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 9 日，耿潇男夫妇被海淀公安刑事拘留，近日又被海淀检察院批捕。作 为耿潇男女士的朋友，我们深感震惊。在我们眼里，她不仅一直是一位守法公民，更是 一位急公好义、不畏权势、仗义执言的当代侠女。如果这样的女子会“违法犯罪”，我 们不禁要问：她究竟违了哪条法、犯了什么罪？
有关部门指控耿潇男的罪名是“非法经营”，据说她夫妇经营的文化传播公司存在 “印刷、销售非法出版物”的行为，违反了现行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我们知道，“非 法经营”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投机倒把”蜕变而来，已经成为一个边界模糊、定义任性 的“口袋罪”；用在出版领域，“非法经营”很容易成为压制公民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工 具和借口，因而必须尤其慎重。2005 年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 55 条规定：“未经 批准……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的行为可构成非法经 营罪。然而，这项规定显然违反了现行宪法第 35 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因而不应被赋予法律效力，尤其不得被用来给公民定罪。
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任何一个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宪法基础，中国绝非例外。从“大 饥荒”到“文革”、从“非典”流行到新冠肆虐，对言论与出版自由的管控所造成的社 会灾难有目共睹、无需赘述。对出版领域的严格管控早已使中国的舆论与图书市场变得 噤若寒蝉、万马齐喑，产生了严重的信息单一化和大量假大空文字；粗俗低劣的《平安 经》居然手续齐全、正式出版，貌似不可思议，实际上是出版管制的必然结果。违宪的 出版管理体制已严重制约了中国图书市场的正常发展，也严重损害了中国最大的国家利 益——思想与信息的自由流通，并让图书出版行业承受了不可承受的昂贵成本。在这种 情况下，违反一个公然违宪并损害社会利益的行政规定不仅不是“违法”，而恰恰是在 践行宪法第 35 条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即便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耿潇男女士的行为也不构成违反刑法。首先，有关部门并 未指控涉嫌违规印刷的那部分出版物在内容上存在任何“问题”。虽然耿潇男个人直率 敢言，但她经营的出版物全部是少儿、美食、烹饪、营养类书籍，在市场上相当受欢迎， 没有任何敏感内容。其次，“非法经营”的构成要件是产生破坏市场秩序等有害的社会 后果，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耿潇男经营的任何出版物产生了任何有害的社会后果。事 实上，所谓的“非法经营”至多只是损害了出版社或作者的私人利益；即便确实存在违 法经营，也应该由这些私人主体提出民事诉讼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而不是由国家公权 力以刑事犯罪的名义越俎代庖。对她进行刑事拘留和指控，是国家刑事权力的严重滥用。
最后，即便有关部门认定耿潇男构成刑事犯罪，其主观动机也显然违法——众所周 知，他们的矛头指向不是什么“非法经营”，而是耿潇男女士最近一段时间为许章润、许志永、陈秋实等因言获罪的义士勇敢发声。“非法经营”只是一个借口，其真实动机 是惩罚耿潇男的言论，因而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反了宪法第 35 条，而且也构成 了《行政诉讼法》第 70 条所定义的“滥用职权”。“滥用职权”指的正是这种主观违 法：即便公权行为在客观上完美无瑕，但是只要动机不正当，那么主观违法行为和客观 违法一样无效。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一个思维误区之中，那就是你要批评政府，自己 首先要“干净”；否则，就别怪政府找你的麻烦。对不起，这是一个流氓逻辑，我们拒 绝接受。公民不是圣人，公民是会犯错的，但是并不因此就丧失了宪法第 35 条规定的 基本权利，就必须忍受公权力别有用心的迫害。假如只有“圣人”才能行使宪法权利， 那么这个国家的 14 亿男女老少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行使任何一条宪法权利。
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愿和耿潇男女士在一起，共同守护这 个家园，共同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共同遵守并维护一个文明社会所应有的 基本底线，共同抵制公权力的严重滥用——尽管我们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即 便我们为了维护本来属于我们的共同权利会面临风险。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在此次事件中违法的不是耿潇男，而恰恰是拘捕她的有关 部门。我们强烈吁请有关部门顾及宪法与法律的尊严，立即恢复耿潇男夫妇的人身自由。
发起人： 许章润：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栗宪庭：中国艺术评论家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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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名拼音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