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7日星期六

罗勇泉:遇罗克与李#文#亮


2020年3日5日,是伟大的真理捍卫者遇罗克英雄,殉难五十周年。

由于最近逝世的李文亮医生很红火,不免想蹭个热点,有一些思想的碎片,写出来以飨读者。

考虑到有一些年青人,可能不熟悉那段特殊年代的历史。所以,将遇罗克的事迹做了裁图。如下:

我认为,遇罗克是一位英雄,真正的英雄,视死如归的英雄,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真英雄。他殉难的光芒无可剥夺,他殉难的历史价值与布鲁诺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的历史价值是等价的。
也许,在今天看来,遇罗克捍卫的真理只是普通的常识,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可是扭曲了人性的病态社会。

是的,他并没有给世界创造出新的思想光芒,只是指出了常识。但这样一个人人一想、人人一看都能明白的常识却让他成了一个特殊历史片断永久的追忆,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不得不哀叹,那个特殊年代,真是草泥马地特殊。

我试着把最近逝去的李文亮医生事迹和遇罗克的事迹做了对比。

也就理解了,真英雄与普通人的区别。

真英雄遇罗克面对死刑威胁面不改色,依然坚持真理,从容就义。

普通人李文亮面对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的训戒书一出,吓坏了。连忙回答:明白。

真英雄遇罗克写出并发表《出身论》本心是完全出于公义,无私捍卫真理。

普通人李文亮在微信群发布新冠病毒消息,本心是自私,不过是出于担心亲友的健康安全。并特别注明:不要外传。

显然,李文亮本心不是出于公义,不是为大众健康安全而发布。

至于后来李文亮得病时说的一些表态式的话,病好了,要重回工作岗位之类的。好听的正能量。

我认为,不是出于本心。只能说明李文亮非常聪明,知道在公众面前捞名望资本,可能在病好之后,这种名望资本有助于今后升职加薪。也说明了李文亮其人有虚伪的一面,充分见证了普通人的真实面貌,真实嘴脸。

(李文亮医生在天之灵。请原谅,我以小人之心度你君子之腹!)

这就是真英雄与普通人的区别。

另外:我想对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们说一句。我看到有牧师出于传教目的,把李文亮事件当成天使的事迹来宣传。

这种说法,我是难以认同的。

我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弄虚作假,是不好的。

遇罗克和李文亮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他们都是年青人,都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青春之花,刚刚绽放出色彩,就凋零了。

遇罗克被枪决,是二十七岁(1942年5月1日至1970年3月5日)。

李文亮病逝时,是三十四岁(1986年10月12日至2020年2月7日)。

注:关于李文亮出身年月日,百度百科是1985年,并无月日。此处是按训戒书写的年月日,注意者,请查图。

他们都是名人,都是在各自的历史片断在人们心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们的身后,有不少诗人为他们的事迹写下美妙的诗篇。

遇罗克事迹有诗人北岛写的两首诗《宣告》、《结局或开始》。两首都成了经典名诗。

为李文亮事迹而写的诗歌,我看过不少。可惜,我没有发现杰作。也许,是我的眼光有问题,有眼无珠,发现不了沧海明珠。也许,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拣选出经典名诗。

他们都被世人抬到了英雄的闪光灯下,闪闪发光。

只是李文亮这位英雄,在我心中不免打了个折扣,掉了闪光的羽毛,褪色不少。

我这么说,说不定会有人骂我,向我丢砖头,找我麻烦。但是,我还是说:一个人要说真话,尽管说真话会对你不利,只要不是处身指鹿为马性命不保的生存环境,你还是要说出你对事物的真实看法。这是一个人,身而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不是吗?

我对两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遇罗克,这位伟大的真理捍卫者,我会流泪,会心痛,会敬仰,会缅怀。

对李文亮,这位普通人,我不流泪,不心痛,不缅怀。只是叹息,叹息这世间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走了。仅此而己。


陈鹰:湖北人民的苦,谁知道?这笔账,找谁算?



(按:此文由作者发到微信上面,旋即被删除)

2020年3月7日,湖北黄冈。

距武汉封城已经45天。

先来看疫情。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最新通报,2020年3月6日0—24时,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9例,新增死亡病例28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678例,新增疑似病例99例。

其中,湖北新增确诊病例7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4例。

湖北新增确诊的74例病例全部集中在武汉,湖北省除武汉外,已多日零新增确诊病例。鹰哥的家乡黄冈市黄梅县,已经连续14天零新增确诊病例。

苦难的湖北人民,在艰苦战疫一个半月以后,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湖北人民受的苦,有谁知道?

疫情初起的那段时间,湖北人被视为洪水猛兽,在外的湖北人,住不了酒店,下不了高速,进不了社区,到哪都被排斥;云南彝良县的一位“诗人”,写了一首轰动全国的诗《仰望天空》:“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诗中侮辱湖北人的诗句,让人如骨梗喉,非常难受。

这个“诗人”叫陈衍强,湖北人民记住他了。

在外的湖北人不好过,留在省内的湖北人,也不好受。

武汉封城,有900万人选择留在城内,他们没有冲出城去,给全国各地制造麻烦;他们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困难留给自己……

留在武汉城内的900万人中,有几个是我的朋友。来看看他们的生活。

其中一个是公司经理级别的,也算是中产阶级吧,十几天前就已经弹尽粮绝,在朋友圈晒出一箱泡面和几罐豆瓣酱、一小罐酸菜,配文“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是一个男人被封了26天的厨艺”。

另外一个是老乡。告诉我,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抢菜。新鲜不新鲜已经不重要,价格贵不贵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抢到菜。三个土豆10块钱,一把白菜10块钱,能抢到已经阿弥陀佛了。一家人,一个月光抢菜,就花了一万多,是月工资的两倍多。

很多武汉人的手机里面,装了100多个APP,全部是抢菜的。此时,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诗与远方”,重要的是生存,是活着!

一块钱一斤的菜,十块钱一斤的肉?拜托!那是电视里面的!

你忘了武汉人民的骂声吗?

武汉市内的人艰难活着,武汉市外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比如我。

人生最悲惨的,莫过于“非典在北京,新冠在湖北”。

很不幸,我都遇到了。

因为经历过非典,我备了五袋米(小袋的,5公斤一袋)和一些干菜,从正月初三至今,节衣缩食,一天只吃两顿饭,维持最基本的温饱。蔬菜,则靠左邻右舍救济。

我家在农村,靠近县城;地,已经让政府卖得所剩无几了;我在屋后种了些毛芋,原本是用来驱蚊的,没有菜吃的时候,挖出来吃了。

在“躺着就是爱国”的年代,我们反复告诉自己“只要还有一粒米,坚决不去超市挤”。

封城20多天后,家里没有米,没有菜也没有油了,老婆的高血压药也没了;我拿着出入卡,戴上唯一的一个口罩去了趟超市,抢回来三袋米两壶油,走了五公里路去了三个药店,买回来一瓶高血压药。

当天晚上,官方宣布出入卡作废。

现在,我非常庆幸。正是这唯一的一次出门采购,让我们生存到现在。

顺便说一句,我们村庄,没有一例疑似,也没有一例确诊。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骨子里的隐忍和坚韧是一种真正的伟大和善良。隐忍再隐忍。

今天,长江日报报出“要在全市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感恩教育”。

好吧。

感恩。

首先要感谢医护人员。从除夕之夜开始,四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他们和湖北医护人员一道,冲在一线,共同抵御病毒。他们是最应该感谢的。

其次,要感谢志愿者。他们有的慷慨捐赠,有的千里驰援,为湖北送来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保护医护人员,也维持湖北人民的基本温饱。有的志愿者在完成志愿任务后,还受到“劝返,不让回家”的不公正待遇。

他们是应该感谢的。

再其次,要感谢全国人民。在湖北人民遭此劫难的时候,全国人民伸出援手,捐米的捐米,捐菜的捐菜,还有60多个人扔下一万元就跑……尽管我本人没有收到一粒米,没有收到一片菜叶,也没有收到一分钱,但我还是要感谢,感谢伸出援手的全国人民。

既然要感恩,我就建议来点实在的。比如说,在武汉建一座碑,抗击新冠肺炎纪念碑。纪念最早发出预警的李文亮等8名医生,纪念抗击新冠牺牲的34位医护人员,纪念死难的三千多位同胞,纪念驰援湖北的四万多名医护人员……

  这个建议,能采纳吗?

去年年底,我家对面,新开了个饭店。

这个老板,是世界上最倒霉的老板。

腊月二十八的下午,店招刚刚挂上去;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旋即,黄冈封城。

这个老板,原本想趁春节旺季赚点钱;现在,店租要硬生生地亏下去。

亏的不只是这个老板,5000万湖北人民都在亏。

“躺着就是爱国”的这一个多月里,多少湖北人有班上不了?又有多少湖北人没有收入,被迫坐吃山空?

你说,这笔账,找谁算?



杨绍政教授报平安文稿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安全的。一个多小时前,我陪孩子到小区去放风,整个行程中没有发现警察值守和被不明人员非法跟踪监视。

我长期以来认为,警察执法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法律依据,否则就是执法犯法,必须严惩。今天警察枉法侵犯包括杨绍政在内的无数国民的法定权利,得不到惩罚,明天包括警察及其子孙后代在内的全体国民也有可能被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警察侵犯而得不到公道。

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几千万党员和所有党组织诬陷后,在毛泽东执政时期能够讨到公道?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胡作非为时期,被他们伤害的无数人到哪里去讨公道?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在本次武汉肺炎被发现初期有组织隐瞒疫情,打击说真话的李文亮等人,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这些有组织渎职犯罪导致的无数人被传染,被不治身亡。请问无数的受害人到哪里去讨公道?有组织的罪魁祸首被法律追究和惩罚了?

为了国家正常化,我一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让中国共产党服从法律,让法律能够审判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党委的有组织犯罪行为,违法必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历史惨剧的重演,我们每一个国民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

我希望视杨绍政为敌的中共各级组织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你们今天保护杨绍政教授的宪法权利,也是在保护包括你们自己在内的全民权利不受侵犯,否则,包括你们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好结果。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关注。

2020年3月7晚上9点8分


造假的报案刑事立案告知单




今日,基督徒马玉珍向人权观察员優雅发来消息,说她在3月5日接到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京公(治)立告字【2020】196号立案告知单,告知单称:蒋湛春家属:你于2020年2月27日向我局(报案、举报、控告)的蒋湛春寻衅滋事、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一案,经我局审查,认为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已决定立案。

“ 上述告知内容全部都是编造的虚假谎言,企图挑拨我夫妻的家庭关系,希望公开事实真相。

为此,观察员采访了马玉珍女士:

您好! 我是基督徒马玉珍姊妹。我丈夫蒋湛春也是基督徒,他在北京打工多年。 我丈夫蒋湛春于2019年9月26日,在北京自己的租居屋里被镇江市公安局警察抓回老家,并被构陷寻衅滋事刑拘。

蒋湛春被刑拘28天后,没有被释放,警方对他变更强制措施指定居监视居住,四个多月后,2020年2月27日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京囗分局再次变更强制措施关押在镇江市看守所。

我向镇江市京口区检察院递交了立案监督申请,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让我补充立案决定书,于是我向镇江市京口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问他,蒋湛春涉嫌寻衅滋事、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案子有没有立案,他说立案了,我说检察院要立案决定书能给我一份吗?

他们让我在2020年3月5日去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去拿,我拿到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立案告知单。上面写着你于2020年2月27日向我局(报案、控告、举报)的蒋湛春寻衅滋事、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案一案,经我局审查,认为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己决定立案。

我在此声明: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和部门(报案、控告、举报)我丈夫蒋湛春,不知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造这个假是何用意?是在挑拨我夫妻的家庭关系吗?如果这份立案告知单让蒋湛春的父母知道,他们肯定要拿刀找我拼命。 可想我丈夫蒋湛春这个案子中还有多少是造假的?

中国人权观察员優雅
2020年3月6日



杨绍政教授的公开声明



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声援和支持。在大家的关注下,成都天府派出所警察到现在为止没有强制破门。刚才我打开房门后,暂时没有看到警察。

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因为关注疫情和人祸对国民的伤害,我的微信号被封3个,微信群被封约60个。多次收到贵州省政法委吴姓主任的要求我闭嘴的电话警告。

面对他们不胜其烦的骚扰,我无数次拒接贵州警方个各方面的电话。我认为我暴露荒谬,坚实正义的言说是合法的,中国共产党相关党委及其领导的警察通过各种方式让我闭嘴的做法是有组织违宪和犯法行为。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九千万党员和几百万警察要明白,你们今天非法剥夺杨绍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长期断绝杨绍政教授的生活来源、医保,边控杨绍政。这些有组织行为是集团犯罪,应该得到追究和审判。

你们还要明白,今天你们可以有组织侵犯和迫害杨绍政在内的无数国民而得不到法律惩罚和责任追究,明天你们、你们的子孙后代、亲戚朋友照样有可能被有组织侵犯而得不到公道,有组织犯罪者照样逍遥法外。

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有组织行为如果得不到法律约束,违法不惩,那么包括九千万中共党员、几百万警察、几百万军人在内的全体国民都不可能有安全,愿天佑中华!

另外,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晚上9点都会报平安,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
2020年3月7日上午10:25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瘟疫中的老實話/陶傑



西方文明國家爆發厭中排華。

二十年來在西方之豪購名牌、名貴汽車、酒莊、豪宅,撒幣消費用白花花的美鈔歐羅買來的西方白人之尊奉恭敬,一場武肺,即刻翻臉,西方對中國人的真正觀感,現出本尊。

許多中國人感到受到所謂種族歧視之傷害,紛紛鳴不平。

由近年流行的一個名詞,叫做「共業」之角度,西方對強國人產生種族鄙視,有如牛頓三大物理學基本定律一樣合理。

在火車地鐵,西方人看見中國人即行起身閃避走開,並無觸犯法律。

基於武肺在二月,九成五之患病者在中國並開始輸出之事實,人家認為,萬一你開始咳嗽,他就走避不及,所以憑目測判斷而及時走鬼,保命遠遠比「大愛包容」更重要,中國上海人看見中國武漢人,也劃清界線的掩嘴鼻逃跑,此為正常之人性。

收容國的國民,當然也有教育水準較低、不太講理、見到亞裔人即無差別攻擊的勇武人士。你明明三年沒有去過中國,並無武肺,為何無辜受辱?

答案是正如百年前中國有義和團,一樣也見到洋人就殺。

中國歷史教科書這樣定性:義和團是一場愛國運動。

所以,愛國不是中國人全球獨家的專利,人家意大利人也可以愛國,而且由馬志尼開始,拉丁民族的愛國激情一旦表述,也可以相當的盪氣迴腸。

何況人家畢竟承襲羅馬帝國文明,中國義和團到處燒教堂、殘殺傳教士和本土基督徒全家,意大利和歐洲日本,迄今未曾有一家中國餐館或鞋店遭到焚燒,相當的理性克制。

值得像習主席對林鄭月娥一樣,高度肯定。

中國留學生若在英語國家遭校園「歧視」,最佳反擊,是集體退學,叫劍橋和墨爾本大學什麼的回水退還學費,選定一天,全球中國留學生統一手牽手唱國歌在英美加澳各大城市機場同時回國,場面悲壯,CNN和中央台一齊直播,令西方國家三分一的大學其後宣佈財政破產而倒閉,這就是民族氣節了。

本來你的任務是對西方說好所謂的中國故事。

但西方文明國家暫時沒有興趣聽吃老鼠穿山甲的故事,紛紛掩嘴巴四散。那麼擺攤的說故事人,低調收攤提早回家,總比一個人罵街明智。

真正冤枉的,是在西方的日本人、台灣人、新加坡人。

日本因此奧運恐無辜泡湯。沒有辦法,上帝造人分了種族,又惡作劇,如將不同程度的學生Group為一個Band的學校。

此亦太宰治說的,生而為人,總有可抱歉之處。

但願其他亞洲人堅毅順變,等待黎明。


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正被警察恐吓威胁,面临失去自由的危险



2020年3月6日晚7点39分左右,成都市温江区天府派出所警察彭旭意(音)等四五人,在贵州大学被开除的杨绍政教授居住的成都市温江区学府尚郡家门口敲门,理由是疫情期间要进行检查。自称为彭旭意(音)的警察告诉杨教授他的警号为072888,要求杨教授和家人必须配合他们进屋检查。杨教授拒绝他们进屋,警察此时此刻正在通知开锁匠来学府尚郡,准备强行破门而入。

杨教授通过语音告诉友人,他是因为说真话在2017年被贵州大学停课,后于2018年被学校开除的。他告诉大家,如果他在今晚12点之前没有任何消息的话,证明他的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了。杨教授希望海内外朋友们对他的现状进行关注。杨教授特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不能约束警察的行为的话,每一个国民都不可能是安全的。

截至笔者发稿时(2020年3月6日晚8:40),屋内的杨绍政教授与屋外的警察还处于胶着状态,警察随时随地将破门而入带走杨教授和他的妻子女儿,敬请海内外关注杨绍政教授并他的妻子女儿。


新冠瘟疫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



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可能超过10万,重症患者数万,死难者仅官报就已超两千,更多未确诊死难者未被官方计入数字。真实死难人数将会很惊人,看看武汉火葬场的紧张程度就可以想象。

死难者、重症患者中,不幸也包括很多医护人员,一线防疫和隔离工作人员。

更多的老百姓因此受到影响,被限制自由。更多企业受到影响,无法正常经营,经济利益受损。

这一切却并非天灾,乃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最早,2019年12月1日,武汉出现首例新冠病毒感染。随后扩大,发病人数骤增,事态严峻。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疾控中心分别下发文件,要求内控。但却不告知社会民众,进行必要防范,导致疫情进一步扩大。

1月3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已经测出新冠病毒全部基因序列,但却不对外公布,不提示市民防范,使武汉错失最佳防疫时机。

疫情很快上报中央,1月7日习近平曾对此作出内部批示。但仅仅是内部管控,不告知广大国民,进行防范,坐失疫情防控最佳时机。

至1月23日,瘟疫大面积扩散,武汉仓促封城,进行全面防控,疫情已经失控,感染至全球。该日,仅确诊病例即达830例,死亡25例。

此前,12月31日开始,李明亮、谢林卡、刘文等8名医生在朋友圈公开疫情,却被当地公安视为造谣,遭到训诫,还被央视作为造谣者报道,损毁名誉于全国。

如果从12月31日算起,疫情被当局隐瞒了至少24天。根据该疫情平均6.4天翻一番的传播速度,被隐瞒期间,传播人数至少扩大16倍,重症和死亡人数也相应剧烈扩大。

另一点,疫情爆发后,当地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居家隔离政策,导致一人感染,全家发病,许多家庭因此多人重症,多人死亡,甚至全家绝户!错误政策造成的灾难,让受害者自己承担吗?

众多的死难者原本不该死亡。尤其是那些未被确诊的死难者,死后连官报数字都不能列入。死难者家属必须得到赔偿!

重症康复患者,将因此留下终身后遗症,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工作、经营。这个损失,如何计算?让受害者自己承受吗?

之后的封城封路、省际隔离、城市间隔离、社区隔离,使许多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尤其是酒店、旅店、餐饮、运输、旅游、零售等行业。这些损失该由企业自己承受吗?

可以说,此次全国大瘟疫,主要是因为官方刻意隐瞒、压制,以及错误政策造成。这是一场人祸,主要责任在武汉政府、湖北政府、中国政府。

因此,不论依据何种法律,所有新冠瘟疫受害个人、受害家庭、受害企业都有权要求国家赔偿。所有因此被困家中的居民,都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民生权利是最基本权利,去勇敢索要自己该得的国家赔偿!


武汉徐武:“飞越疯人院”现实版主角的自传



1989年我参加64学生运动从技校来到武钢工作。刚开始与所学专业还算相符,没多久就强制调离工作岗位。我不服却没有办法,老百姓总受压迫。我认真工作,贪官污吏不赞同,让我下岗。在工会干部的干预下,我又有了工作当消防员。中国不象都是坏蛋,总有好的。我开始研究法律。武钢搞工作相同报酬不同也就是同工不同酬,我向上级控告被克扣四年工资,把武汉市劳动、司法局、市政府等告上法庭。

我跟武钢打了十几场官司,从2003年达到2006年,法院说如果调解结案。从关心职工和人道主义援助角度,我可以领到全额工资还有一部分补偿。但我坚持要一个对错的输赢结果。因为此事,武钢把我打伤,我要求报工伤,劳动局不同意。我申请武汉市政府行政复议,武汉市政府维持,我就又告了武汉市政府。当中,我跟武钢合同到期,武钢让我自己写不愿续签与武钢集团的劳动合同,但被我拒绝。2006年11月、12月,武钢保卫科科长在保卫科长办公室用警棍打我胳膊、头等部位.。保卫科科长的父亲就是武汉市钢城分局政委,我报案,不给我立案,我一直在家里养病。

此时到了2006年12月,因和武钢打官司,我和武钢劳动合同到期,武钢不愿续签合同。逼着我承认不愿续签劳动合同。我拒绝,就把我关在办公室用警棍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拘禁10多小时。我找武钢总经理反映,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又被打,毁掉病例,打110报警多次无人理。武钢还曾拘禁我3天,我绝食抗议才放回;还有一次被打,送进医院,抢救15天,公安机关无人管。我在武钢工作兢兢业业。带病工作,经常参加志愿者献血等活动,武钢不搞评选先进,所以我没当过先进,多次在武钢被殴打,我只有休病假,办好手续,从不旷工,武钢干部绑架我,抢走我的钥匙到我家抄家偷盗,抢走我的火车票,我自卫咬伤一人,用刀砍破轿车玻璃,武钢却让我自费看病治疗。

2006年12月4是全国的法制宣传日。宣传日刚过,我就来到北京,但到北京各部门反映无结果。我在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武汉的朋友联系我告武汉市政府的案子,问结果是输还是赢,朋友说输了,并告诉我武汉警察和武钢的人在找我解决问题。我研究法律岂不知其中的奥妙,我让朋友不要理他们,朋友一个劲地和我联系,告诉我他不会害我,他在帮我,我感到朋友的危险,就告诉了我的位置。结果刚出北大校门,就被一帮人扑倒在地,铐回宾馆,手都要断了,铐回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坐铁板凳式的老虎凳,殴打几天不让睡觉,逼问什么炸药之事,我没搞爆炸,到哪里搞炸药,我包包里有了不少东西,他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搞什么,但他们也没有证据,就让我抄一份声明,我把不属实的东西删除,警察很不高兴,马上送我去武汉青山看守所,晚饭都不让吃,饿了一晚上,在看守所关了十六天。

2006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警察采用欺骗手段将我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关押。当时,一帮警察拿张纸让我签,我说看看再签,警察说签完再看,我说不看不签,警察无奈让我看。纸上写道我有精神病,我拒签,警察说签完就回家,我说我没精神病,我要回家,警察把我绑架到车上铐起来送到武钢二医院精神科,亲朋好友不能看我。后来我偷偷联系到朋友,与他讲了情况。后来过完春节在警察监视下,父母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精神病,要求做精神病鉴定,但他们受了欺骗,他们欺骗我父母说我去炸天安门,他们害怕,就不给我做,他们还告诉我父母说关我几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弟弟来看我,进不了门,我隔着栏杆对他说要做鉴定,他说胳膊拧不过大腿。

精神病院关了个武钢技术员,他告一次状,就关一次,这次是第8次,他说用锯条锯锁可逃走,无意间我找到锯条偷偷锯几天,快锯完时技术员放回家了,我独自逃走,那是2007年3月底。我逃出来,逃到北京,靠睡桥洞、捡瓶子卖维持生活。2007年国际劳动节5月1日,我在天安门白天点蜡烛,因为我认为湖北政府太黑暗要光明,又被北京警察抓住交给武汉的警察,武汉警察又将我用两幅手铐拷回武汉,直接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对我进行电击,要求我交代我如何逃出去的。

然后一直就将我关在那里,开始也禁止父母来看我,父母知道警察不肯放我回家,请了武汉的律师到法院去告,法院不给立案;也请了北京方面的精神病专家来给我做精神病鉴定,但医院不让进去。这样,一直到2011年4月19日,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被强行吃药,如果不吃药就用电击,或吊起来殴打。5年中我被吊起来殴打多次,有时候长有时候短,要看医院的心情。伙食比医院的民工都差,还不如看守所的伙食。

2011年4月19日我弄开窗户又一次逃跑,逃到广州精神病院做鉴定,鉴定认为我有忧郁情绪,但并不构成精神病。4月26日、27日当时我在南方电视台做节目,控告武汉当局迫害人权,武汉的警察和武钢工作人员十几个人闯到电视台,当时镜头都录下来了。之后,我准备去另外一家媒体接受采访,但被他们强行带到广州一个宾馆。我知道贪官不会放过我,备有刀片玻璃,为抗议,我就吞了刀片玻璃,但还是被连夜押回武汉,又用手铐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因为我吞了刀片玻璃,他们把我强行麻醉后将刀片玻璃取出。2011年5月12日我父母再一次被人欺骗,说政府是为我好,我要是做了鉴定就可以回家,父母就同意了。我说做鉴定跟政府没有关系。我说要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做鉴定,父母也同意了。但5月14日有一帮人带着仪器要给我做鉴定,因不是在湖北省以外做鉴定,我拒绝,我父母也反对,就没有做鉴定。但他们出了一个假鉴定,说我有精神病。我还是被关在精神科。5月16日武汉解放62周年我绝食抗议要回家,但没有用的。南方电视台公布了武汉警方的行为后,媒体都到武汉采访我,警方派警察守住,武汉当局对收买不了的记者进行殴打,后来武汉当局迫于压力于6月10日零晨1:00时,把我押回家进行监控。派一帮人24小时监控,不让我出门,还在我家门口阻挡亲戚朋友来看我。

2011年8月份我试着从家里跑出来,又被监控人员绑架我回家。后来监视松懈后,我于12月29日坐汽车逃到北京,生活比较困难,得到社会各界帮助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

2012年2月10我在北京朋友家被一帮不明身份人员绑回武汉家里,外衣鞋子也不让我穿,手肿得像馒头,好多天都没好,手机包包被抢走,14摄像头一帮人24小时监控,不准台属我出门,不准朋友进门看我,来了就会被抢走手机身份证等物品至今还在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武汉青山政法委说只要不告状就不监控我了。我要说法没有,大陆媒体不敢报道我的事了。2017年10月29日我想到外面吃饭被共产党派的人绑架回来,衣服都扯破了,打电话报警,警察不管,吃饭不行了,经常吐出来,可能死在共产党的迫害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