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邓聿文：中日谁在让步？
从日本的出尔反尔中，可看出中日迈出的这步还很脆弱。
上周结束的APEC会议，一大成果是中日四项原则共识的达成和两国首脑会晤的举行，对中日两国而言，某种程度可以说，它甚至比APEC会议本身还重要。
四项原则共识是今后中日处理分歧和发展关系的政治文件，它的内容包括：一是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是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是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四是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对于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外界关注的是中日两国谁让步更多。中方舆论倾向于日本让步更多，日方舆论以及一些第三者的观察，则认为是中方作了更多让步。后者的一个主要根据是，在四项原则共识和中日首脑会谈中，都未直接涉及到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共识虽然提到钓鱼岛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但毕竟没有直接提点明是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而众所周知，中方同意两国首脑会晤的前提是，安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
另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APEC会议后对中日共识的变脸也被一些人认为左证了中方让步更多。岸田文雄在11月11日和13日两次公开发表违背四点原则共识的讲话，称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该共识「不具有约束力，不带国际承诺」，惹得中方舆论公开批评日本政府毫无信誉，令人担忧刚刚有点回暖的中日关系会再次陷入冰冻。
我个人认为是日本让步更多，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待。一是至少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国际场合散布谋求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信息，为此先后委托本国前政要向中方转达安倍的想法，日本企业届为达成两国首脑会谈也对安倍政府施加压力。不论日方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起码给人的印象是，安倍在想很多办法要求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从常理看，既然某人有求于人，那当然求人者要先让步，否则不符合逻辑，除非是中方秘密有求于日本，但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很难逃得过媒体，所以后者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APEC会议前夕，日本媒体传出安倍为谋求中日首脑会晤，在对钓鱼岛的问题上定下了三点主张：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但已知晓中国有自己的主张；力争花时间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是日媒自己的报道，可能性很大。比较一下中日达成的四项原则共识，不但未见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提法，而且直接使用中方的「钓鱼岛」称呼，这在中日政治文件里是头一次。至于钓鱼岛争议不等于主权争议，可以看作日方的解读，从中方的视角看来，两者其实就是一回事，因为众所周知，中方争议的是钓鱼岛主权。之所以在共识中没用「主权争议」之类字眼表述，可能是方便日本政府对本国国民解释。当然，也可以看作中方为照顾日本国民情绪而在表述上作的让步。但无论如何，对比安倍的主张和已经达成的共识，安倍政府无疑从原先的强硬立场上作了后退。
三是日本外相对四项原则共识涉及到钓鱼岛内容的否认，恰恰反证了日本的让步。道理很简单，假如是中国有求于日本多于日本有求于中国，岸田文雄也就完全没有必要急着否认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文件。他理应把这作为安倍政府的一大政绩大力向本国民众宣传才对。但正因日本让步较多，为了好向国内交代，就只有不承认它所具有的国际约束力了。
四是安倍政府近来的民意下降。安倍从9月来，遭遇到了其执政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连续发生内阁高官辞职事件，这使得安倍急于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而僵化的日中关系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此外，日本前不久借助日中对抗已经完成了自卫队的海外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也可能使安倍认为没必要继续同中方对抗下去。
其实，还可以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即中日两国建交后的历史发展，来分析中日到底是谁先做了让步。中日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末建交后走过一段蜜月，但在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后，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不稳定的发展期。随着中国崛起，中日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但也孕育着新的矛盾和冲突，并在2010年的撞船事件后急剧恶化。此后不久，两国都换了民族主义色彩更鲜明的领导人，致使双方的矛盾和对抗进一步升级，两国关系坠入冰点，双方领导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未能正式见面，在国际场合也仅限于寒暄，这在和平时期是极为罕见的。
两国关系的恶化，虽有许多偶发因素，但根源在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简单地说，双方都要成为「正常国家」。中国借着崛起态势，要恢复历史上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日本则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对于这种结构矛盾，双方都有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不过，相对来说，日本可能更艰难一点。因为虽然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领先于日本，但毕竟那是过去的事情，而现实是，中国自近代以后就落后于日本，一度这个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这100多年里，日本建立起了对中国巨大的心理优势，几乎涵盖所有方面。可是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突然间就超越了日本，并在短短四年间，中国的GDP就相当于日本的1.9倍。随着经济崛起而来的是军事的快速发展以及民族主义的复苏。昔日的「东亚病夫」眼看就要重新成为东亚霸主，日本国民是很难接受这一现实的。借着美国重返东亚，日本整体上也出现了右倾修正主义，要求突破和平宪法，重新武装日本以抗衡中国，这种国民心理和思潮在日本舆论和政坛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刺激中国民意反转。
但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两国长期的高强度对抗，对日本来说，恐怕失要大于得。日中交恶一个直接后果，是日本不可能继续分享中国崛起成果，而且长期为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对日本安全也是一大威胁，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国家利益。
当然，中日对抗并非只对日本不利，对中国也同样不利。中国学界一直在讨论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反映了中国至少是一部分人对中日对抗将会把中国拖入困境的忧虑。此外，中美矛盾是中国当前面对的一大隐患。无论中国是否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并且是否做好了相应准备，持续的中日对抗只会使日本完全倒向美国，一旦中美矛盾恶化，或者日中发生战争冲突，中国面对的不是单个日本或美国，而是美日同盟，以中国现有力量，是很难同时跟美日摊派的。
所以，中日对话与和解是双赢之举，从这个角度说，不存在谁得谁失问题，同时，也有利东亚秩序的构建，避免东亚国家选边站，对维护东亚和平有重要意义。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幻想中日关系一夜之间就得到改善。从日本的出尔反尔中，也可看出，中日迈出的这步还很脆弱。因此，中日需要管控好分歧，积累互信，相向而行，不挑起新的纷争，约束国内各自高涨的民族主义。对日本来说，这尤其有必要，否则，中日关系还会陷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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