三两两的游击展示行动,令中共难以镇压和防范;

四,反对派在国内实施游击展示行动,以公共场合张贴、散发为主,也可以采取段时间展示作秀的方式以为辅,拍摄照片,对照片进行面部模糊处理后,发布上网,以鼓舞国内外反对派士气、鼓励民众起来反抗;

五,反对派在国内实施游击行动,一个别动小组,以两三人为宜,多了目标大,行动不便,容易暴露,一个人则太孤单,行事难度大;

六,反对派在国内实施别动,本着“有名的不做事,做事的不出名”的原则,某一个地方的知名反对派人士,一律不参与别动,最多只向别动组发送当地地况、交通、地点等指南信息。因为自胡锦涛开始,中共实施“大维稳”警察国家战略,几乎所有的知名反对派人士都遭严密监控,知名反对派人士参与别动,必然遭中共轻易地侦获和镇压;

七,反对派国内别动,最好异地进行,如湖南的去湖北别动,郑州的去北京别动,异地进行别动,中共侦察的难度就会增加;

八,国内别动,事先应该进行踩点,了解周边环境和警力部署情况,尤其注意要避开摄像头,还要配备口罩、围巾(如在冬天)、手套等工具,这样,中共纵有福尔摩斯也难破案;

九,对于国内不幸被抓的反对派同仁,海外反对派人士要尽力高调呼吁!要破除那种所谓“高调对被抓者不利”的大谬观念,许多被抓者的家属就被此种观念愚弄,认为海外高调呼吁,会导致家人被整备重判,因此不敢作声,拒不配合“大赦国际”等国际人权组织的行动,拒绝采访...结果因为家属的不配合,国际人权组织不得不关闭受害者档案,而正中中共吓怀!
实则恰恰相反,对于被抓的反对派人士,海外越高调呼吁,中共当局的顾忌就越大。请看,同样是参与“六四”运动者,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李旺阳为什么被判得极重,而王丹、周勇军、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就判得相对很轻?就是因为王丹等人当时的名气和关注度,比余志坚、李旺阳等人大得多!

讽刺习近平漫画制作者姜野飞被抓回中国后,由于其在国内外的家人均听信国保的鬼话,采取少发声的低调做法,结果却是中共对姜野飞的折磨肆无忌惮,姜野飞在狱中一只眼睛被打残,被严重超期羁押已达600天以上,家人寄送的钱和衣物统统收不到,由于姜野飞家人不配合,大赦国际已经关闭了姜野飞的档案,而今姜野飞家人后悔莫及!

教训是沉痛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共是只认实力本性,决定了它的欺软怕硬!你越低调,它越猖狂,要是你能它足够的压力,它反而会收敛、老实!

请看,郭文贵为什么不低调?就是因为郭文贵最清楚中共的流氓本性!

中华联邦共和国筹委会
201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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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山东两地公安调查李向阳,构罪秦永敏

马律师:
我是李向阳(身份证号码:37282719620919371X)今对你的问话作以答复。

一、对“你是否因秦永敏的事情被公安部门进行过调查”之问的回答如下:

因秦永敏的事情,武汉警方到我所在地沂水县对我作过调查,做过一个询问笔录。

二、对“你是否证明秦永敏先生从事了‘组织、策划、实施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之问的回答如下:

我从没有证明“秦永敏先生从事了‘组织、策划、实施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假如有这样的材料,那一定是假造的。案卷中相关我的材料,能否发给我以辩真伪?

三、我把当时武汉警方来调查我的情况,简述如下。

当时,沂水县警方告知我武汉警方来到沂水向我调查情况,把我带到了沂水县最高级的宾馆沂河山庄。我被带进了一个客房内。这客房内,有一男一女两人,他们说是武汉警察,向我调查有关秦永敏的情况。

我一进宾馆,就嗅到一种让人恶心的气息,在我感觉来,那是男女床第之欢后的气息。当然,我绝对不会认定就是这房间里的一男一女做那种事,他们就是做那种事,我也没看到。所以,我只是说嗅到那种气息。在此特别声明,我绝对不是说武汉警方的这一男一女在这房间内有床第之欢。

尽管这房间内的气息让人感到恶心,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努力回答了问询。我当时回话的大意如下——

我对秦永敏早就有敬仰之情,因为他倡导依法、和平、理性、非暴力推动社会进步。正是因为秦永敏先生“和平、理性、非暴力推动社会进步理念”与我相近,在网上与他聊得投缘。秦永敏提出成立“人权观察”来践行和平理性非暴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这正是我所想的,所以十分赞成,就作为发起人参加了。对拟成立的人权观察,秦永敏先生坚守的原则是“只有登记注册成功后才会以这个社团进行工作,不搞非法给织”。

我还说到,秦永敏所做不可能违法,他与大家就是准备成立社团,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视秦永敏为敌人的,一定是反共产党、反国家、反人民的邪恶势力。

对武汉来的警察的问话,有些我不屑回答。比如问我“知道不知道秦永敏是民主党”,我是这样说的:他因民主党的事,不是被判重刑处罚了么?他已经出狱,此前就是犯罪了,不能说今天的他还在犯那罪吧,杀人犯判刑出来了,不能说他还杀人吧。比如问我“秦永敏以民主党人自居你是知道的”这样的话,我回答得非常明确:从没听说秦永敏以民主党人自居或是活动。

武汉警方对我询问完毕让我签字,我草草看了一下,我说的很多话没有记录,所记录的话大多是概要记录而不是原话记录。我看到所记的内容与我所表述的差不多,想尽快避开那房间里让人恶心的气息,就草草地签了字离去。

四、控方既然把我作为秦永敏有罪的证人,应该让我作为证人出庭,这是刑事案审理对人证的羁束性规定,就是到今天,我也没有接到控方让我出庭的通知。不让证人出庭,只有一纸询问笔录,显然是没有证据效力的。若控方出示的有关我的询问笔录证明秦永敏有罪,那一定是假造的。

五、开庭在际,控方不通知我作人证人出庭的情况下,我请求你们辩方让我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一是核实检方出示的有关我的询问笔录真假,二是解释我的笔录,三是用具体事例来证明秦永敏坚守“和平理性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比如,当我组织参入“丁汉忠案研讨会”时,我在群里与报名参加研讨会的朋友说“学习丁汉忠提上镰刀保护自已合法行为的权力”,秦永敏劝告我理性,不要把话说得太过触动当局的神经,就是被暴徒侵害,也只能以法以理抗争,不要做出过激行为,更不要做法律禁止的事。比如,我代理一起刑事申诉案中,歹徒对我恐吓让我退出,我拿上小区监控录像报警被置之不理,我在微信上发了“我被杀后望朋友们成立敢死队血洗兰山公安局兰山法院公告”,秦永敏先生看到后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让我把微信删除,他说尽管当下司法环境有这样那样的阴暗面,但是依法治国的大方向是对的,遇到这样的事,一定要保持理性,理性抗争,尽管不违法但过激的言行也不要说,更不要做。再比如,与秦永敏的交流中,他多次说到守法、维护社会稳定是每年公民的义务,在促进社会稳定的前题下推动社会民主法治进步是大原则,任何有碍社会稳定的行为、任何非法行为都不能做。

六、只要“活着”、“自由”这两个要素同时具备,秦永敏先生开庭时我一定会到现场的。在此再次恳请你,在控方不让我出庭做控方证人的情况下,你让我做辩方证人。控方把我列为秦永敏有罪的证人,是天大的笑话!尽管我不是律师,但有与做律师的同台考试做律师的考不上而我考取过检察院的水平,我作为公民代理人代理过形形色色的案子,我保证被询问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可能证明秦永敏有罪。不要说秦永敏确是无罪可有,就是秦永敏真正用一根棍子做着把这个地球翻过来事,我就是目击证人,也绝对不会说的,打死也不说!就是秦永敏用炸约包把武汉公安局检察院炸了,我是现场目击证人,打死也不会说的!
我李向阳活了五十六年,敢说敢做,但一不做法律禁止的事,二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居然被编撰成我的朋友且是我所敬仰的人的有罪证人了!

士可杀不可辱,我视人格尊严与声誉为生命,我宁可站着死不会跪着生!

七、写到此,有朋友看了说为我害怕。我李向阳就这样,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与心理,在阳光下说与做。这是作为人的我与邪恶的魔鬼的根本区别所在。朋友说被跨省追捕了怎么办,被煸颠立案转到沂水怎么办,我说:秦永敏如此地守法、理性都被逮被判,我李向阳一介血涌匹夫被武汉当局的邪恶势力迫害,应是预想之中的事。不就是坐牢、杀头么?这岂不是成全了我李向阳!

八、马律师,我只所以说这么多,是以防我到不了武汉,以防到了武汉被打着党与人民的旗号的黑社会流氓控制不能到庭。只要我到不了庭,请你把这个材料呈上公堂!

九、请把如下几句话转给秦永敏先生——

我感受着,你大海一样澎湃不息的浩然正气
我感受着,你兰芷一样沁人胸怀的人格魅力
你可听到,我如杜鹃不信春风唤不回的血啼
你可听到,我如荆轲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宣誓


李向阳
2017423

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

一带一路前夕访民在雁西湖旅游被刑拘



今天北京维权人士焦剑向中国人权观察员诉说她在一带一路前夕,因到雁西湖旅游,被地方警察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并受到侮辱虐待的不幸遭遇。

请看焦剑的陈述:

我叫焦剑,2017511  我去雁西湖公园散心拍照没想到闭园了,在跟交警说话的时候,警察过来查身份证用机器一录(上访人员有记录)知道我是上访人员就把我带到一个分流中心等人来接不让走。 大约过了3~4个小时后西长安街派出所民警 王子(野蛮粗暴面目 狰狞)郝警官来了他们跟分流中心的人沟通了解情况后就把我接出来了。

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不说话,直接把我带到了西城分局行政执法办案中心强迫体检,然后做笔录。

直到凌晨三点左右。  强行把我滞留在办案中心。24小时后警察王子带着4名警察把我带离办案中心,路上,我问去哪儿?冯警官说“你被拘留了”,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去雁西湖了!”我说“我去哪儿是我的权利,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啊。”  这时王子(名字与人实在不符)说“你去雁西湖就不行”。我问为什么?他无语。

到了小马厂刑事办案地点,王子掐着我胳膊强行野蛮把我拽下车,我不配合体检,他就使劲拖拽我,掐我的胳膊,到现在被他掐伤的部位还很明显,冯警官给我看了一眼拘留票, 上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写,也不做解释,他们就走了。把我滞留在小马厂刑事办案地点,第二天早上(513日)大约9点左右 刑事办案地的人员给我带上 手铐脚镣、黑色头套还有帽子 ,然后开车把我送到西城看守所。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管教让我写保证书保证不去上访,我拒绝了,科长说你要是这态度就办延期,通知你家人给你存钱。当天晚上西长安街派出所两名警官来跟说让我提供家人亲属 姓名电话给我办取保候审,我拒绝了。他们恶狠狠的说,王子派我们来的,他说你不办取保就在里面呆着吧!

516  中午西城分局孟凡旭、西长安街派出所副所长刘所、王子和不知名警官给我做笔录。做完笔录王子凶狠的说,以后开会你去我们就拘你!孟凡旭(西城分局管治安  截访的)说你不懂法必须办取保!我拒绝了,被送回监室!

晚上大约8~9点他们说有人给我办取保了我问,是谁?他们不说也不给任何文件的情况下,以王子为首的三名警察强行把我拖出看守所,送回家继续派人看着我到17号下午5点多。

西长安街派出所直到现在也不给任何手续!

西城公安分局滥用职权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截访 知法犯法,他们不去跟政府部门合作 去化解 协调 促成 百姓问题的解决,反而用手中的“权利”  激化矛盾,人为的制造新的矛盾  充当腐败分子的保护伞,狗腿子!

 我一定要用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揭露你们的丑恶嘴脸!    
 
倪玉兰

手机号1391150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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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

江苏南通企业家徐丽艳致信习近平讨公道


习主席您好:   

今天我通过网络向你反应违法官员迫害我的遭遇,                 
我是南通红枫丽莱木业有限公司总公司经理徐丽艳,办公地址在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通海村,总公司下设企业南通红枫丽莱木业有限公司一号桥地板厂,地板厂所在地即南通市港闸区一号桥距总公司40公里。201113日凌晨南通港闸区一号桥地板厂遭到80多人被非法暴力强拆。法院做出了刑事判决。为了保存证据,我把地板厂的机械设备等保存到南通通州区张芝山镇通海村总公司。

南通市港闸区政府强拆后为了达到少补偿的目的。2012917日通港闸公安分局抓捕了公司法人张俊国、总经理徐丽艳办法制教育学习班,全封闭“学习”70天(黑监狱),半封闭“学习”约6个多月。到现在还没自由。

在“法制教育学习班”期间。2012年底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非法单方注销了合同,拆除我总公司的全部房屋,2013312日张芝山镇党委副书记吴建国、董镝燕负责,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对我公司强拆了,总公司的烘干房、锅炉房等等,即在201346日通海村《通知》,因201210月迟交房租,张芝山镇通海村通知单注销租赁合同催要房租搬迁(2012101日法人张俊国和徐丽艳在港闸区政府法制教育学习班,学习)(“黑监狱”),我已经向通州区法院履行法律手续,并且我把港闸区法制教育学习班材料给通州法院院长张月淑看,我是通过南通公安局信息公开答复港闸区政府给我办的法制教育学习班,我在全封闭学习班学习,没有办法交张芝山镇政府房租 ,我20121229日晚我被释放后交房租,合同已经注销,201346日之前之后通海村书记,前认书记董镝燕,现认书记周海兵村长徐超等人,逐步捣毁我公司自建的厂房及机器设备,变卖残值。断水断电断路,破坏了我们生产和经营的条件,20141114日,案件在司法诉讼中,张芝山镇党委副书记吴建国指使通海村总支书记周海兵带人非法拘禁其法定代表人张俊国及徐丽艳32天,企图通过侵权的方式达到违法、毁约、逼迁、负补偿的目的。

总公司强拆后,张芝山镇政府将土地转给陆惠新搞违法建设(国土部门以罚没),我公司走了 5年的司法程序,我们信息公开近332次、行政复议近56次、报案近522次、投诉近256次、控告近175次、起诉近70次,上诉近40次、江苏省高院再审近8次,最高院申诉5次。企业两公司非法强拆共计损失约:7千多万元。此案经过三级法院裁判,裁判结果大体如下:

一、公司全部搬迁(无过度、无安置、无补偿)。

二、按合同期限提前约2年注销合同(无补偿)。

三、缴纳强拆期间一年房租11000元。违约金2200元、

四、把我们建造了十几年的厂房、设施、物品,强拆的无赔偿。变卖、损毁我们的财物等等无赔款。

案件南通市通州区法院将在20175189点要经过院强制执行。企业将要破产。在案件中政府官员违法无底线,可公、检、法部门千方百计不立案、不受理、或裁判我公司败诉。请上级政府、司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平反以上冤假错案,希望习主席关注,免去我公司的损失,

控告人:南通红枫丽莱木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丽艳  18051307763

201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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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6日星期二

来自新疆兵团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内部报告




我叫孙文良,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1999年响应党的支援建设保卫边疆的号召,来兵团农三师43团安家落户屯垦戌边。刚来的头些年,在党和地方领导的带领下,我信心十足豪情满怀,服从管理,响应安排安心包地。感觉兵团的政策还是比较好,感受到兵团人在为党为国家,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伟大品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我被周围人的精神面貌和兵团人特有的气质所感化和吸引。

尤其是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和感谢的是,叫我看到感到党和人们的关怀和温暖。数年前,我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灾难和痛苦,家有4个子女,不幸的是大儿子在很小的时候患有白血病。复发这种灾难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再难也要挽救孩子的生命,我花费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全家人几乎陷入了绝望。就在这时党委团长王仁武,孟杰政委知道后,带领团党委伸出了温暖援助之手,在全团发出号召,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及时捐款拯救了我儿子的生命。经过几年的苦难和艰辛的治疗,儿子得以保住了生命,真是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使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更增添了扎根兵团,建设兵团的信念。此后暗下决心,要发奋图强努力拼搏好好工作,在43团干出一番成绩,建设一个美好家园。

由于领导正直政策透明,职工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作为个人,虽然劳动艰苦但心怀感激,在支持和周围人们的帮助下,经过不懈努力,我及家人基本上还能维持下去,填饱肚子,承包的土地能拿上应该的收入。同时,43团也被兵团司令部称之为“戈壁滩上的一颗明珠”,我们在此工作生活和奋斗倍感自豪和骄傲。

可惜的是,自43团被45团合并以后,原先朝气蓬勃和谐幸福的景象,受45团干部作风的影响,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态势。当时一个优秀的43团被相对落后的45团合并,职工想不通。更让43团职工想不通的是,国家给45团大量投资,大搞建设,而对43团却不重视。仅仅几年就衰落成破烂不堪的样子。

下面我把在43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向各级组织做个汇报,希望伟大的师团党委,及相关部门为我伸张正义。

2013年,从我所在的连队换了连长王红东开始,到2015年土地承包投资分文没有给我,造成我的生活和生产处于极度困难中,几年累计欠债欠款欠贷高达60多万元。四个子女上学都需要钱,给我经济精神上非常大的压力。一家人只有靠不停的借钱来生活,这样的状态叫我今后怎么生活下去?!
                        
据说,王红东的副连长一职是他用6万元后来到我们一连任职,又拿20万元当了一个正连长。在这,他带头在办公室内打麻将,还经常约职工来这里消遣。对不听从不服从的职工,唆使手下的人对其进行辱骂殴打,还说专打河南人,扬言要打死我,广大职工看到眼里敢怒不敢言。工作上,他的许多承诺都无法兑现。几年里,职工的收入稳中下降。比方2014年种的玉米,他说国家有补贴,每亩200300元。很多职工不愿意种,他强压职工必须种植。职工说“亏了怎么办?”他说“亏不了,亏了他带领职工上访!”我不愿种,他说我是“承包大户,跟人家不一样。”收获后结果亏了,我叫他跟着我去找团长他却退缩了。类似的错误决策比比皆是,种植棉花,销售困难;种植饲草,收效很低;经营红枣,垄断压价,一再的错误决策导致我债台高筑。

王红东还以权谋私,借管理配水机会收受贿赂。他把洪水加价卖掉,挖掘地下水不给他送钱,谁也不能打井。一年下来,光吃“水费”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种植红枣的腐败问题。红枣经营者,每年都要向团场按面积缴纳数额不等的管理费,可是每年的收入却又不向职工透明或者是做个交代。同时,他又根据市场需求倒卖红枣,收取差价谋取私利。2014年他带着亲戚倒买红枣,向买红枣的老板索要钱财,少则两万元,多则八万至10万不等。他三年换了两辆车,钱都是从哪来的?

这几年,我为揭露王红东的腐败行为,不停的向上级反映,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反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报复。以上所述的问题,恳请希望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给予重视,本着讲党性/讲政治/讲规矩/讲法制的原则,坚持一切为民的宗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给予严肃妥善处理,还我一个公正,让我摆脱困境走向光明。我清楚的知道,封建社会的杨三姐告状,踏破艰难险阻都能告得赢,难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满阳光的社会主义,老百姓的灾难和委屈没有人管吗?如果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将尽我毕生精力,持续向上反映和举报,直至问题得到解决为止。我不相信为了一个小小的连长,就不给百姓一个公道。


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山东维权人士王进生王进勇被十多人囚禁在家


中国人权观察员刚刚收到山东维权人士刘国慧女士发来的紧急求助信息,今天早上6点钟,王进生和王进勇两兄弟被四十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堵在家中限制人身自由。

据王进生说,我们拨打110110回应“网络出故障”,拨打派出所电话,派出所警察说“限制人身自由不超过24小时不违法”接着挂断电话,再打就是电话出故障。

又拨打1234512345回应“政府不能处理紧急事件”。

我们冲出去喊“救命”,被这些人按倒抬回家中,十几人闯入我们屋内,其他人在门外围堵,扬言24小时看管,决不让踏出家门半步!

如今,我们的电话每隔2秒钟被骚扰一次,基本瘫痪!

我们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状态,请求大家关注!

王进生.王进勇俩兄弟因拆迁十多年上访,期间,他们哥俩也经常热心的帮助弱视群体维权,看到有困难的访民,他们哥俩伸出援助之手为访民提供帮助,因此受到地方政府的报复。

我们希望各界维权人士积极关注王进生和王进勇的处境,谴责那些对他们施暴关押的违法犯罪的行为人。

倪玉兰 201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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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7日星期日

互联网让中国人清醒起来

原文:慕容雪村:互联网让中国人清醒起来
大约2012年前后,我和共产党有个共同的认识,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了中共最大的敌人,任其发展下去,终有一日将改变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个政府决定来一次新的冒险——把互联网更严密地管起来。在中国,“管理”总是跟暴力相关,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个政府用暴力注销了许多账号,关闭了许多网站,逮捕了许多人,长城防火墙越建越高,成功地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在墙的一边,是自由的信息和交流;在另一边,则是一座巨大的信息监狱,13亿人囚禁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门口正在发生什么。
共产党的恐惧和焦燥自有其道理。截止2016年1月,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88亿,占总人口的50.3%,其中手机上网的人数就超过6.2亿。庞大的用户群加上海量的信息,对共产党的审查机器构成巨大挑战。迄今为止,中共还没有在网民中建立支部,也不可能删除所有的“有害”信息。在BBS上,在微博上,在微信上,数以千万计的用户时时刻刻在分享信息、发表观点。人们于此交流,于此辩论,于此相吵相骂,但就在这喧嚣声中,转变悄悄开始,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思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自己的切身处境,新的词汇、新的观念日日涌现。我不能说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状况,但中国人比前互联网时代确实清醒和聪明了许多,一场艰难而深刻的觉醒正在悄悄到来。
一、我是一个人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中国人一直都不是人,拥有个体价值、个体尊严的人;他们更像是某种物件,是某个单位的一员,某个集体的一部分,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要时刻准备着为国家、为集体放弃财产乃至生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他们“勤劳、勇敢、善良”,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低素质的国民,不配享有民主权利。在某些时候,他们甚至会变成“别有用心的一小撮”,足以分裂国家、动荡社会、祸乱民生。
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起初并不明显,只是一些词句、一些片段,但渐渐的,它们汇成了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己当成有尊严的个体,而不是什么物件。人们开始追问:没有我的授权,你凭什么可以代表我?为什么集体利益一定要高于我的利益?为什么爱国一定要高于爱自己?如果我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为什么要去保卫一个万里之外的无人小岛?如果国家不能保卫我的自由和安全,相反,就是因为国家我才不自由、不安全,那么我是否还有必要爱这个国家?
这样的争论旷日持久,一些观念开始悄悄地深入人心,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比如“若公民无尊严,则国家无尊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人民群众”一类的大词,有人追问:谁才是“人民”?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就在最近几年,“屌丝”“屁民”“蚁族”“草泥马”之类的名称空前流行起来,这些词略带贬意,甚至有几分粗俗,但越来越多人用以称呼自己。当千百万人都开始自称屌丝、自称屁民,其中一定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对不起,请不要再叫我“人民”,“人民”已经被你代表了,我宁愿做个屌丝、做个屁民,做一个不被你代表的粗俗之物。
2014年以来,人们开始用一些奇怪的词汇称呼这个国家及其统治者,包括“你国”、“贵国”、“支国”、“贵支”、“桂枝”、“鸡国”、“豚国”、“兲朝”、“后清”、“西朝鲜”、“黄俄”……其中最流行的是“赵国”,而中共权贵则被称为“赵家人”。这些词汇足以说明中共国家主义宣传的失败,至少是在某些人群中的失败。人们不愿意再跟统治者站在一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认识,但不要忘了,这是中国。在六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下,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在这里,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每天都在宣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利他主义,很少会谈及个人福祉。直到今天,CCTV(中央电视台)依然在赞美那些不顾家人死活,而去抢救公社财产的英雄,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是自私、邪恶的同义词,任何人如果被贴上这两个标签,瞬间就成了反动分子和全民公敌。
而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人已经看到了在“国家”或“民族”旗号下发生的罪恶,反右、大饥荒、文革、天安门事件……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至少已经部分地显露在人们面前。同时,因为资讯的发达,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美国人、欧洲人,以及同文同种的香港人、台湾人是如何生活的,难免就会思考这样的话题: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华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不同?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什么屡屡把人民带进深渊?而据说是自私、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幸福?
经过几年的思考和讨论,我想许多人已经做出了选择:要爱国,但更要爱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些人甚至矫枉过正,成了杨朱的信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我知道,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这种人都不会成为崇高的典范;但在中国,这依然是震撼人心的变化。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特别喜欢“大国”二字,官方媒体中常常出现“大国崛起”、“大国文化”、“大国外交”之类的字眼。“大国”二字确实能够唤起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在自我觉醒的年代,它也必须面对这样的质问:没有大国民,何谈大国?如果权利没有保障,国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微博上,每当那些好战之士发出“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的声音,嘲笑之声也会随之而来:“上战场要北京户口吗?”“上战场要摇号吗?”“请领导先上!”
这是六十多年来少有的状况,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对“国家”和“战争”保持警惕。这是微不足道的改变,但其影响却必将深远。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就必然要求国家尊重他们的尊严,如若不然,这尊严就会扣出洪钟大吕般的巨响!
二、这是我的权利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很少有中国人明白自己究竟拥有哪些权利。在这里,“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微不足道。这里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农民、城市人和官员各自守着自己的本分;人们没有生育自由,孕龄女性常常被强行绝育;也没有信仰自由,只能信仰“国教”,全称叫做三自爱国宗教;迁徒自由也受到限制,离开户籍所在地就成为二等公民,甚至是可疑分子。
身份的觉醒必然带来权利意识的觉醒。在最近几年,中国人开始关心起自己的各项权利,对户籍制度,有人发问:这是我的国家,为什么我要在我的国家暂住?我要在这里永久居住!对计划生育制度,有人发问:号称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我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对于劳教制度,人们更是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质疑之声。迫于强大的压力,政府在三年前宣布废除了这项制度,但并不值得高兴,因为政府又找到了新的办法,它利用寻衅滋事之类的罪名来肆意囚禁公民。就在2014年五月,我的几位朋友因为在自己的家中办了一个小小聚会而被捕,他们的罪名就是“寻衅滋事”,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位就是在废除劳教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律师浦志强。
还有经济权利。中国经济的核心产业基本上操持在权贵手中。大约几年前,微博上有个笑话,说某天饭局上,有人问张三:最近忙些什么?张三答:做点小生意,刚给李鹏家付了一笔款,跟周永康家做了一单生意,明天还要跟江泽民家签个合同。所有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这还叫小生意啊?张三笑道:其实真是小生意,不过就是交个电费、加次油、办张新电话卡。
这当然是调侃,但也可以视为是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微博几年,被批评最多的除了中国足球、红十字会,还有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桶油”。在网上搜索这两桶油,可以找到数以百万计的页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表达人们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权贵的私家产业,更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盘剥者——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它跟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它还是在上涨。
对中石油、中石化的愤怒并非特例,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受到了指责,包括电力、通讯,人们甚至开始质疑税收。2015年1月,中国政府再次加征燃油税,导致油价中的税比超过40%,此事引发了网络一片嘲弄,有人喊道:人民万税!有人幽默地调侃:来,加20公升的税!97号!
还有政治权利。在中国的政治序列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两个极具讽刺的玩意儿,从表面上看,它们很像是民主国家的议员,但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听命于共产党和政府。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一位86岁的老女士,她已经当了60年人大代表,参加过无数会议,却从没有投过一次反对票。我们的政府对这位老女士极为嘉许,给了她无数头衔和荣誉: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但在网民心目中,她的形象却并不高大,他们叫她“举手神器”、“脑残代表”、“活化石”,有人直接发出质疑:我们难道只能被这样的人“代表”么?
近年来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并不意外地,出现了许多自愿参选的人,他们或被威胁、或被劝阻,几乎全部落选,但他们还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真的选举权,不要再拿假的欺骗我。
还有信仰自由。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迄今已有5800万基督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地下教会的信徒。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地下教会的打击和压制,他们拆毁教堂、冲散聚会、逮捕信众,而中国的基督徒,正如他们在国外的兄弟姐妹,已经成了最勇敢和最坚定的反抗者。我的朋友王怡牧师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2014年6月,他两次被警察带走,但他依然没有任何退缩之意。对他而言,为自己的信仰而身陷囚牢,已经成了大义之所必然,他甚至将这种命运视为一种恩赐或幸福。
三、静悄悄的反叛
曾经有记者问我:回想学生时代,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就是思想上的不自由。在共产中国,关于历史,关于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历史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农民起义总是好的,地主和资本家总是坏的。我参加高考那年,历史科目的最后一道大题就是分析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你要讲康梁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国民党都不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的标准答案都受到质疑。比如,许多像我一样的作家和学者拒绝使用“解放以来”、“建国之后”这样的词汇,只用“1949年”来指称共产党建立政权的那一年;我们也不用“新中国”来指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改称“共产中国”;如果不是用于嘲讽,我们也不会使用“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称谓,而是直呼其名;我们也不会用简单的“党”字来代替中国共产党,更不会把这个党置于国家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直接称之为“中共”。
在互联网上,官方常用的那套语言系统已经成了巨大的笑柄,始于1978年的《新闻联播》是CCTV最重要的节目,三十多年之后,这个栏目无论是其腔调、文风还是主持人的服饰、发型,都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人们极为精练地总结其每天的节目内容:前十分钟,领导人很忙;中十分钟,中国人民很幸福;后十分钟,外国动乱不断,人民水深火热。2014年2月,这家电视台的记者携带隐形摄像机,深入到东莞的色情场所,拍下了许多性交易的细节和片段,节目播出之后,遭到了中国网民异口同声的嘲笑,有一句话瞬间流行起来,说CCTV“出卖灵魂的看不起出卖身体的”。最近几年,这部国家宣传机器的行为越来越可鄙,在政府迫害异议人士的过程中,它几乎总是站在最前排,也是最卖力的,一次次播放那些“心甘情愿”的认罪画面,此举甚至使得一些曾效力于它的正直之士不堪其辱而纷纷离开,这足以说明共产党宣传事业的堕落。
当人们的精神和思想开始摆脱老旧的宣传机器,中国人就开始了真正的创造。在互联网上,每天都会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变化,新词汇、新句式、新文体不断涌现,也出现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英文词汇:公民本来是citizen,中国公民呢,sh*tzen;民主本来是democracy,中国式民主呢,democrazy;秘书本来是secretary,中国秘书(特别是中国官员的女秘书),sexcretary.大约从2014年始,“青年膜蛤”之风悄然兴起,“蛤”指的是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因为其外貌上的某些特点,也因为直呼其名会有某种程度的风险,许多人开始用“蛤”来指代江泽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越来越喜欢引用他的话语,模仿他的姿势,甚至用一种戏谑的方式祝他长寿。这股潮流可以视作是一场静悄悄的反叛,它不但证明了人们对官方话语的厌倦,而且隐晦地表达出中国人对近年变化的观感——江泽民时代谈不上多么自由,但比起如今的习时代,似乎还保存了一点体面。有人这样说:我们膜蛤主要是因为,在同行的衬托之下,蛤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
当一个政权失去人们的拥护,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么邪恶,而是因为它在文化上、趣味上变成了拙劣可笑的东西。我们不会忘记,在苏联末期、在东德末期,在几乎每一个极权社会的末期,都曾经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开始嘲笑它、鄙视它,这样的政权就已经踏上了不可逆转的死亡之旅。
在共产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有过两次难得的觉醒。一次是八十年代,因为公权力有限度地收缩,不再肆意干涉私人生活,中国人开始从权力边缘醒来,只用了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就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再就是互联网时代,特别是有了微博和微信之后,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又有了巨大的改变,无论话题深度、广度,还是参与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此为第二次觉醒。中国政府也感到了巨大压力,开始全方位地打压网络。他们建造了庞大的敏感词库,建起功能强大的防火墙,注销了大量账号,逮捕了许多敢言之士,表面上看,这些措施成效非凡,网络开始萧条,讨论不再热烈,敢言之士日益减少,用中国政府的话说,“网络空间变清朗了”,但这种用暴力让人闭嘴的“清朗”注定不可能长久。就在不久前,雷洋事件和连云港反核运动都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事件,许多人参与转发和讨论,甚至激烈地批评政府。
所有人都会恐惧,但不是每个人都因为恐惧就不说话。
我不能说中国人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但我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艰难地醒来。我也不能肯定这种觉醒会在短期之内改变中国,但我相信,醒来的人将不会再甘心情愿地做极权的奴隶。墙一定会越来越高,但再高的墙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心灵。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长城是哭不倒的,只要我们笑得足够大声,它就会在我们的笑声中倒塌。

不妨引用我在网上读过的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你一定很讨厌寒冷,
所以你睡过了整个冬天。
你一定也不喜欢炎热,
所以你睡过了整个夏天。
一年又一年,

你用沉睡抵抗这个世界。
但今天,我要走过繁花盛开的田埂,对你说:
花已经开好了,
请在花开时醒来。

编辑点评:新世纪伊始,互联网在中国开始着力发展,几乎伴随着第四代中共领导的十年执政,中国互联网经历了同样的十年迅速发展期。这十年的前五年里,中国互联网经历了窄带低网速时代,和短暂的低信息过滤时代;随之而来的后五年则是GFW的建立,和对网络言论的监控审核,以及铺天盖地的敏感词时代。后面五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创新和自由发展被迅速遏制的五年。但就像上文所说,禁锢信息和自由的长城终将倒塌,只要人们坚持遵从普世价值的自由表达,任何信息都不可能被永远封杀。
 
(编辑整理:Chaoyang Li)
May 3,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