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伦敦客
读宋彬彬一·一二道歉和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后，油然引出笔者观点：坚决站在93岁受害家属王晶垚一边，支持、声援王对宋虚伪道歉断然拒绝的正义立场和维权态度。
说到“虚伪”，通常指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一种不真诚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举动。
当年八五事件中，被红卫兵领袖宋彬彬手下成员活活打死的卞仲耘的93岁丈夫、至今健在的王晶垚，整整苦等了半个世纪，等到的却是令他愤怒痛斥、根本无法接受的宋的虚伪道歉。
王痛斥宋的“虚伪”，是藏在心底48年血的控诉，远比通常的“虚伪”含义更贬低更丑恶。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宋彬彬道歉的哪些“虚伪”，会让王用生命作出对宋道歉的断然拒绝？
宋的虚伪道歉首先是
天底下哪里有这样的，受害者家属还健在，却不被通知到现场参加的道歉会（或平反会）？
2014年1月12日，由宋的好友（女附中高中老三届学生、留美博士，其父母与卞仲耘王晶垚年轻时是同事）叶维丽安排召开了有20多名原老三届校友和30多名老师及家属参加的、向卞仲耘半身塑像鞠躬默哀并由宋宣读道歉书的道歉会。
场内有其他被通知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参加，就是不通知八五事件中最大受害人家属王晶垚和她小女儿王思及其他亲属参加，这个仅向卞仲耘塑像鞠躬道歉而不通知王晶垚和其子女参加的、不向他们作出面对面道歉的所谓“道歉会”，正如亦虹所说的是叶事先“精心设计”好的。
冠冕堂皇是道歉，彻头彻尾是“卸责”“撇清”“回避”，被王晶垚浓缩为“虚伪”！
俗话说：物有主，水有源，赔礼道歉（平反）有家属。
1926年北平“三·一八”惨案；38年布哈林、李可夫等20人冤杀案；42年波兰卡廷两万屠杀案；47年台北“二·二八”命案；75-79柬共200万屠杀案；80年韩国“五·一八”光州血案；94年非洲卢旺达100万大屠杀案；95年斯雷布雷尼察八千屠杀案；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和解宽恕”会场、德国总理勃兰特“华沙之跪”的纪念碑前等（还可举出许多例子）平反昭雪或道歉场合，都有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到场参加，而最大受害者或他们的家属必定到场。决不会有不通知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或忘记通知他们到道歉会现场的情景发生！以表示对这些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深切的忏悔和敬重，凸显出忏悔者（道歉者）对过去所作的错误或罪恶的彻底反省和真诚悔改的立场、态度。
而宋的“道歉会”恰恰相反，它开了不通知最大受害者家属到场、不要最大受害者家属参加，不向最大受害者家属当面道歉的“三不”，即开了世上各类道歉会（平反会）没有不通知最大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到现场的先河。
这一“三不”之举的精心设计是令人膛目结舌的。这种离奇的道歉不是虚伪，还有什么道歉是虚伪的？
宋的虚伪道歉之二是
天底下哪里存在这样的，谁也不是凶手或凶手嫌疑的打人事件或杀人事件？
为什么宋只字不提追查打死人的直接凶手呢？为什么她明知谁是凶手或凶手嫌疑，但至今包庇她们，致使八五惨案成为没有凶手的世纪沉案呢？
这就是王晶垚声明中所说：“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王期望真凶落网受惩、八五事件真相大白的迫切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究竟有没有证据证明谁是八五惨案的打死人凶手或谁是凶手嫌疑人呢？
证人之一是章怡和（原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女儿），她在她的《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到她作为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八月五日亲眼目睹卞校长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的头部致使死亡，章虽未写出行凶者名字，但暗示用脚踢卞头部致其死亡的正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
证人之二是林莽（原女附中退休教师，2012-9-21去世），他在2006年卞校长遇难40周年时，在胡杰的记录片《我虽死去》中为八五惨案行凶杀人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言》，详述卞遇害过程，文中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动作。例如“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脚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她是谁？
据林先生生前挚友透露，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耘校长的是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
证人之三是王友琴（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八五惨案目击者，2004年出版《文革受难者》），她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老师——卞仲耘》一文中证明：卞校长被打死第二天，受害者家属王晶垚见到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该文还证明：邓榕要邮电医院作卞校长的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让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因为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人，所以，不愿意承认卞校长是被打死的。而半个月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至于打死人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证人之四是邓榕（又名萧榕，1950年生于重庆，小名毛毛，是邓小平三女儿，人称“三公主”。原北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2000年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与八五事件有关的事实如下：
一、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把1966年7月5日邓小平接见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指示）故意提前了一个月，写成1966年6月4日。卞仲耘的家人发现，该书不但没有提到卞校长的死亡以及她本人参与的八五事件，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本人就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试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二、1967年4月，邓榕写了一篇《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猛烈批判和揭发自己的父亲邓小平的“黑手”是如何操纵北师大女附中文革运动的。
邓榕的大字报固然是为保护自己而表现“大义灭亲”地揭发父亲，同时也道出不少实情，有一定史料价值。它可证明邓小平与发生八五事件的直接关联。
上述的所有证人证词，宋都知道，为什么只字不提这些内容，不将这些重要的能够直接证明谁是真凶或真凶嫌疑的内容与自己的道歉联系起来呢？真凶落网及真相大白对宋的文革反思、道歉会带来新的麻烦吗？这些只有宋自知肚明了。
宋的虚伪道歉之三是
宋道歉书说：“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宋真的有“切肤之痛“吗？
天底下谁都知道，毛泽东是发动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十年浩劫的元凶。为什么对沾满受害者鲜血的“宋要武”赐名之主——毛泽东的罪恶及根源，甚至连“毛泽东错误”五个字，在宋的两千字的道歉书中始终没有出现过呢？
正面是对文革的“切肤之痛“，背面绽放出八·一八毛接见她，她给毛戴红袖章的光耀及满载“荣誉校友”的荣耀；“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口号下掩盖着她在八五惨案中应负的重大责任，这就是宋的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虚伪表演！
洋洋两千字道歉，没有一字提到过毛泽东错误，更没有一词谴责过毛泽东，这与七亿人民身经文革对老毛发动十年浩劫的“切肤之痛”存在着天壤之别；与陈小鲁及其他文革道歉者解剖毛是文革浩劫的主因有着本质不同！
宋道歉词很漂亮：“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难以接近真相”。对自己当年的错或恶，即使口头忏悔的再多再深，如果不把毛泽东放到文革元凶、罪魁层面去分析批判，就没有文革任何真相可谈；没有文革任何真相，何来什么反思文革？
宋那更漂亮的“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誓言，如果不从思想基础和普世价值角度彻底清算毛发动的文革动机、过程和目的；如果对毛的罪恶迁就、纵容、回避，这本身就是污点，还谈什么“认真做事、清白做人”啊？
试问宋：你的道歉为什么遭到最大受害者家属王晶垚的断然拒绝？难道你不知道这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毛发动的文革，导致了巨大恶果吗？
420万人被关押审查；173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死亡23.7万、伤残703万；7万个家庭整个毁灭，一亿多人受冲击。
上述1984年5月中共对外公开宣布的调查资料，难道你在网络开放的美国看不到吗？难道还要到2003年回国才知道这些资料，然后才开始反思文革吗？
制造文革几百万死伤者的罪魁祸首毛，是要让祸藏恩典的你，让红二代的你，对你的祖师爷毛的忠心，永不移啊！
正如王晶垚控诉的那样：“因为她做了那些事，她是个坏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干了很多坏事。这不是个人问题……整个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责任”。
面对卞校长惨死及受害者家属上述控词，你在93岁王晶垚老人面前双腿下跪24小时都不为过！你想过应该像勃兰特那样下跪吗？你想过那怕下跪短短一分钟，也许会让痛苦48年的王晶垚老人心灵得到60秒的安抚吗？
所以，我本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会轻信宋会真正从心底忏悔当年的罪孽，会对受害者家属倾注真诚的道歉；也不会轻信她对根深蒂固的共产党意识观、价值观有什么独立见解，即便她在倡导普世价值的美国整整生活了20多年。
这也是普普通通的我，为什么坚决地站在93岁王晶垚一边，支持、声援王断然拒绝宋虚伪道歉的正义立场和维权态度的真实原因所在。
宋的虚伪道歉之四是
宋与刘进是两次接到过打人报告还是“两次阻止打人”？
宋的道歉开始说“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周围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
凭开国上将宋任穷高干之女的显赫身份，及学生代表资格结合进北师大女附中文革机构的宋彬彬，在66年8月5日下午7时之前，果真有两次阻止过红卫兵打死卞校长的事发生吗？
据郎钧汇编的史料及多个当事人证词，除叶维丽2001年帮助宋推卸责任的新陈述外，无人看到也无人证明过：在当天下午卞校长被红卫兵殴打，后来在下午4时（比王晶垚陈述迟一小时）左右倒在女生宿舍楼正面台阶上以前，有宋与刘进（女附中高中老三届学生，校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过红卫兵打人的事发生。
被宋说成与她一起“阻止打人”的刘进，在2010年第47期《记忆》上刊登的《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一文中证明：那天下午2时多和3时，有低年级同学急忙跑来说，大操场和后操场正在打人了，当时他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里，他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上是“清谈”。
在这个证词里，刘未证明也未承认：有一件她与宋曾两次在大操场和后院，阻止过红卫兵打人的事发生过。
刘的证词接着说：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她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她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
在这段证词里，刘说的“黄昏”应指晚上7时左右；刘说的“跑下楼”应指从东楼史地政教研室的“跑下楼”。
另外，有刘沂伦（原女附中学生）、朱忠丹（原女附中学生）、和叶维丽三同学证词证明：他们在晚上7时，见到宋的，是宋与其她人叫来邮电医院医生的。
由此可见，从那天下午2时多和3点宋刘两次接到卞被殴打报告，至4时卞被打的“快不行了”的近2个小时里，不仅没人看到打人现场有宋刘踪影，而且在下午4时至7时卞“就不行了”或已死亡的3个多小时里，更无人看到宋刘踪影。
就是说，两个时间段相加的长达5个多小时里，宋刘根本没在大操场和后院；也不在卞倒在的宿舍楼正面的台阶现场；更不在装有奄奄一息的卞的平推车现场。
宋刘当时在哪？是在史地政教研室里“清谈”呢还是在别处忙碌？至今无人证明。
但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宋与刘进两次阻止打人的事根本不存在；存在的是，宋刘两次接到过同学报告打人和清楚当天下午事态演变全过程的事实。
宋为了推卸应负责任而将不存在的事故意编造成“两次阻止打人”的正义行为，是公开撒谎行为，而这种事隔48年后仍在继续欺骗公众的撒谎，不是严重的虚伪又是什么？
宋的虚伪道歉之五是
宋说“为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宋的话意是：当年有“保护好校领导”的主观愿望，只是客观环境造成“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所以受害者家属应该理解或原谅她。
在那个疯狂的“红八月”（“杀人月”）里，宋果真有保护校领导的主观愿望吗？
据文革史料记载：北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步先于66年6月2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后尘，于7月31日成立的，宋当时是校革命师生代表会（6月6日成立）四名副主席之一，当然也是校红卫兵主要领袖。6月2日，宋与其他两同学贴出全校第一张揭发工作组大字报，恰恰与清华附中及北大附中贴出的大字报几乎同一时间。
清华附中、师大女附中，是当时两个赫赫有名的北京红卫兵运动发源地，更是全国各地春笋般蔓延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样板和领军者。身为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同时又是校红卫兵领袖的宋，当时的革命任务，首先是积极带领全校师生学习贯彻执行毛的5·16通知中的两个“彻底”，即：“彻底揭露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然后是动员师生员工效仿6·1北大聂元梓方式，把那些所谓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工作组、校方领导和老师，通过贴大字报、写小字报、刷大标语、开批斗会、挂牌子、戴高帽等文武方式，统统揪出来。
揪出反动的工作组、校领导和老师越多，说明宋的革命成果越大，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立场越坚定和思想觉悟越高。可以想象，当时肩负重任的宋，除了打倒反动工作组、校走资派领导和黑帮老师外，是不允许存在什么保护校领导的主观愿望的。谁流露出或说出保护校领导的主观愿望，谁就是保守派或反动派。
在那个99%人都不愿做保守派或反动派的“一边倒”形势下，在不可能，也不存在保护校领导的客观条件下，是根本不存在宋所说的保护校领导的主观愿望的。既然不存在保护校领导的主观愿望，又何来“未保护好校领导之说”呢？
所以，宋道歉中的“未保护好校领导之说”，是十足的假话，是又一次公开撒谎，更是百分之百的虚伪举动！
宋的虚伪道歉之六是
宋说“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
宋要告诉大家：当天晚上7时至9时在邮电医院，存在着抢救卞校长的情节过程。
究竟存在不存在宋所说的抢救卞校长的情节过程呢？
下例证人证词（以下引号里“她”均指卞仲耘）足以反驳宋的再一次谎言：
冯敬兰（原女附中高中老三届学生）在《记忆的伤疤》《烈日下的集体谋杀》两文中证明：八月初的午后4时，她“见她没有知觉地躺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不见了，大小便失了禁”“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在地下”；
胡志涛（原女附中被批斗的副校长，现已去世）在1986年《八五祭》一文中证明：下午4时，她见到“一辆平板车推过来”，见到“她的两眼直睃睃地瞪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只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瞳孔已经扩散”，后来，她被红卫兵“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已经是黄昏了……那辆平板车还停在那里，没有人过问”,“时针正指在七点上，窗外有人走动……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林莽在2006年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一文中证明：他看见“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
王友琴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老师-卞仲耘》一文中证明：当天“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7点多钟，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刘沂伦在《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一文中证明：“太阳快落山时……她躺在平板车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还夹杂着粉红色的血丝，已经是有出气没进气了……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黄色的秽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我印象里打了两针强心剂，都没有见效，卞校长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然后拉到医院去了。”
还有，刘进在《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一文中的“她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的证词已在本文开头出现过，故不再重述。
能够证明当天下午卞校长遭毒打，到4时倒在女生宿舍楼门口，到放到平板车上暴晒3个多小时，到晚7时多送进医院，到已经死亡多时的证人还有不少，故不一一例举。
上述刘进、冯敬兰、胡志涛、林莽、王友琴、刘沂伦至少六位目击了卞仲耘惨状、频死或已死的证人，可以证实以下基本事实：
一、当日下午4时许，平板车里的卞校长已经死亡；
二、下午4时许至晚7时多，平板车的卞校长被暴尸3个多小时，无人问津；
三、晚7时多被抬进邮电医院的卞校长，不是有生命迹象之病人，而是死亡多时的尸体；
四、校文革机构请示新的北京市委是否抢救是一场闹剧，因准予抢救的对象已不复存在，故邮电医院所谓抢救情节根本不存在；
五、校文革机构教师代表李松文带头的7人签字作保 ，是李为了保护自己名誉地位推卸承担死人责任的举动，实际是在上演一场没有抢救对象、只有料理后事的荒诞的“抢救空城戏”。宋过去和今日都以此为炫耀，来宣传存在抢救卞校长的情节过程，以达到减轻或推卸导致八五惨案的她所无法推卸的政治和道义上责任之目的。如果李松文代表减轻或推卸了责任，那么，作为当年文革机构副主席和红卫兵领袖的宋也能顺势减轻或推卸相应责任。所以，宋在道歉书中特意吹捧和褒扬李松文的“抢救风采”，来再一次忽悠欺骗公众，这岂不更令人不容置疑地确定宋的道歉是虚伪的吗？
六、李松文的7人作保所谓抢救卞校长的名单，反过来成了证明抬进邮电医院的卞校长已经死亡多时的证据；
七、王晶垚一·二七声明中所坚持的立场和观点：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是不容置疑、不能推翻的铁的事实！
宋的虚伪道歉之七是
只字不提邮电医院开出荒唐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书与“红八月”的红色恐怖有直接关系的事实。
这就是为什么王晶垚会在看到妻子惨遭打死后，立即想到购买照相机，拍下多张妻子伤痕累累的尸体照片作为照相证据；
又保藏了经校工王永海转交的盖在妻子尸体上的雨布作为物证；
再保藏了邮电医院交给他的7人签字作保“抢救”名单作为书证；
更拒绝了红卫兵负责人邓榕要求对卞校长作尸检的企图，以防留下是因本身疾病导致卞死亡的隐患等。
这一切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等来真凶落网、真相大白那一天！更等来“刑上文革”的真凶受惩、妻子昭雪那一天！
但在当时那个“坏人打好人反动、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及“红卫兵打死人不犯法，杀死黑五类不追究”的“红八月”的“杀人月”里，北京每天打死人最高达三位数，八月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如同胡志涛副校长所说是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无人管”的结果。那是没有任何地方讲理 ，也没有谁同你讲理的恶境。
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文革恶境导致和容许死亡证书上的“死亡不明”四字的恶生！
正如郎钧汇编的史料所说：“面对满身伤痕、面目全非的卞仲耘，邮电医院医生的医道难道真的就低下到无力判断卞仲耘的死因吗？当然不是。医生显然受到了有形或无形的威胁和恐吓。是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封住了医生的手和口。”
这也是宋为什么害怕评论“红色恐怖”，试图撇清与之关系，推卸政治及道义责任，所以只字不提“死因不明”的死亡证书的真正原因所在。
结语
卞仲耘惨死48年了，现在，受害者家属王晶垚呼吁及期盼的，正是当今社会对文革的“正本清源”。
正文革之本，清文革之源。从揭开宋道歉的七大虚伪，从剥开罩在宋身上不真诚的反思开始，正宋道歉之本、清宋道歉之源。这仅仅是对文革始作俑者和元凶毛泽东发动十年浩劫的小小清算！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宋没讲错，但很不完整，应改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真诚的反思就难有大白的真相”。
因此，在宋彬彬所代表的对文革真诚反思到来之前；在八五事件大白真相到来之前，我将坚定地站在93岁的王晶垚一边，支持、声援王断然拒绝宋虚伪道歉的正义立场和维权态度，那怕王晶垚百年之后我仍坚持下去，直至宋的真诚道歉到来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