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腐败、暴力的政权下，人们想要活着有尊严、有私人财产的保护权，使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法是否能有效？在共党六十多年霸占公权力的种种事实说明，这种抗争方法不但无效，反而使共党在如何压迫人民上变得聪明了。
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普通人是斗不过流氓的。因为流氓已经下流到不具备正常人的心理和思维了。所以它们的所信所行完全超乎正常人的意料。流氓们可以把普通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表演或发泄得淋漓尽致。 民间有句俗话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为什么会有理也讲不清呢？其实就是讲理的人遇到不讲理的人。这个世界上明摆着有公理，但遇上浑不讲理的人，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是个人就有理性。因为理性的存在就是人。但是当遇到自甘下贱，失去理性或全无理性的匪类、人渣子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对付方法，肯定是无用的。 最早提出这种抗争方式的是印度的圣雄甘地。他抗争的是印度的主权独立，要英国殖民主义者离开印度。在整个抗争过程中，甘地曾几次被捕入狱。英国的殖民者们也曾调动军队屠杀抗争的民众。但当时的英国已经是个法治的国家，人权、自由、平等、公正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保障。 在法律的框架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是正确的。没有经过战争，而是通过谈判，英国人主动地放弃了对印度的殖民。到了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达赖喇嘛再次地提出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思想。尽管在1959年，共党已经对藏人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但是佛家思想的宽容和仁爱，还是使得藏民们遵从了和平的抗争方式，而没有使用以暴抗暴的做法。
达赖喇嘛从来没有提出过西藏独立，只是要求藏人治藏，如同香港的港人治港一样。并要求西藏的高度自治。这也完全符合共党的法律。今年的2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共党照例又是一番严正抗议。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虐待过藏人，是共党多次地对藏人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该抗议的应该是谁呢？ 几十年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显然无效。原因是共党不讲理、无理性，和一贯地对人民使用暴力。八九.64大屠杀转眼二十五周年快到了，共党丝毫没有追查和重新评价此一罪行的迹象，只是一味地在拖延、淡化人民的记忆，企图不了了之。杀人犯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这件事就不能完结。这是普通人的正常心理和认识。共党却不是。杀了人也英明、正确，还弄出了一群共和国英雄们纷纷晋级升官。 二十五年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讨说法显然无效，看来该是使用传统文化中的以暴易暴的做法了。战争是解决战争的最好的方法。七十多年前，德、日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当时会有人打算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去阻止战争。但是，无论什么《和平条约》或者是《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都是愚人的自我上当。在法西斯的眼里，所有的条约、协议都是废纸。不打到最后见个分晓，事情就不算完。直到战争罪犯受到惩处，战败国受到制裁，才可以划下句号。 中国大陆的抗暴维权事件出现了十几二十年了。是由于人民的权利和财产受到共党的践踏和侵害在先，于是才发生了民众抗暴维权事件的这个果；而共党却认为这是民众在捣乱，破坏了共党贪腐抢劫的稳定。这是共党的因。于是又出现军警镇压抗暴维权民众的果。民众被镇压，有死有伤；可问题非但没解决，反而事态更严重了，民众就更不服气了；于是上访告状以求伸冤，这是民众的因。但是上访告状的果在哪里？冤民的人数从本世纪的三、四千万，增加到现在的1亿2千万至1亿5千万亿人！民间抗暴维权事件从本世纪初的几万起，增加到现在的二十多万起。难道这就是抗暴维权的果吗？ 中国历史从来是从大乱到大治，又从大治到大乱，再到大治的循环。这样重复了两千两百多年。中国人的抗争之路也是如此：从被虐待、被抢劫走上抗暴维权之路；然后被镇压，再走上上访告状之路。然后就是无果。冤沉海底的无果，造成几千万人含冤上访几十年还是无果。 近日得知，1979年中越战争三十五周年，几千名越战老兵聚集在凭祥市，抗议他们的工作、生活、福利没保证，生活在贫困中。几千个全副武装的军警，自始至终地包围着老兵们。最后的结果是，聚会结束，老兵们散去，军警们撤走，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场几千老兵的抗争，又是无果而终。 如此地循环往复下去，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伸冤雪恨？什么时候才能昂然挺立，做个有尊严的自由人？这种无果的抗争，还要持续多久？难道要到全体国民们都成为了上访无路、伸冤无门的冤民，然后再去自认命苦；相互之间再以生不逢时去安慰？最后就见怪不怪，心安理得地继续做冤民？ 有人说天命难违。这是后来的思想，是消极的宿命论思想。这种听天由命的心理，是出自于佛家后来的思想。佛教传人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当时的佛们是看天下人都苦，发誓要普度众生，这是入世的哲学。人定胜天的思想，就是出自于这一时期的佛家。人定胜天并不是说人就一定要把天打败了的意思，而是劝告人们不要轻易地就认命。发现人本身的智慧和创造力，只要能下定决心，持之以恒，是可以改变现状的。 这句话的原话是：“造命在天，立命在我。”每个人都有他的精神追求，他的自主意志，和由此产生的对幸福的创造能力。只要下定决心去做，去行动，就可以改变贫困，改变愚昧，改变落后，去争取和达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想的境地。这就是说，当初的佛教所起的作用是两点：一是提升人们的道德和向善的品质；二是鼓励人们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去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这是佛教昌盛的原因。 当佛教逐渐地抛离了最初的哲学探讨和研究，最后完全变成了一种脱离现实、只修来生来世之福的纯宗教以后，它的入世哲学就变成了出世哲学。由原先的积极投入、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变成了闭门思过、不问世事、只修来生了。估计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又灭亡在印度的原因。 反对宿命论是对的，后来提倡宿命论就是否认了人的自然属性。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认命，都脱离现实去修来生之福的话，这个社会和世界会成什么样子？人类的进步和文明又在哪里？ 中国大陆是共党的一座大监狱，中国人民是共党任意残害、剥夺和愚弄的奴隶。这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过皇权专制的统治，但却从来没有过极权主义的统治。皇权专制的统治，最终还是被中国人推翻了，难道极权的统治反倒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吗？ 这种被共党全盘从西方搬来的极权统治，是人类整个历史中最黑暗、最残酷、最无人性的政治制度；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当今人类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抛弃最坏的，争取最不坏的，不仅是人心所向，更是人性的使然，也是自然的规律。面对共党的这个无人性的团伙，中国人始终在抗争着。也就是说，中国的这块天下，不能由共党给中国人造命。中国是中国人的天下，这块天是要由中国人民说了算的。也就是说，立这块天下命的是中国人。中国人要为自己立命，立出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人民一样的命。 宪政民主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地就在这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的人民为自己立了这个命，该是中国人为自己立命的时候了。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只要团结起来，拿出打败日本人的勇气和决心，谁又能说，共党霸占的这块天就捅不破、打不垮呢？！ 前东欧的共产国家的人民不认命，他们要为自己立命，于是成功了。中东、北非国家的人民发动了茉莉花革命，把为他们造命的独裁专制者们推倒了。近日，乌克兰人民起来抗争，把亲俄罗斯的前总统赶下了台。乌克兰曾被前苏共拉进了苏联。一场饿死两千万人的大饥荒中，乌克兰人民就被饿死了一千万。历史的惨剧，乌克兰人民不会忘记。为了自身和后代不再被饿死，人民宁愿加入从来没有饿死过人的欧盟，也不愿意去亲近俄罗斯。 乌克兰的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前总统。因为他在人民的抗争中，命令军警开枪镇压，打死了88个人。这位前总统也很知趣，下了台就赶快躲藏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他犯下了屠杀人民罪。从此以后，他不但再也不能为乌克兰人民造命了，还要承担罪行的后果。 看着这一波又一波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中国大陆上的全民大革命不应该总是停留在无果的地步上，更不能停留在自杀、被杀而暂时告一段的程度上。古人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也要死出个名目来。冤死的事情自古就有，今天就更多。与其自杀、被杀，不如起来作最后的一搏。去革命、去起义、去造反，为自己、为后代，其实是为全体中国人。 据说意大利人发明了精神战；德国人发明了闪电战；斯大林发明的骑兵战，其实是窃取了哥萨克人的骑兵战。于是毛泽东便不甘自居下流，声称自己发明了持久战，其实是窃取了蒋中正先生的“以时间和空间对日展开持久战”的论述和观点。游击战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上就有这一战术。 共党视人命如蝼蚁，所以发明了人海战术。一场三年半的内战，死人两千多万，这些人死得既非仁，又非义，而是把中国人推进了共党极权的牢笼。 今非昔比了。共党再想用人海战术的方法去自保，那就要先去问问军警和人民，有几个人还想为共党去做炮灰的。六四大屠杀前，奉命进京的军队中，有六千多名官兵在了解了真相后，毅然脱下军服，扔掉武器回家了。这些人应该被看做是圣贤，至少也应该被看做是仁义之士。 今日的共党早已不是彼日的共党，而今日的中国人民更非昔日的人民。人民永远是汪洋大海。觉醒、革命和起义的人民，就必定是共党葬身的汪洋大海。 男人毕竟是男人，保家卫国是男人的天职。做大义凛然的男人，焕发出华夏民族的阳刚之气。锄奸除恶、扫荡污泥浊水，建设自己的理性家园，是所有男人们的责任和义务，更是男人们的天职所在。 02-25-2014 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