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控訴: 2014

2014年12月30日星期二

【转】柏林墙是被推倒的，不是翻过去的

从昨天开始，相信大家都已经多少的体验到，谷歌电子邮箱服务 Gmail 在国内又遭受了新一轮的屏蔽。关于这一次屏蔽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在网上的声音沸沸扬扬，也有很多种。我们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观察了一下在网上的所有信息，力图给大家做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汇总。

在退出中国时，Google 就已经设立了一个“透明度报告”，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检测谷歌各种服务在全球所有地区的访问。如我们之前所知的那样，Youtube 和谷歌网页版搜索服务在中国几乎或者完全不能访问，但 Gmail 并不算完全屏蔽。在今年四月份左右，Gmail 的网页版在中国访问遭遇障碍，但是依然可以使用邮件客户端和手机端访问。也就是说，POP、SMTP、IMAP 和 Exchange 几种通讯协议，当时还不受影响。

然而自 26 日起，透明度报告网页已经明确地显示了变化，来自中国国内直接访问的流量已经跌至接近 0 的程度。在此之前，中国占全球流量的份额一直稳定在 0.87%左右。谷歌本身的数据和另外一家互联网分析公司 Dyn Research 的数据，都表明中国从 IP 层彻底屏蔽了 Gmail 服务。这就意味着不仅人们无法直接从网址进入，也无法在手机客户端和桌面邮件客户端上收到推送通知和提醒。

因为使用客户端访问 Gmail 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所以从今年早些时候到现在，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Gmail 是在中国部分封锁的，直到如今。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再用往常的形式访问的时候，如大梦初醒一般，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表达自己的愤怒。实际上对于 iOS 设备来说，Gmail 的独立客户端似乎和网页版一起，在今年四月份就会出现访问故障。但是采用 iOS 自带的邮件应用，以及在安卓运行 Gmail 客户端或者邮件应用的话，当时都还是不受影响的。直到最近，这些用户也感受到了问题。

屏蔽 IP 地址的方法，被 Dyn Research 的数据分析员说成是“最粗暴的屏蔽方法之一”。他同时表示，国内有不少人修改 DNS，通过香港的 IP 地址来访问 Gmail，但是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之后会发生什么更惨的情况呢？有一些消息指出，一些国内的服务，假如你在注册时所填写的邮箱是 Gmail 地址的话，那么将会无法收到确认邮件和找回密码的邮件；从国内的邮箱比如 QQ 邮箱向 Gmail 发送邮件也会遇到障碍。更惨的说法是，在国内这边已经显示发送成功，但是国外却收不到。

真的有如此严重吗？经过动点的编辑和其他一些网友的测试发现，这样的情况暂时还没有发生。只不过是我们目前无法以不翻墙的任何形式访问而已。Gmail 和国内邮箱之间的通信目前暂时还是正常的。

这当然不意味着你给自己弄一个翻墙的东西，就可以高枕无忧，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事态到这种程度，其实我们已经是退无可退了。如果下一步上面那种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的话，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如果说之前访问时断时续的情况，都没有让使用 Gmail 和 Google 企业邮箱的公司和个人引起足够注意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应该想想办法。如果他们之前一直使用的是国内的邮箱服务，并且客户也都是国内的，那么暂时用着国内的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他们的客户当中有用国外邮箱的，或者他们自己使用国外邮箱，却又要联系国内的客户的，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将不得不设置国内和国外两个收件邮箱，并且需要客户同时把邮件发送到这两个地址。

广泛的互联网封锁已经成为了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在进一步发展时所要注意的风险因素。包括微博，腾讯，以及陌陌，都在招股书或财报当中指出，来自政府的审查可能成为风险因素。微博的招股书中甚至表示，政府监管有可能会让微博“终结”。而谷歌的企业邮箱服务也成为一些中小企业的首选，其实包括动点在内使用的也是谷歌的服务。所以以后一旦进行更大范围的封锁，将毫无疑问连累一大串的中小型企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在目前的互联网生态之下，如果你认识一位国外的朋友，并且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可能不会知道为什么自己生活当中那么简单的东西，却是许多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他可能很难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使用谷歌的业务。正如网友所说，使用谷歌目前也正在成为一门技术——更不巧的是这门技术还受到有关部门杀气腾腾的重点关照。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东西会变成跟当年偷听敌台一样的罪行吧？

希望大家不要先是群情激愤，过不久就习以为常。柏林墙是被推倒的，不是翻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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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李朝阳）

消息：谷歌电邮Gmail在中国被封锁

美国之音消息，世界最大的电邮服务商谷歌公司的电邮Gmail在中国经过数月的干扰之后，最终被彻底封锁。从星期五开始，大量Gmail网络地址被切断。截止到星期一，Gmail电邮服务仍然被封。

谷歌的透明报告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互联网流量星期五急剧下降，星期六更跌至几乎为零。不过流量星期一有微幅回升。

谷歌亚太区发言人梅道思说，谷歌检查了邮件服务器，“没有任何终端的技术问题”。

美国互联网分析公司戴恩研究的数据分析副总裁兹米耶斯基说，他们的检测显示，中国政府封锁了大陆网民使用谷歌邮箱服务的香港谷歌网络地址。

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尚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她对任何互联网被封锁并不知情，但是中国欢迎合法在中国经营的外国投资者。

2009年，谷歌关闭了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指出不会再与中国当局的审查者合作。此前，据信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试图偷窃谷歌的操作码并进入谷歌的邮件帐户。

很多中国网民通过微博和推特等社交网站表达不满。

谷歌电邮网页版在中国长期以来经常受干扰，连接很不稳定。很多不擅于“翻墙”的用户不得不转移到电脑或移动设备的电邮客户端。现在这些客户端渠道也被封锁。

有分析认为，这次谷歌电邮被封锁是由于中国网络防火长城升级，也有人猜测是因为2015年3月中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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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李朝阳）

【转】高瑜案押后三个月宣判看守所内引绝命诗言志

（原载：RFA）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一个多月前在北京中级法院开庭以后，律师被告知案件押后三个月宣判。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高瑜引述晚晴大学士翁同龢的绝命诗，以诗言志。据称，看守所继续以数字代替高瑜的名字，因此家属必须通过公安，而不得直接给高瑜送衣物。

著名媒体人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11月21日在北京第三中级法院闭门审理之后，法官不久前通知高瑜的辩护律师，延迟三个月宣判。上周二，尚宝军律师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见到了高瑜。尚律师表示，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尚好，他告知高瑜两点最新情况：“我去见她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说跟她说，她的案子，北京市三中院决定延迟审限三个月。我也问她，法院有没有告诉她，应该是没有告诉她。另外，她上次说起，她本想写一份书面的自我辩护意见给法院，当时看守所不让她写，也不让她（给律师）带出来，我就跟她说这是你的权利，看守所这样做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尚宝军说，他和高瑜就此向看守所提出交涉，公安也已答应协调此事。尚律师说，高瑜在看守所改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所有关心她的朋友：“最后她还写了一首诗，她是借用晚清大学士翁同龢，是光绪和同治的老师，翁同龢临终写的一首绝句。当时的原诗是‘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高瑜七十岁了，所以她改成了‘七十年中事’”。

高瑜引用翁同龢绝命诗感叹道：“七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原诗第一句是“六十”，高瑜改为“七十”。早前高瑜在庭上否认控罪，这诗正好显示她虽有哀叹，但仍然坚毅不屈的表现。

高瑜的弟弟高卫对本台表示，看守所继续使用代号称呼高瑜：“现在看守所用的还不是她的姓名，还是用代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往里面送衣服，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送衣服都要通过公安转送，不是直接可以送到看守所门口。另外，高瑜提出看守所不让她写自辩书。开庭时她写好自辩书又不让她带（上庭），结果在法庭上没有用上。回来以后，律师也嘱咐她写自辩书交给法庭，看守所不让她写”。

现年70岁的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今年4月24日被公安在街头秘密抓走，其后被刑事拘留。起诉书指高瑜非法获取并向境外网站泄露一份中共内部秘密文件。据称是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等，被外界称为“七不讲”，俗称“9号文件”。

高卫称，姐姐上周与律师会面时，首次露出笑容：“她露出笑容了，精神上我觉得比以往好，以往有时候两个月都见不到律师，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她心里很窝囊。现在据律师说，还露出笑容”。
记者：见了多长时间？
回答：连办手续，一个小时。

据称，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电脑记录中，高瑜的名字是由一个八位数组成的代号。

高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同年6月3日被捕。93年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六年。高瑜2014年4月24日再次被捕，直到这次再被起诉。

特约记者：乔龙责编：申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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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王中天）

【转】孔子学院承认向外输出中共价值观

孔子学院汉办主任许琳日前公开承认，孔子学院向外国的学术机构输出中共的价值观。

据看中国网报道，最近一段时间，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在西方社会倍受争议，很多人担心，孔子学院可能会损害西方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

日前，孔子学院汉办主任许琳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直言不讳的表示，孔子学院就是要向外国的学术机构输出中共的价值观，不论对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是史丹福大学，甚至是小区的小学。

当被问到为什么孔子学院的老师不能够是法轮功的成员时，许琳严肃地说，在中国“不允许（老师）有权利或者有自由在大学校园中说法轮功是正当的。在我们的大学校园中，不可以这么做。”许琳并详细地描述孔子学院的老师必须提交报告，回答一些问题，包括有否在课堂上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

从中国被派往海外孔子学院教书的赵姓教师表示，虽然没有文字材料，但她出国前在北京接受培训时被告知，在孔子学院不能谈论有关法轮功、西藏等敏感问题。有很多限制。虽然它没有写下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学术自由。
近一段时间，中共利用孔子学院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伤害学术自由的手段逐渐令西方国家警觉。在美国、加拿大，不断有大学宣布停办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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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李朝阳）

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

【转】浙江湖州政府强建医院爆冲突村民维权遭镇压

浙江省湖州市政府强行征地建医院，但拒向失地村民赔偿，上周五(19日) ，上百村民于工地上维权阻工，遭大批警员、城管等殴打驱散，十多人受伤送院，至少三人被抓捕。(林静报道)

遭强徵的土地，位于吴兴区织里镇大邾村内，村民何先生说，政府只口头说，徵收土地是用来兴建医院，但是否真实或另有用途，村民根本不得而知。他认为，既然政府无法拿出真凭实据，令村民释除疑虑，政府上周五，就不应派员前来强行动工。为求目的，不惜向手无寸铁的村民以警棍殴打。十多名村民手脚被打伤入院，最少三个村民于冲突中被带走。

何先生说：村民约一百人，警方听说派来一千多人，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都是老人妇女。他们乱打我们，我们那有能力对付他们? 现在，受伤的都在医院里。

有关村民对徵地的态度，何先生强调，村民并非要阻止政府修建医院，而是政府自年初提出相关徵地要求后，一直未有派员上门与村民进行沟通工作，亦不见国土局的批地公文。

村民对事件自然抱有怀疑，其后，镇政府派员向村民解释，指徵地批文仍未到手，因此赔偿款亦未下拨，但当地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希望先动工，赔偿问题从后商讨。

何先生指，被徵的土地面积达百亩，涉及数百户村民的利益，镇政府面对反对声音，只肯向村民写一张欠条便敷衍了事。村民担心政府赖帐，因此本月开始，每当政府派员到工地施工，村民就到场静坐、留宿阻止。

何先生说：村民要求补偿问题要处理好，那是最低的要求。但补偿方面，政府说也没有说一句。他们已经施工了，共产党怎么搞的? 欺压百姓。

在外省打工的村民，亦已获悉政府强行征地导致流血的事件。一名在外地工作的女村民向本台指，在徵地赔偿问题上，政府与村民谈判近一年，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她亦获悉，上周的冲突中有多人受伤。

女村民说：这次冲突，是有几个村民受伤了，而徵地是为了修建医院。

记者致电织里镇政府，接听的工作人员称，已跟村民谈好补偿。
工作人员说：征地补偿已经处理好了。
记者说：那是多少钱？
工作人员说：具体多少钱，我也不是很清楚。

而本台致电大邾村村委会，电话无人接听。

村民指，依政府所说，所徵土地所兴建的是吴兴区第一人民医院织里附属医院。

本台致电吴兴区第一人民医院了解，但总机称不清楚事件，著记者向院长了解，但对方提供的电话，转驳至传真机。

来源：自由亚洲粤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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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李朝阳安志新王莉丽王中天）

反腐是改变不了党性的！——法拉盛街头控诉记（230）

反腐是改变不了党性的！——法拉盛街头控诉记（230）

今天的天气很好，我们照常在法拉盛街头进行控诉活动。刚搭好控诉台，我们就在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喊口号，与我们的支持者一起

控诉中共，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中国共产党把抢去的财产还给我们！

中国控诉自法拉盛街头搞控诉活动以来，陈长河先生一直过来声援我们。今天，他又早早地来到我们的控诉场地与我们一道控诉中共。一位过路的老人走到我们的控诉台前停下与陈先生说：“湖南邵阳爆竹店爆炸5人死亡，事发后，当地政府为封锁消息出动警察、武警等强行抢尸，并将家属打晕。共产党官员的人性扭曲到何种地步？人家一家已经死了5条人命，活着的人是怎样的痛苦，是人的都能想象得出、、、、、、！只有共产党的官员做得出，为了封锁消息还将人家打昏。中共的官员们，假如炸死的这五条人命是你们家的亲人，你们为保政绩封锁消，会派人来将你们的家人尸体抢走吗？中共反腐完全是演戏，习近平的戏再演两年，中国老百姓就会清醒过来、、、、、、。法轮功说的对：‘只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出路！’反腐是改变不了党性的！”

回家后我打开电脑，博讯新闻头版头条登载着老人所说的真真切切，我将原文复制如下：

湖南邵阳爆竹店爆炸5人死亡，数百警察抢尸打伤家属。12月20日上午11时许，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佘湖山一家烟花爆竹店发生爆炸，致使一家5口死亡，事发后，当地政府出动数百特警、交警、武警强行抢尸，封锁消息，并将一名家属打晕，引发逾千市民不满，与警察对峙到当天深夜。

目击网友“阿尔华爱码字爱摄影”说：邵阳大道和建设路交叉口发生大规模警民对峙，数千群众和数百特警，交警，消防对质已有7小时以上。现场群众说警察打人。在场特警还抢手机不允许拍照。事件导致交通瘫痪。现场群众说该处烟花售卖点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政府第一时间赶到并抢尸企图掩盖事件。导致与家属发生冲突！并引发群聚。

目击网友“畅聊916”说：12月20日，佘湖山，一家姓刘的一家，简直是世界末日，由于高压电线起火，导致了那户刘家的爆竹店受牵连，在家的五个人，活活的被连炸带烧的，烤焦了，五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还有两个孩子啊！政府怕事情闹大，還打傷了受害者。

网友“迷你奢侈品订制中心”说：我朋友表文家意外事故烟花爆炸死5人，就只剩下我朋友表文和舅舅，现在警察想掩盖事故，把我朋友表文抓了打致昏迷，现在现场已经有上千好心人士为我们伸出援手。”

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道理：反腐是改变不了党性！法轮功说的对：“只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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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李朝阳安志新王莉丽王中天）

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浦志强的妻子孟群给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

按：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先生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已经半年有余，近半年来，我们获得的关于他在看守所里的消息少之又少，我们非常关注浦志强先生的近况，并控诉、抗议中共野蛮的对所有维权群体的打压行为，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浦志强先生，还他自由。

尊敬的习主席：

您好！我是浦志强的爱人。我的先生浦志强因在朋友家参加“六四研讨会”于2014年5月4日子夜被带走，至今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一看守所。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冠以“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寻衅滋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四项重大罪名，令人不寒而栗。

我的先生心地纯净，深爱着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他为人谦逊直率，淡泊名利，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弱小，好打抱不平，有时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但是，他只是在凭良心做着对国家有益、为升斗小民鸣冤的好事，他何罪之有？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监督的权利。他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在法律框架中行使自己的权利，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为社会文明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他做错了吗？可是，他的赤子之心只换来了7个多月甚至更长的的牢狱生活。他希望国家强大，他希望人人安居乐业，他希望民族团结，他何曾有过“寻衅滋事、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的企图？他从未有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这项指控也完全是“莫须有”。我相信他无罪！他也否认公安局对他的全部指控！

先生浦志强年届半百，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预激综合征、前列腺增生等疾病。在看守所前3月时间里，几乎天天被提审，每次长达10余小时，提审之后还要值夜班，即使是年轻力壮的健康人也无法承受。他的体重迅速下降了9斤，曾经出现呕吐、晕厥等现象，双腿一度浮肿至膝盖。他在看守所里遭受了非人的身心折磨，家属却无法探视，无法送去安慰与关怀，即使律师会见也难以顺利成行，要由领导批示。这一切，太残酷了！我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现实生活中亲历了历史小说描述的情节。

尊敬的习主席，我在网上看到您放生的照片，看到您在寺院礼拜的身影。君子有好生之德，您爱惜小动物，对人也必定有慈悲之心。戴罪之人尚有看病就医、休息调养的资格与权利，更何况浦志强这样善良的好人。公安局以“社会危害性”为借口不允许保外就医，他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哪里呢？

尊敬的习主席！这封信您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它送到您的手上。即使您看到了，也可能没有时间看内容。在您的眼里，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对于身为平民百姓的我来讲，夫君被关在监牢里，头上顶着四项重大罪名，天塌了！我很绝望！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可以帮助到他。请您慈悲为怀，让我的夫君回家吧！

一位警察对我说：世间事本无对错，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的确，无所谓对错。但是，善恶之分还是有的。为了自己的私利伤害他人是恶，想他人所想是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不虚。先生曾请律师转告我：相信因果。我谨记先生的嘱托：不管这个社会给我们多少不公正，我们要用爱心，要用平和去回报社会，我们不恨任何人，我们也没有敌人。我们相信只有爱才是战胜一切的法宝！
祝您全家幸福、安康、吉祥如意！

浦志强的妻子孟群

2014.12.18

中国学者徐友渔荣获奥洛夫.帕尔梅奖

中国学者徐友渔荣获奥洛夫.帕尔梅奖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2014年12月16日斯德哥尔摩讯）中国著名学者、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徐友渔教授今天荣获瑞典“奥洛夫·帕尔梅奖”（Olof Palmepriset），成为该奖项自1987年设立以来，继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于1994年获奖的第二名的华人得主。

“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会”的颁奖公告全文如下：

2014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授予中国哲学教授徐友渔，以表彰他坚持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徐友渔关于自由、社会正义和人权的号召，是他在中国进行的抗争，但具有普遍意义。

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居住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他作为一位投入的中国公民和政治哲学家，要求尊重宪法保障的自由。2008年，他是《零八宪章》最引人瞩目的签署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工作，谴责将任何形式的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徐友渔在国内外备受推崇，2001-2002年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该位置是提供给“专注于广泛和平重要领域的国际杰出研究人员”。徐友渔通过他的研究和倾向对话的论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告还宣布，颁奖仪式将于2015年1月30日举行。

（左起）徐友渔、崔卫平、莫少平和哈维尔

徐友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成就在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和文革研究，当代中国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2009年3月，他和北京学者崔卫平、律师莫少平一起，代表《零八宪章》签署人前往布拉格，代领捷克“在困境中的人”（People in Need）救援组织颁发给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的“人与人” （Homo Homini）人权奖。

2012年12月28日，刘晓波生日那天，徐友渔和一些朋友突破保安人员的封锁，成功地探望了被软禁两年多的刘晓波妻子刘霞。

今年5月3日 “世界新闻日”，徐友渔参加在北京私人住宅举行的“六四纪念研讨会”，次日与其他四位学者、作家、律师等被北京警方传唤、抄家，5月6日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在国内外关注和呼吁下，于6月5日获取保候审一年释放。

“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会”是为纪念1986年被暗杀的瑞典前首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奥洛夫·帕尔梅而成立，1987年起每年度颁发“奥洛夫·帕尔梅奖”和其它奖学金，该奖前得主除魏京生外，还包括捷克前总统哈维尔（1989年），缅甸民运领袖昂山素季（200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2006年）等。“奥洛夫·帕尔梅奖”奖金目前是七万五千美元。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9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penchinese.org。

【转】中国窦娥何其多待雪冤魂仍徘徊

媒体观察：中国窦娥何其多待雪冤魂仍徘徊

来源：美国之音作者：海涛

蒙古族青年呼格吉勒图生前照（网络图片）

内蒙高院宣判呼市青年工人呼格吉勒图（简称呼格）无罪，这位18年前被错杀的时年18岁蒙族居民蒙冤得以部分昭雪。呼格的父母将这份迟到的判决书拿到儿子的坟前烧纸祭奠冤死的儿子。内蒙有关当局说，要追究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新华网发表评论说，但愿呼格案能成为最后一个悲剧和冤案。还有舆论说，被随意草菅人命的不光是呼格，还有夏俊峰，聂树斌和曾成杰等许许多多。

呼格案是1996年发生在内蒙呼市的震动当地的大案：4月9日呼市卷烟厂的工人呼格和工友阎峰向警方报案说烟厂附近公厕内发现一女尸。48小时后，负责办案的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办案民警认定，是呼格掐死了她。5月23日，呼市中院判呼格死刑。6月5日，内蒙高院二审维持原判。5天后，也就是案发62天后呼格被执行死刑。这年呼格18岁。

2014年12月15日，内蒙高院宣布呼格无罪。内蒙当局还承诺，要通过再审程序正式作出无罪判决。呼格父亲李三仁母亲尚爱云来到儿子坟前，焚烧了无罪判决书的影印件，祭奠尚未成家立业就含冤而去18载的儿子。

*冤案一再发生，到底谁是责任人*

新华网周二发表一篇署名评论文章说：内蒙自治区检察院、法院和公安厅都成立了调查组，“对呼格案的参与者展开调查，严厉追究冤案制造者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中国媒体（腾讯新闻）报道，有关方面只公布了“部分”办案人员名单。他们是呼市一审中九名办案人员：五名公安分局民警王智（呼市公安局长）、冯志明（新城分局副局长）、刘旭（刑警队长）、任俊林、赵月星（都是副队长）；一名检察院人员：呼市检察官彭飞；三名法官：呼市中院一审法官苏明；两名代理审判员宫静、呼尔查（此三人在判决书上签名）。在终审方面，有内蒙高院法官杨小树（在终审判决书上签名）。

报道说，当年侦破此案后，冯志明等许多警官，都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的表扬。刘旭和任俊林获个人三等功。冯志明升任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公安局长王智升任公安厅巡视员（已退休）。“涉案的法官、检察官等也大多获得了升迁和正常退休”。

从整个办案情况来看，这个冤案的造成呼格被虐杀（其弟说哥哥遭到酷刑虐待屈打成招）和冤死，如果不算北京的最高法（当时尚是省直辖市自治区高院握有包括核准死刑的终审权），起码应追究公检法三个方面六七个相关参与办案的单位或责任人：一是呼市具体办案的公安单位（新城分局或当地派出所民警首先赶到现场出警者）；呼市检察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二是自治区相关单位：区公安厅、检察院和高法。这些单位和相关责任人，也就是媒体公布的王志、冯志明、杨小树、苏明等人。

新华网的评论没有提到责任追究对象还应包括哪些相关单位和个人。众所周知，在中国，是政法委领导公检法工作，内蒙政法委，特别是区里和市两级政法委，他们在具体办案中知情否？对整个案子的审判和宣判工作提供了什么指导性和权威性意见或指令？对冤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点，中国媒体没有报道也没有提到。有网友质疑：不可能这些单位和个人对造成冤案有份，但到平反昭雪时就都一推六二五，都成了“没事人”吧？

内蒙高院宣布呼格无罪后，呼格家人和有媒体开始讨论国家赔偿之事。有媒体报道，国家赔偿应在104万。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内蒙高院副院长给呼格家送去三万元（个人）赔偿金外，国家赔偿之事尚无有定论。新京报（12月18日）说，按照国家赔偿法，呼格家起码应得到100万到141万的赔偿。其中，104万是工资，40万是精神赔偿。

有报道说，尽管十年前就有真凶赵志红招供该案是他所为，而且，案发现场各种情况和细节同其数次招供丝丝相扣，内蒙方面虽早已认定其所言不虚，但迟迟不作出呼格无罪的宣判，其中理由就包括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和将来国家赔偿谁来出。（新华社内蒙分社记者汤计认为要自治区法院来出）

新京报说，按照相关法律，国家赔偿应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家财政（具体到呼格案也就是内蒙高院从内蒙财政厅领取），另一部分是相关责任人和单位支出。正如有网友所指出的那样：不能立功受奖有你，追责处罚时就没有你。这不符合每个案子让公民感受到公平正义之原则。

*十年磨一剑，几十年磨一案？*

如果不是赵志红被抓招供，呼格案可能至今沉冤未雪，还和窦娥一样在枉死城呼号呐喊，那些应追究的责任人依然高枕无忧，应追究刑事责任者依旧逍遥法外。

呼格冤死九年后，内蒙警方2005年10月抓获赵志红。赵供认其犯下27大案（杀人抢劫强奸），其中就包括呼格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烟厂公厕女尸案。赵说，该案是他犯下的“第一起”强奸杀人案。赵在几次审讯中都招供，犯案的各种细节和受害人的详细情况都说得和现场情况完全相符。赵被带到现场后准确指认作案地点。

中国刑法规定，不能全凭口供办案。刑讯逼供往往造成屈打成招。呼格案办案警方也认为，赵只是一面之词“缺乏有力证据和支持”。一个月前（11月12日），凤凰网就综合了多家中国媒体（新华社、新京报、新文化报、南风窗、呼和浩特晚报）报道：有法律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同样对当年呼格被判死刑的证据支持提出质疑，认为从“疑罪从无”的角度，即便对赵的供认不能肯定，对呼格的指控和审判同样也存在严重问题。

报道说：呼格冤死十年后（2006年），内蒙政法委确认呼格案是冤案。新华社内蒙分社记者汤计从赵案出来后，两年内给总社发了五篇内参，他说：赵落网后他给总社（2005年11月23日）发出的首篇内参“有多位政治局委员看到”。后来几篇也都引起“中央领导”和最高法、最高检的“高度重视”，最高法从内蒙调阅了呼格案的卷宗。

*呼格案警方之谜*

凤凰网这篇报道说：呼格案最大的疑点就在于在公厕女尸案中，警方（检方）提取了受害者体内凶手所留精斑，但并没有将其同呼格的精斑进行DNA对比。而2005年赵志红供述了自己就是女尸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又离奇丢失。

还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呼格案办案负责人、新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在赵志红被抓后，“曾对赵进行了一次单独讯问”。凤凰网这篇报道说，这立即引起了呼市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赵被迅速转移，看押民警也迅速调换为武警。

*翻案难，难于上青天*

为何呼格案难翻，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冯志明和相关的既得利益者。为呼格案大力呼吁的媒体人除了新华社记者汤计，还有北京法治晚报记者朱顺忠。报道援引朱的话说：“当年办理呼格案的办案人，后来几乎都得到了提拔，在公检法各条战线成为把关人，这个案件一旦被翻转过来，问责机制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在呼市检察院系统，有个退休检察官叫滑力加，也在大力为呼格案翻案而呼吁。报道说：有人以递送投诉材料为由将其约出来，在一个饭店将其殴打，打断右侧肋骨，并插入右侧肺叶造成气胸，并将其脸部划伤。后者被送医院缝了7针。没有报道披露，这位司法战线老工作人员被打，有无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甚至没有相关的下文或后续报道来谈这位老人的伤情如何。

*冤假错案真不少，当代窦娥何其多*

2014年9月6日，有网友“尊重私法”在强国论坛上上贴说：随意草菅人命还少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夏俊峰、曾成杰...... 这几人已被处死。聂是1995年被石家庄中院以强奸杀人罪判处并执行死刑；呼格是1996年被处死；沈阳小贩夏俊峰2013年9月25日以杀人罪被处死；湖南商人曾成杰以非法集资罪于2013年7月12日在长沙被枪决。聂、呼格、夏都被控杀人，而曾并无杀人。

夏俊峰和曾成杰，由于是周强担任最高院院长后批准执行死刑的，故有舆论分析，其案翻案可能性和回旋空间不大，尽管在律师界和互联网上已是“炸了锅”，很多人将其案同呼格案相提并论。不少网友评论说，在中国，有冤假错案是不争事实，而冤假错案特别是死刑错案更难昭雪平反，则更是铁的现实。

拿聂树斌案为例，该案和呼格案有太多的相同之处。聂树斌被河北司法当局认定是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凶手而枪毙，时年21岁。但十年后（2005年），另一河北人王书金被警方抓获，供认其奸杀多名妇女，包括西郊玉米地案都是他犯的。

但是，聂树斌家人没有呼格家人 “幸运”。2013年9月27日，河北高院裁定王并非聂案真凶，驳回王上诉维持原判。直到上星期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决定异地重审聂案，让山东高院复查。聂家人同很多人拭目以待，看该案能否同呼格案一样：在山穷水复之际柳暗花明。

*呼格案VS夏俊峰案*

夏俊峰被控持小刀杀死城管申凯、张旭东，杀伤城管张伟而被判死刑。律师陈有西为夏俊峰无罪辩护有详细的辩护词。而网友秋风细雨（2011年5月24日）也在天涯论坛说：杀人犯罪是要严惩，但应依法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宣传口号而是准绳。从情理分析，从社会常态推想，夏俊峰在城管收缴其工具时，虽有被围攻事实，周围有其妻和过路百姓，他居然没有胆量做激烈反抗，却在半拖半就中跟城管们上车去城管窝里去接受处理。

秋风细雨说：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易暴力的人，他应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的一个男人，虽没大的作为，但也甘于贫穷、本分地做着一个让许多人看不起的小贩。” 秋风细雨说，说夏有杀人之胆量，肯定没有多少人信的，说他去城管处没被打就出刀杀人，似乎更说不清动机了。

“在一个敌强自弱、孤单一人无后援的情境下，一个身高1.65米的男子主动攻击两个1.8几米的壮汉？除非被打急了，否则一定是脑残人士。”

2013年秋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最高院长周强在今年两会期间对记者说（2014年3月12日京华时报（微博）：“夏俊峰是一名摊贩，杀了两个城管，造成一人重伤。但是就因为夏俊峰是摊贩，对方是城管，大家对城管有偏见，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会上的大V就鼓动说这人不能杀。”

周强还说：“但是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就好像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你把人杀掉了，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 有很多网友认为，周强院长在这里不是谈的法律，而是社会学，或是互联网管理和言论自由。他的依据依然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杀人偿命的中国古老民间善恶哲学，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法理。

*何为依法治国*

周强院长的同事最高院副院长沈德咏，去年春天（2013年5月6日人民法院报）发表长文题目是：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长期在法院政法委工作的一级大法官说：冤假错案对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沈德咏还说，“现在必须下决心，错案一经发生，惟有依法及时纠正、匡扶正义，方能让民众对国家法治树立起信心。”

沈德咏引用了习近平多次提出周强也多次引用的这句话：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子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冤案何时了*

去年秋天，福建纠正了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吴昌龙案，被判死缓的吴昌龙坐牢十年后被宣布无罪释放。但是，至今没有提到吴昌龙案的国家赔偿是多少，也没有媒体报道说：具体的责任当事人有无受到追究。

福建今年8月还纠正另外一起重大冤假错案。福建高院8月宣布四次被判死刑的平潭居民念斌无罪。而念斌因邻居被毒死案已经坐牢八年。和吴昌龙案一样，没有报道提到念斌案的国家赔偿和相关责任人的受罚情况。更值得关注的是，念斌想去香港被海关拦下，说当地警方认为他还是犯罪嫌疑人不得出境。

呼格案被宣布无罪后，新京报“盘点”了近年来的十起冤案。其中，只有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安徽于英生案启动“追责”程序，其他六案（佘祥林案、李怀亮案、赵艳锦案、王本余案、念斌案、徐辉案）均无下文或不得要领。

就拿已经启动追责程序的叔侄强奸案来看，新京报报道说：张辉张高平已经无罪，但办案主要责任人聂海芬（杭州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长）和许多相关责任人仍在原单位正常上班），浙江政法委对新京报记者说：哪些人被追责，追了什么责，政法委“不便透露”。

另外，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浙江政法委也是以“不便透露”追责情况而搪塞记者。

佘祥林案。2005年4月13日，湖北京山法院已经宣判佘祥林无罪，但是，当地政法委对辩护律师张成茂说：“追责过程中，参与办案一个警察自杀了，之后追责积极性也没了。”当局是依法办事？还是按照“积极性”办事？

李怀亮案。2001年，李涉嫌杀人被捕。2013年，河南平顶山法院判李怀亮无罪。河南高院和河南政法委对记者表示：对追责事宜“不了解”。

赵艳锦案。2001年，赵邻居孩子被杀，赵屈打成招。2011年5月23日，河北高院宣告赵无罪。追责问题则无下文。记者致电河北高院新闻发言人，无人接听。

于英生案。呼格被杀那一年（1996年），安徽蚌埠市民于英生被控杀害妻子韩露，判处无期徒刑。2013年8月13日，安徽高院宣布于英生无罪。于提出追责公检法相关人的要求，但没有得到回应。

王本余案。还是1996年，还是内蒙。王因杀人强奸罪被判处死缓。2013年内蒙高院宣布王无罪。呼格案宣布无罪后，内蒙政法委官员对新京报记者说：没有见到对王案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如果认为没问题的话，可能就不追了。”

念斌案。他2006年被捕判死刑，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宣布其无罪。念斌出狱后提出追责，但福建有关方面“一直没有启动追责程序”。辩护律师斯伟江说，不仅如此，当地公安还把念斌再次列为嫌疑人。

徐辉案。2001年5月，珠海居民徐辉应涉嫌奸杀女子被判死缓。2014年9月15日，徐辉被判无罪。徐的律师侯衍涛近日对新京报记者说：当地未启动追责程序。

新京报援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的话说：呼格案是18届4中全会以来平反的案件，中央在4中全会文件中已经明确错案终身追责。“对冤错案就追责来说，公检法机关首先应加大冤错案件的追责力度，此外还要最大限度地公开，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对冤错案件的知情权，也可以对其他办案机关起到警示作用。”

*美国“呼格”案*

2014年12月17日，美联社发出一条新闻，被美国媒体广泛采用。这一新闻标题是：法官：14岁男孩不应被处死。

这说的是一个70年前的旧案。地点是南卡州，时间是1944年。被处死的男孩是14岁黑人乔治.斯蒂尼(George Stinney)。他在那年被控杀死两名白人小姑娘而被电椅处死。2014年，南卡罗莱纳州法官卡门.穆棱(Carmen Mullen)为斯蒂尼平反昭雪。穆棱说：这是最大的不公不义枉法案。穆棱是美国有史以来被处死的年龄最小的囚犯。

案情是这样的：1944年，在南卡州的克莱瑞登县阿尔克鲁小镇，两名白人小姑娘（分别11岁和7岁）被人用铁棍重击头部死亡。调查人员逮捕了斯蒂尼，后来说他已招供。当时南卡州种族主义盛行，调查人员、检方还有陪审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白人。他们用一天审讯就定罪，在三个月内就匆匆将犯人处死了。

支持和同情斯蒂尼的人们说，这个孩子个性腼腆，个子不高，他是被审讯人员威胁利诱而招供的，但当局无法提供俩女孩子之死和斯蒂尼有任何关系的人证物证，就匆忙将其送上电椅。行刑人员说，电椅捆绑带太大无法绑紧，另外，绑在腿上的电刑镣铐对斯蒂尼来说也太松。

不过，穆棱在其29页的宣判书中说：该案就事论事，同其他还在审理的种族歧视案或相关案件无关。

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

黃之鋒《紐時》撰文　重奪香港未來

《國際紐約時報》日前刊登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的文章，並已把文章在網站刊登。黃之鋒在文章中，解釋青年人參與佔領運動的前因後果，以及時間永遠站在年輕人的一方。

黃之鋒指出，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是為了有自由選擇自己領袖的權利。他表示，當自己被拘留46小時後，他被香港市民自發佔領感動，亦意識到這個城市已經永不一樣，不再是一個金錢城市。

文章指出，人大的831決定，意味著北京決定讓香港的富人及其關係網繼續寡頭壟斷，普選成為了港人破碎的夢想。然而，香港的青年人不甘於就此認命，所以從來沒有放棄佔領的打算。倘若香港變成一個沒有資訊自由、法治的地方，無異於任何一座中國城市，90後將會損失最深，而他認為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

部分年紀較長的香港人，認為穩定的工作、生活比政治更加重要；他們營營役役、努力工作，為的只是安逸及穩定的生活。然而，90後追求更多，他們認為活在一個先進都市，應該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然而，部分香港年輕人現在連生活穩定也難以做到。因為香港的租金樓價高踞不下，貧富懸殊更日益嚴重。黃之鋒表示，他們這一代，隨時是首代香港人將生活得比上一代差。

他表示，父母在遭到「有心人士」的騷擾下，仍能尊重他的決定是他的幸運。然而，不少年輕人為了抗爭，被逼欺騙自己的父母。青年人這種一往無前的抗爭精神，在高鐵事件萌芽，國教事件發展，終於來到今日被逼遍地開花。人大決定的唯一好處，是讓香港人知道應該站在何方，由旁觀者變成抗爭者。

黃之鋒最後指出，有人認為要求真普選不可能成功，但抗爭就是為了將不可能變成可能。香港的管治團隊最終會盡失民心，失去管治能力，因為年輕人都不在他們的一方。他表示，自己已經做好入獄的心理準備，但只要香港能成為更好、更公平的地方，他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黃之鋒最後向管治者發出呼籲，今天他們可以剝奪青年人的未來，但總有一天未來會由他們掌握。不論佔領運動結果如何，他們也會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因為時間站在年輕人的一方。

资中筠：“颂圣文化”为何一枝独秀60年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邓聿文：中日谁在让步？

【转载】邓聿文：中日谁在让步？

从日本的出尔反尔中，可看出中日迈出的这步还很脆弱。

上周结束的APEC会议，一大成果是中日四项原则共识的达成和两国首脑会晤的举行，对中日两国而言，某种程度可以说，它甚至比APEC会议本身还重要。

四项原则共识是今后中日处理分歧和发展关系的政治文件，它的内容包括：一是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是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是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四是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对于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外界关注的是中日两国谁让步更多。中方舆论倾向于日本让步更多，日方舆论以及一些第三者的观察，则认为是中方作了更多让步。后者的一个主要根据是，在四项原则共识和中日首脑会谈中，都未直接涉及到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共识虽然提到钓鱼岛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但毕竟没有直接提点明是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而众所周知，中方同意两国首脑会晤的前提是，安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

另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APEC会议后对中日共识的变脸也被一些人认为左证了中方让步更多。岸田文雄在11月11日和13日两次公开发表违背四点原则共识的讲话，称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该共识「不具有约束力，不带国际承诺」，惹得中方舆论公开批评日本政府毫无信誉，令人担忧刚刚有点回暖的中日关系会再次陷入冰冻。

我个人认为是日本让步更多，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待。一是至少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国际场合散布谋求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信息，为此先后委托本国前政要向中方转达安倍的想法，日本企业届为达成两国首脑会谈也对安倍政府施加压力。不论日方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起码给人的印象是，安倍在想很多办法要求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从常理看，既然某人有求于人，那当然求人者要先让步，否则不符合逻辑，除非是中方秘密有求于日本，但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很难逃得过媒体，所以后者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APEC会议前夕，日本媒体传出安倍为谋求中日首脑会晤，在对钓鱼岛的问题上定下了三点主张：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但已知晓中国有自己的主张；力争花时间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是日媒自己的报道，可能性很大。比较一下中日达成的四项原则共识，不但未见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提法，而且直接使用中方的「钓鱼岛」称呼，这在中日政治文件里是头一次。至于钓鱼岛争议不等于主权争议，可以看作日方的解读，从中方的视角看来，两者其实就是一回事，因为众所周知，中方争议的是钓鱼岛主权。之所以在共识中没用「主权争议」之类字眼表述，可能是方便日本政府对本国国民解释。当然，也可以看作中方为照顾日本国民情绪而在表述上作的让步。但无论如何，对比安倍的主张和已经达成的共识，安倍政府无疑从原先的强硬立场上作了后退。

三是日本外相对四项原则共识涉及到钓鱼岛内容的否认，恰恰反证了日本的让步。道理很简单，假如是中国有求于日本多于日本有求于中国，岸田文雄也就完全没有必要急着否认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文件。他理应把这作为安倍政府的一大政绩大力向本国民众宣传才对。但正因日本让步较多，为了好向国内交代，就只有不承认它所具有的国际约束力了。

四是安倍政府近来的民意下降。安倍从9月来，遭遇到了其执政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连续发生内阁高官辞职事件，这使得安倍急于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而僵化的日中关系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此外，日本前不久借助日中对抗已经完成了自卫队的海外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也可能使安倍认为没必要继续同中方对抗下去。

其实，还可以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即中日两国建交后的历史发展，来分析中日到底是谁先做了让步。中日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末建交后走过一段蜜月，但在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后，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不稳定的发展期。随着中国崛起，中日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但也孕育着新的矛盾和冲突，并在2010年的撞船事件后急剧恶化。此后不久，两国都换了民族主义色彩更鲜明的领导人，致使双方的矛盾和对抗进一步升级，两国关系坠入冰点，双方领导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未能正式见面，在国际场合也仅限于寒暄，这在和平时期是极为罕见的。

两国关系的恶化，虽有许多偶发因素，但根源在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简单地说，双方都要成为「正常国家」。中国借着崛起态势，要恢复历史上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日本则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对于这种结构矛盾，双方都有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不过，相对来说，日本可能更艰难一点。因为虽然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领先于日本，但毕竟那是过去的事情，而现实是，中国自近代以后就落后于日本，一度这个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这100多年里，日本建立起了对中国巨大的心理优势，几乎涵盖所有方面。可是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突然间就超越了日本，并在短短四年间，中国的GDP就相当于日本的1.9倍。随着经济崛起而来的是军事的快速发展以及民族主义的复苏。昔日的「东亚病夫」眼看就要重新成为东亚霸主，日本国民是很难接受这一现实的。借着美国重返东亚，日本整体上也出现了右倾修正主义，要求突破和平宪法，重新武装日本以抗衡中国，这种国民心理和思潮在日本舆论和政坛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刺激中国民意反转。

但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两国长期的高强度对抗，对日本来说，恐怕失要大于得。日中交恶一个直接后果，是日本不可能继续分享中国崛起成果，而且长期为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对日本安全也是一大威胁，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国家利益。

当然，中日对抗并非只对日本不利，对中国也同样不利。中国学界一直在讨论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反映了中国至少是一部分人对中日对抗将会把中国拖入困境的忧虑。此外，中美矛盾是中国当前面对的一大隐患。无论中国是否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并且是否做好了相应准备，持续的中日对抗只会使日本完全倒向美国，一旦中美矛盾恶化，或者日中发生战争冲突，中国面对的不是单个日本或美国，而是美日同盟，以中国现有力量，是很难同时跟美日摊派的。

所以，中日对话与和解是双赢之举，从这个角度说，不存在谁得谁失问题，同时，也有利东亚秩序的构建，避免东亚国家选边站，对维护东亚和平有重要意义。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幻想中日关系一夜之间就得到改善。从日本的出尔反尔中，也可看出，中日迈出的这步还很脆弱。因此，中日需要管控好分歧，积累互信，相向而行，不挑起新的纷争，约束国内各自高涨的民族主义。对日本来说，这尤其有必要，否则，中日关系还会陷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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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家宪法法律由党制订，从大政方针到小区鸡毛蒜皮全部由党包办。

一

在执政党的正式文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表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按这个表述，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大陆是享有合法地位的。从1949年毛泽东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宣传大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可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国家宪法法律由党制订，从大政方针到小区鸡毛蒜皮全部由党包办，国家立法和领导人由党选拔，公权力的行使几乎完全与人民无关。与此对应的另一面则是，人民从出生、结婚到进坟墓，每件大事都得到党那里领证，生几个孩子由党决定，从幼儿园起，人民的大脑由党教育，听什么看什么由党提供，说什么写什么得看党的脸色，工作由党安排，薪水高低由党规定，能吃饱穿暖日子过好点千万别忘感谢党的恩情，谋个公职得找党跑关系且年年向党表忠心，提个小官得在党面前当孙子，搞个实业摆个摊得有党的批准且得接受无休止的管理检查，挣点钱不能捂在包里得让党想掏多少掏多少，修条路架个桥必须向党报告，盖个房那地基是党的、且房子七十年后自动归党所有，买台车出个行得受党的限制，走在路上得任由党盘查，就连性器官和子宫都受党约束。这样的国家，虽然号称人民当家作主，可人民连自己身体和家里的事都由党把家全给当了，还能作什么主？

二

根据斯坦福大学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的数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时的1974年，整个世界只有35个民主国家，不到整个世界国家数量的30%。到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已增加到近120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60%还要多。这120个左右真正实行民主的国家里，确实兑现了「民有、民治、民享」，兑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观察人民当了家作着主的国家，可以看到在以下十个方面，人民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一、每个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享有支配权，除非作出杀害他人或严重危害公益的法定禁止行为，任何人，包括政府（国家）不会危害公民生命，不会侵犯其身体，不会作出强迫其作出行为或不行为的决定。这与假民主国家根本不同。在假民主国家，公民被人任意殴打、杀害，被送劳教所，被关学习班，并且侵犯公民生命身体的人可免受处罚。在假民主国家，公民对其生命身体都没有完全的自主支配权。

二、每个公民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各方面有权免受与他人差别对待，不会成为「黑人」，不会被人强迫做出违背其本人意愿或有损其权益的决定、承诺与宣誓，不会被人侮辱，不会被人侵害荣誉。公民的人格尊严主要靠个人维护，当公民的人格尊严遭到靠自力无法阻止的侵犯时，有权向法庭要求救济，由公权力对侵犯者作出处罚，恢复公平正义。这与假民主国家根本不同。在假民主国家，公民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到羞辱，官员可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人民只能忍气吞声。

三、每个公民在一切法不禁止的领域都享有充分自由，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制订法律和以执行力保护公民的种种自由，防止他人（包括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侵犯。这与假民主国家也根本不同。在假民主国家，公民的自由得不到保障，他人，特别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可任意侵犯而免受惩罚，很多情况下，公民对人身自由无权作主。

四、每个公民对自己的财产、劳动成果和劳动能力享有完全支配权，国家以法律和执行力保护这种支配权。公民因需要国家提供这种保护而纳税，并有权自己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对政府履职情况优劣与税种税额发表意见与投票表决。这与假民主国家也根本不同。在人民只能虚假地「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可以保护、也可以不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可以不经公民同意以所谓「科学」的名义确定税种税额，不经公民同意强制征收公民用地和拆除公民房屋，公民对自己的财产也无法作主。

五、每个公民有权拥有自己的家庭，家庭事务由家庭成员商量决定，非家庭成员和政府无权干涉。公权力仅仅在公民家庭存在四种情况时可以符合法定程序的方式进入家门：1、因地方自治事务需要或某种活动的需要，获得公民主动邀请；2、公民家庭发生某种无法自力救济的困难，因此经公民请求或其他公民要求；3、发生刑事犯罪或法定民事违约；4、存在贩毒、当间谍、从事恐怖活动三种法律规定提前预防的嫌疑。这与假民主国家也根本不同。在假民主国家，已到法定婚龄的公民何时结婚必须由外力作主，生多少孩子由政府决定，家庭隐私难免遭到侵害，政府官员可以任何理由随意出入公民家庭，公民在自己家里都当不了家作不了主。

六、每个公民有权对与己有关的小区与地方事务发表意见和投票表决，包括小区规则、人员、事务与预算收支，地方法律与规章制度，地方机构职能与人员，地方官员的选择，地方开发或不开发，建设何种项目，对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农田水利电力、山体山谷山林、江河湖泊塘堰、植物动物与各种植被的作出改变或不改变，都不得由某个官员、某个组织、政府越过公民决定。在假民主国家，上述事项不经本地公民讨论投票，全部或部分由官员，或党委政府，或所谓的人大，或某个政府部门论证收费盖章拍板，可以认定，公民对地方事务不能当家作主。

七、每个公民有权对国家和社会的任何公共事务持自己独立的意见，并可以自主决定发表或不发表这些意见，以及在何时何处发表。公民享有自主结社、集会的权利，以组成群体对抗其他群体和国家，最大限度地伸张自己的主见，维护自己的权利，或避免权益遭到伤害与轻忽。公民享有自主游行、示威等表达抗议的权利，享有自由选举的权利。公民可以完全由自己作主选择信任的政治代理人，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托付给他们，一旦发现代理人违背委托人意愿与利益，有权提议投票予以罢免。

八、未经公共辩论，未经公民的代理人同意，国家不得制订宪法，修改宪法，颁布法律。宪法法律必须且只有得到人民的同意才有法定效力。

未经人民代理人投票表决，国家不得对任何人征税。

九、公民有审理和裁决司法案件的权利。公民如对任何宪法、法律有所不满，或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任何决策有所不满，或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决策与行动伤害到自己或他人的正当权益，有权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反对、抗议、抗拒，向立法机构和法院提起修宪、立法的动议与违宪审查诉讼的权利，并得到国家支持。

十、公民有权决定迁徙与移民，或不迁徙不移民。

民主国家公民的上述十项权利可认为是满足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一个也不能少。缺少一个，那事就一定不是人民在当家作主。十个全不具备，就可以断定，这个国家根本不是人民在当家作主。换句话说，这十项标准有或没有，是鉴别一个国家人民是在当家作主，还是无权当家作主的标准，也是判断「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人民的，还是反人民的标准。

这十项标准，是刚性的标准，是世界公认的标准。这十项公民权利的增还是减，也是我们鉴别执政当局的改革是想真改，还是只想忽悠国人的标准。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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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李朝阳安志新王莉丽王中天）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转】祖国，我为你感到羞耻

祖国，我为你感到羞耻

这10多天，全世界的重头新闻是香港，还有她背后的中国。

17年来，香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成为世界舆论的热点，其热度甚至有赶超恐怖邪恶的ISIS和埃博拉病毒。

但，这让我脸红。

我曾经是那样的爱国，甚至觉得，我的祖国还有很多的不足，但她毕竟是我的祖国，是生我养活的地方。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少年的风流，青年的奋斗，和中年的彷徨。

那里有我的朋友，青春的回忆，还有祖宗的坟墓。

我曾经象很多人那样，面对奥运赛场的五星红旗而热泪盈眶，面对神舟、嫦娥激情澎湃。曾经崇拜钱学森，邓稼先，曾经喜欢邓亚萍，敬仰张海迪。

但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我那曾经深深的爱，错了，正如一场错位的恋爱，我把我全身心的爱，在黑夜里，给了一个贪婪，丑陋，满口谎言，涂脂抹粉的粗鄙老女人。但窗户打开，我看见了真相，这让我深感羞耻，无地自容。

从我出生之后，我知道了大饥荒，因为它饿死了我爷爷；知道了文革，因为造反派打伤了我的父亲；知道林彪四人帮，知道70年代末的天安门事件，但你们说，那是你们犯的错误，我信了，以为你们已经改正或正在改正。

但，很快，我就知道你们在撒谎。89.64坦克开上了天安门，戒严部队，这些被称为子弟兵的人，还把子弹射向了抢救伤员的医生和护士。你们秘密审判反抗者，此后，你们闭口不提，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让整整一代人，不知道6.4为何物。

我天真地以为，那是你们知道错了，甚至一度相信了你们所说的，那是西方颠覆势力的杰作。请原谅我的愚蠢，对于一个没有外界信息的山里娃，CCTV整天轰炸，全国媒体尽情渲染着美国大兵的杀人的故事，我能不相信吗？我们为驻南使馆被炸义愤填膺，为祖国不够强大耿耿于怀……请原谅我那时的愚蠢。

直到2008年5月12日，我看见了家乡四川，数万的鲜血淋漓的尸体，在一场原不该发生的地震之中。如果没有紫坪埔电站和它那紧急增加的库容的话，我坚信，这场地震，不会到来。

72小时之后，我看见了大批的特警从全国各地紧急调拨而来，他们不是来救灾的，而是在各个重灾区维稳，严防灾民聚集抗议。

我看见了子弟兵打着红旗进行的表演！在哀悼日的什邡红华蓥镇，我看见军队的指挥官早早地叫停了进行中的营救，让大家站在指定的位置，等待2:28分的到来，只是为了在哀悼时来临时，让记者拍出的现场的照片更具美感。

我看见了大腹便便的领导们，穿着价值不菲且一尘不染的衬衫，系着昂贵的腰带，在各个现场装模作样指导救灾，我看见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在校园的废墟中撕心裂肺哭泣，哀嚎彻夜不息。

我看见了骗子陈光标如何成了英雄，他仅仅是租了几台车拍照，就成了全国最大的慈善家，这他妈的真够幽默。

我看见了灾后重建中领导的关系户们，用我们捐献的钱，修建了无数的豆腐渣工程，我看见了四川的省委领导成都市的市委领导们，住在浣花溪的别墅中，挖空心思地寻找地震中的政绩两点，并命令全体媒体，无条件的报道这些虚构的成绩。

我还看见了5.12大地震三周年时，因无房可住而在都江堰“幸福家园”板房里上吊自杀的灾民，我看见了重新回到危房里的90岁老人，当她摔倒时，她那60多岁的儿子手足无措，只能借邻居的白酒为老人的伤口消毒。

我看见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妆模作样地在北川老县城的万人坑前献花圈，而为了这5分钟，绵阳到北川的道路，早早地被封路，我们这些自发前往哀悼的屁民，被驱赶在路边。
我还看见了北川官员们，早早地在现场用消防车冲洗路面，甚至用彩条布遮盖着路面，等到刘奇葆到来之前才匆匆打开。我看见了早早被安排扮演群众的官员，还有那个面容姣好的女局长，被事先安排在刘奇葆的身边，听候指导……

面对9万多逝去的鲜活生命，你们还在表演！还是如此露骨！

那时候，全国的记者、大V、和互联网领导们，应邀消费着四川的公款，在灾区参观，准备把所谓的重建经验向全世界推广。而那些做出贡献的志愿者，早已经被遗忘。党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做的，他们代表祖国，永远光荣正确，只是，绝对不能提豆腐渣的校园。

面对这一切，即使是在铁马金戈的新闻大战中身经百战的我，也毫无办法。我甚至无法把这些文字表达在网上。我进行过这样的尝试，仅仅几分钟就被删除，真实的声音无法传递，报纸上永远是歌颂，歌颂再歌颂，看到这些以颂歌面目出现的谎言，我恶心得想吐，这些恶心的文字，很多出自我同行之手。而我身边的领导们，无一例外地泡着小秘，在酒吧里挥霍着让我目瞪口呆的钞票，鄙视着所有坚持基本道义的记者，鄙视着人过中年依然钱包空空的同行……

这时候，我知道我的爱，给错了地方。我心目中，祖国的形象轰然倒塌，支离破碎，连拼都拼不起来。

后来，你们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准备让香港人变成大陆人。你们把所谓的公民读本，也就是你们的政治课本送进香港！我至今记得其中的内容，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比欧美的优越”，这让我目瞪口呆。

我一直认为你们知道这个制造了遍地贪官的制度有问题，我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你们不改革，是因为老百姓的素质确实低下，愚民们会亲手打破送上们的民主。但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你们不但希望中国人一直愚昧，还试图把已经文明的香港人变成愚民。

那一刻，我的震惊无以复加。因为我知道，只有神经病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遍地贪官，谎言充斥报纸的制度，无论如何也不会比香港更好。

我还知道，因为回归中国，香港人的处境日趋恶劣。大陆权贵们携带着天文数字的钞票，抢占了香港最优质的地盘，抬高了物价，挤压了香港人最基本的生存空间，甚至连一点安全的奶粉，都成为香港人不得不争夺的资源。你们的金钱无所不能，商人们趋之若鹜，大学独立的学术岌岌可危，法律不再严明，后门处处洞开，甚至连媒体，也不再知无不言，他们被中共的巨额广告所控制，从此对中共俯首帖耳。一些坚持说真话的记者被开除，被毒打，被行刺，仅剩一家苹果日报，还坚持着新闻的基本道德底线。

香港已经沦陷，除了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和那个叫黎智英的亿万富翁，倔强的老头。
今天，孩子们走上街头，占中！为了他们心目中自由民主的香港。他们用文明的守望，温和的表达，展示着自己的愿望。他们仅仅是需要一个自由，民主，新闻说真话，司法不被干扰，不用背政治书考大学的生活！过去的100年里，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拥有这样的权利。现在，回到祖国怀抱17年后，党，你以祖国的名义告诉她，不可以再拥有自由！

这就是你，祖国，你送给香港这个漂泊百年后回家的孩子的礼物？

祖国，他们还只是孩子。他们只是中国名义下的人民。但是，祖国，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你们发钱让黑社会去骚扰甚至是毒打他们！你们让很多的流氓，扮演者反占中的斗士，去侮辱他们。你们从大陆派出大量的便衣去制造混乱，你们挑起愚昧的群体去挑衅他们……你们在所有的媒体上制造谎言，你们对公众封锁了所有真实的消息，你们让网站删除任何一条真实的新闻，否则吊销牌照，你们让他们必须发布你们组织人写的谎言文章，你们以爱国的名义让国内的人认为这是西方的阴谋。祖国，他们仅仅是希望继续自由民族的生活，而你们做了什么？这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

尽管我知道你们的发家史很肮脏，充满了鲜血。我以善良的想法，认为你们富可敌国之后，应该已经有一点文明的修养，因为电视上，你们穿着昂贵的西装，风度翩翩——在你们不说话的时候。

但是，现在，我认为你们没有。你们和在井冈山时候拿着梭镖杀害妇女儿童时一样，没有本质的改变。在全世界的关注中，你们将下三滥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

你们抓捕了作家，艺术家。在最近的这半个月里，很多我熟悉的宋庄的艺术家和作家被你们逮捕。我含泪报道你们逮捕他们的消息。

你们禁止了被公认的最伟大的学者余英时的著作，你们禁了茅于轼、你们抓了80多岁的铁流；你们逮捕了70多岁的高瑜；你们让自己和整个国家和文明背道而驰。

祖国，如果这就是祖国，我为你感到羞耻。

在文明的美国，面对老外的询问，我无力向周围的人解释，你们为何这样下流。面对他们疑惑的目光，我心如刀割。

从此以后，我不再对任何说我来自中国。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不是这样，任何反对文明的行为，都会被反文明的力量反嗜。如果暴力可以万年不死，那你们现在就应该还是秦朝，最起码也是大元。

你们做的一切已经告诉我，在那个反文明的地方，我的祖国早已经被绞死。我们也许会守望着她的尸体哭泣，但绝不会和分食她尸体的魔鬼讲和。

龙灿

2014年10月15日

2014年10月12日星期日

【中国控诉】欧洲部

【中国控诉】殴洲部

【中国控诉】欧洲部

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

关于江琴女士被中共当局拘留的声明

中国控诉获悉，中国控诉成员，美国绿卡持有者江琴女士几日前返回中国，尽管有其美国籍丈夫的陪同，但依然遭到中共当局的无理拘留。中国控诉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我们对中共政府的野蛮无耻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江琴女士。

江琴女士来自中国上海，其在上海长宁区的住房被非法强拆后，未得合理安置与无任何补偿，从地方到中央走访了的各责任单位，也曾在联合国大楼前抗议上海当局的抢夺行径。

2009年12月30日，趁江琴在美国探亲期间，长宁区政府对其位于新华街道凯旋路1460弄25号房屋进行了非法强拆，导致其的八旬老母亲受尽惊吓。四年多以来，江琴为了要回自己的财产，被迫往返中美之间，走上了上访之路。也经历过多次被查房截访、关黑监狱、被上海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殴打等种种磨难，至今没有任何机构处理其的案子。

正是因为江琴女士多年来持续不断地上访和控诉，尤其是其在美国联合国前的控诉活动引起了中共当局的不满，才招致了今天的报复性拘留。中共当局对江琴的诉求心知肚明，但他们对此所持的态度是蛮横无理，他们的做法是无法无天。中共曾经颁布过《宪法》和《物权法》等相关法律，但这些法律所赋予中国人的权利却完全被中共当局所剥夺，他们肆意践踏法律，肆意玩弄法律，肆意撕毁法律。在他们眼里，其实根本没有法律，只有权力，和由此带来的巨额利益。

中国控诉成员江琴女士于近日在其美国籍丈夫陪同下返回中国却依然遭到中共拘留的事实，昭示了中共拒绝民主法治，拒绝普世价值的极其错误的决心，这是对物权的践踏和侮辱，对人权的莫大侵犯和漠视。在此，中国控诉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江琴女士，并返还其被中共强行掠夺的财产，公平公正公开处理江琴女士的诉求。中国控诉正告中共当局，拒绝民主，只有死路；坚持独裁，就是邪路；公平法治，才是正路。并且，中国控诉呼吁海内外更多中国人加入中国控诉的队伍，加入到新公民运动的活动中来，以中国人的顽强和不屈向中共独裁政府发起控诉，争取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

中国控诉
2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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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

坚持下去，那一天会到来的——中国控诉参加《北京之春》香港占中图片展侧记

昨日，由《北京之春》杂志主办的声援香港占中图片展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中国控诉团队作为活动的参与者也到场参与了活动。

添加图片说明

香港占中持续多日，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学生们表现出的勇气和坚定尤为令世人惊叹和敬佩。本次图片展上，有多幅照片从多个细节展现了香港人的抗争决心。

比如一副照片上，一位年轻人高高举起手机，点亮闪光灯，以星星之火的姿态似乎在告诉大家：委屈不能求全，抗争才是出路。还有一副照片，是香港市民用多语种写成的标语，张贴在铜锣湾游客密集的地区，以这种方式告诉来往的游客香港正在发生的一切。

图片展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无论是亚裔面孔还是西洋面孔，都会在照片展板前停下脚步，凝视照片长久驻足。

一位游客还和中国控诉的控诉人合影表示支持，他临走时用流利的中文说：“打倒共产党！加油！”

与此同时，中国控诉的控诉活动也吸引了游客和联合国官员的关注，一位在联合国负责妇权和裁军事宜的女官员特意来到中国控诉的控诉台前了解情况。她自我介绍说：“我来自挪威，在挪威时我就看到过中国强行拆迁的新闻，这种事情非常可怕。”同时她也询问了中国控诉成员对香港占中的看法，中国控诉负责人表示：“这使我想起了2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香港人非常有勇气，他们对于独裁政权的抗争是中国人的榜样。香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位联合国官员表示同意，并鼓励中国控诉“坚持下去，那一天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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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独家：伊力哈木刑期越长中共寿命越短——中国控诉关于伊利哈木教授被判无期徒刑的声明

独家：伊力哈木刑期越长中共寿命越短
——中国控诉关于伊利哈木教授被判无期徒刑的声明

北京时间23日上午十点，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宣判，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中共官方对其的指控称，伊力哈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在“‘7•5’事件前后十分活跃，大肆进行煽动宣传，传播谣言”等。

中国控诉对这一违法判决表示强烈抗议！中共对于伊力哈木的判决罔顾事实，其对伊力哈木“分裂国家”的指控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撑的证据。

伊力哈木的温和主张被中共颠倒黑白，指为分裂行为。然而事实上，伊力哈木只是忠言逆耳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新疆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共政府对新疆地区的不公平政治、宗教、文化、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当地少数民族无法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也无法从大型油气国企的巨额利润中获得反哺。这些政策在多年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少数民族的痛苦，少数民族的态度从失落趋向反感。但当局无视现状，反而一味以维稳、反恐为借口对任何形式的温和建议或不同的声音进行残酷镇压，这只能使新疆问题日益恶化。中共推行新疆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使得两族关系日趋紧张，甚至相互对立、仇视。伊力哈木的观点主张反而成了中共加之于他的罪名，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一判决，为中共践踏人权又增加了一项罪行。我们敦促中共政府正视国际潮流、正视民意、正视新疆问题的本源。
伊力哈木曾说：“我崇尚美国的制度，我喜欢美国的学术自由，我喜欢美国的价值观，比如人权的保护，少数主义的尊重，宗教自由，媒体自由，民主等等。但有一点，我不是美国人。我也不认为维吾尔问题靠美国就能解决，维吾尔问题最终还是靠维、汉的相互对话来解决。”
伊力哈木先生可以说是维吾尔族学者里最温和的代表，和许多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一样，伊力哈木赞同与政府进行沟通，当看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维汉两族间的血腥暴力冲突时，他也和很多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一样感到忧心忡忡，并非常不希望形势进一步恶化下去。

然而，暴力起家的中国共产党，杀伐已经注入了他们的基因，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暴力与枪杆子的迷恋。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 “妥协”只是幌子，“专制”才是实质。从发生于2009年7•5事件至今的发展趋势来看，对话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已被中共自己堵死。
从已公布的所谓“犯罪事实”来看，我们看不出伊力哈木的言行在任何意义上构成“分裂国家”罪名，他创办网站，开辟对话平台，并且认同和鼓励以对话方式化解维汉民族之间的问题。那么，又是“谁分裂了国家”呢？

“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中的不打自招。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国中之国。

1949年，中共大发国难财，假和谈真内战，造成了至今存在的一中一台的局面。

凡此种种，中共彻底暴露出为了一党之私，罔顾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强盗嘴脸。正是他们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对中国进行了多次分裂活动，才使得他们窃取了今天的政权，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加害怕受到历史的清算。“分裂国家”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

不久前的苏格兰公投，英国女王曾表示“这是苏格兰人民自己的事情，”英国政府并未将坦克开上街，同时也没有叫嚣和威胁苏格兰人民。可见，在民主社会里，不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是尊重少数的权益。纵观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可以看出中共已经站在与各族人民为敌的立场上，而习也甘愿为中共这个腐朽没落的政权撑门立户，甘愿当国家和人民的不肖之子。

在此，中国控诉抗议中共强加给伊力哈木的所谓的“分裂国家”罪名，敦促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伊力哈木，并正告中共看清历史潮流和形势，不要继续抱着定时炸弹坐在火山口上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伊力哈木的刑期越长，中共的寿命将越短。

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

面对控诉声浪张高丽瘫软胆怯低头无语

中国控诉消息：张高丽近日访美，中领馆事前雇佣了一批五毛充当欢迎人群，同时辅以领馆人员、以及与张随行的便衣中共军警迎候在张下榻的酒店内外。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张高丽今天早上走出酒店，扑面而来的却是控诉的声浪。

美东时间9月23日早7:00左右，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门前聚集了大批人群，三三两两的、穿着统一黑色西服套装的人手举五星红旗，迎候张高丽的出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欢迎群众”脸上却看不到任何喜悦的表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以中国控诉组织为主力的中国访民组成的抗议人群，他们高举“中国共产党，把抢去的财产还给我们”的标语，高喊口号，谴责中共的强拆血拆，黑牢私刑、肆意践踏物权、人权的独裁行径。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国控诉组织执行主席张翠萍、陈黛丽带领抗议人群高呼口号，控诉声浪此起彼伏，在张高丽走出酒店的一刻达到高潮。面对中国控诉成员以及现场访民的血泪控诉，张高丽表情凝重、低头无语，有些胆怯地躲避着人们的目光，其身边的护驾随从也均面色紧张、尴尬。

中国控诉组织执行主席张翠萍、陈黛丽当即冲破警方的防线，冲到张高丽车前，趴在车头拍打引擎盖，一遍又一遍义正词严地高喊：“共产党是土匪的党！流氓的党！还我们财产！还我们人权！还我们家园！我们不仅仅代表我们自己，更是代表所有被中共抢去财产的人警告你，把抢去的东西还给中国人民！向中国人道歉谢罪！”声泪俱下，声嘶力竭。有些访民始终紧紧跟在张翠萍、陈黛丽身后，举着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