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二月十六日是中共前主席华国锋的九十三岁冥诞。笔者已经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里引述《中国国门是怎样打开的》一文，从时间顺序下手，用事实说话，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一个邓小平在世时党内无人敢于正视的华国锋的历史功勋：打开中国国门，寻求进入世界。
一九八九年年中邓小平决定废黜赵紫阳后与在家中召见江泽民、李鹏和姚依林三人时评价华国锋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事实恰恰相反，华国锋虽然在位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但就在这两年左右时间里，对外打开国门是他力主的，建立经济特区的雏型是他拍板的。
据当时在谷牧身边工作的一位政界朋友回忆，当时的国务院系统里热衷“洋务”的谷牧背后的三个重要支持者首推华国锋，其次是叶剑英和李先念。李先念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发牢骚说“他们骂我和华主席是‘洋务派’，是现代李鸿章”。
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回北的谷牧在广东向叶剑英汇报之后，叶剑英嘱咐他回京后不但要向华主席和李先念同志汇报，也要专门向小平同志多介绍一些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情况。谷牧抵达邓府落座之后，邓小平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谷牧是党内洋务派的急先锋”。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也在中央党校等场合用讥讽的口吻说“我们的华主席很热衷搞新洋务运动”。
华国锋被迫辞职，胡耀邦接替其党主席职务之后，最开始给华国锋总结的四大罪状之一就是“鼓吹‘洋跃进’”，只是因为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接过了“对外开放”的口号并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才指示党内不要再批华国锋的“洋跃进”，并将此罪名换成了“经济工作急于求成”。
实际上仔细研读一下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工作之后的内部或公开讨论内容就不难看出，他在对外开放、师法西方的问题上的态度非常鲜明而且急迫实际上是在他一九七八年底和一九七九年初分别访问了日本和美国之后。
中共党史界有一个叫韩钢的，原来曾经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单位工作，后来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华国锋刚刚去世不久时，他在北京着名的三味书屋做了一个还愿华国锋的专题演讲，中心意思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从80年代以来，对华国锋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以及结论背离事实，还有非常不公道的地方。即使是对华国锋肯定的内容——逮捕“四人帮”，官方的表述也只是说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非常得轻描淡写。而且把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人说成是叶剑英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真正的事实是，当时叶剑英在中共元老之间有过私下的交流和议论，但没有正式提出来。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动议的是华国锋。是他去找了李先念，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向。请叶剑英考虑以什幺方式，在什幺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
另外，具体考虑、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时间，以及方案甚至包括方案的细节，也不是叶剑英布署，而是华国锋跟汪东兴与吴德分别商量的。
韩刚先生认为，中共官方的公开宣传材料中，对华国锋的盖棺定论的评论中，对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作用都有淡化之嫌。
除了前述韩铡先生，邓小平去世之后，很多当事人出书和写回忆录，还原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过程的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陆新闻界名人熊蕾在2008年《炎黄春秋》第十期发表的《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一文，回顾了叶剑英与她父亲熊向辉的谈话内容：“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据此，熊蕾得出的结论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华国锋是大智若愚，他的魄力远在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之上。邓小平再有魄力，如果让他当权，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和魄力来逮捕“四人帮”。这也更加说明了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前述韩刚先生一心要为华国锋洗刷的一条最主要罪名是所谓“阻挠小平同志复出”，因为这是百分之百的谎话。事实恰好跟长期以来流行的这个说法完全相反。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而且是最早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当事人最权威的回忆是吴德。吴德在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叫《十年风雨纪事》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说1976年的10月份，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明确宣布了三条，这三条分别是：
第一，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第二条，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所谓堂堂正正，就是要经过中央的正式会议，比方说，中央全会，这样的形式、程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第三条，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句话是什幺意思呢？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年底开始，被认为是搞右倾翻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都是处于待罪之身，叫做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因此，如果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一定要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华国锋注意到了，说要做好群众的工作。
吴德说，这次会议以后，李先念、陈锡联和他三个人，就到了玉泉山，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转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意向。
前文提到的熊蕾曾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的文章中也透露了她的父亲熊向辉在1976年的10月底，曾经跟叶剑英元帅有一次私人谈话。在这次私人谈话里面，叶剑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央已经在考虑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里说的“中央”当然是华国锋领导的中央。这个故事发生在华国锋指挥抓捕“四人帮”的当月，与吴德的回忆互为印证。
另外一则铁证是，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更是非常明确地向全党宣布实际上在粉碎“四人帮”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什么没有马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因为中央有个考虑，第一，要有个转弯子的过程，第二，要考虑防止有“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利用这个做文章。因为刚刚逮捕“四人帮”，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有一种关于华国锋和叶剑英搞宫廷政变，或者说叫右派政变的说法，有很多流言。这个，中共高层是注意到了。不仅国内有，海外也有。
如上种种，都是有党内原始文件或者会议记录可查的，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邓小平为在党内外搞臭华国锋不但罔顾华国锋倡导对外开放的历史事实，甚至还无中生有，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编织谎言。现如今，习近平要想还华国锋一个历史的公正，最大的障碍和顾虑就是会因此令邓小平蒙羞，令地下若有知的邓小平无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