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犹如一个舞台，在舞台上演的剧目是共通的。——卡普钦斯基
序言
万昌华先生是一位执著的历史学者，长期致力于政治体制转轨的研究。特别是对韩国、南非、西班牙和台湾等民主转型问题，多有独到洞见和深度考察。早在2000年，我就从《读书》杂志上读过他的《韩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一文，印象极其深刻。万昌华先生十年磨一剑，对波兰的政治转型付出的心血最多，如今这本《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终于出版面市，殊为不易。
在苏联和整个东欧转型中，波兰无疑是最独特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波兰的转轨不仅发生得早，而且也最为顺利，以和平的方式避免了暴力革命，实现了一次完美的历史转向。虽然研究苏联和东欧当代史的学者和著作不少，但就波兰转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细节研究来说，万昌华先生的专著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深刻的。
波兰有上千年悠久的历史，人民资质聪明、气度恢宏、宗教信仰深厚，近代以来却命运多舛。在欧洲民族国家大多作为专制君主国家崛起的15、16世纪，波兰创造性的发展起贵族民主制，国王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只有议会才能制定法律。这是一个有国王的共和国，与英国政体颇为形似。但她没有英国的富有和四面环海的天然屏障，也没有山脉构成的屏障和确定的边界，而邻国是与她敌对并虎视眈眈觊觎着她领土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这三个大君主国。关于波兰的状况和处境，史学家威尔斯是这样说的：“一个贫穷的、天主教的、内陆的不列颠，完全被敌人而不是海洋包围着。”
波兰堪称古典欧洲文明和骑士精神最完美的继承者，庄严凝重，威武不屈。在人们印象中，美人鱼都是温顺柔弱的，但在华沙有一个著名的美人鱼雕塑，却一手拿剑，一手拿盾，完全一副战士形象。这或许就是波兰民族气质的最好表达。读完《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之后，我对波兰这个民族和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对波兰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越发惊叹于这个英雄的民族和伟大的国家。有道是“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秋瑾《吊吴烈士樾》）。
面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时，我常常不自觉的将他们与中国进行对比。波兰的历史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我有这样的判断：如果非要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与中国最不同的国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波兰；或者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波兰都像是中国的反义词。波兰“自古就缺乏专制传统”（金雁语），中国正好相反。波兰的政治始终是贵族化的，中国的政治大多时候则是流氓化的。在近代史上，波兰多次被野蛮专制的异族征服和奴役，但波兰可以亡国，却从未消磨自己的文化和精神；中国的命运同样悲惨，虽然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早已经被野蛮征服者消灭和铲除，但中国却没有“灭亡”。波兰人是开放的，最富于世界情怀和公民精神，中国则封闭而内向，世界远在中国之外；90%以上的波兰人有虔诚的信仰，中国似乎也相反……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不乏对波兰的溢美之词。除过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最多的大概就是波兰了。恩格斯称赞波兰是“东欧民主的策源地”，说波兰人到处传播民主，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马克思称赞波兰人历史上对蒙古人、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抵抗拯救了欧洲，“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对于波兰的沦陷，马克思特别指出，“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最鄙视和最痛恨的就是俄国和中国——曾经的蒙古帝国（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国）。马克思认为“俄国佬”的野蛮与专制完全来自蒙古征服，“鞑靼人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留给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大遗产。
对于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其为鞑靼（女真）统治的“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但对于中国的未来，马克思也心存一个美好的设想，欧洲人“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历史又仿佛回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布尔什维克们先后征服了俄罗斯和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暴力征服者供奉为上帝；新的统治以最彻底的国家主义消灭了社会，然后将这种体制称之为社会主义。历史总是如此吊诡，既像是一种无情的讽刺，又像是一种恶毒的诅咒，马克思和恩格斯若九泉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欧洲的卫士
很久很久以前，斯拉夫人起源于今天波兰东南部的维斯杜拉河上游一带，到公元6世纪前后，逐渐分化为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其中西斯拉夫更接近西欧，文明程度最高。波兰是最大的西斯拉夫族群，波兰人也是最开化的斯拉夫人。从波兰到乌克兰都是适合农业耕作的大平原，气候温暖，因此西斯拉夫被称为“欧洲的粮仓”。波兰一词源于斯拉夫语Polanie，意思是居住在平原上的人。古代波兰只是波兰、维斯瓦、西里西亚、东波美拉尼亚、马佐夫舍等几个西斯拉夫部落组成的联盟，公元965年，梅什科一世皈依基督教，波兰开始基督化。借鉴希腊字母，波兰有了自己的文字，波兰的历史由此拉开序幕。9世纪后半期，10世纪时期，勇敢者博莱斯瓦夫一世被罗马教皇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12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从东方席卷而来，整个欧洲因为这场“黄祸”而岌岌可危。1235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军西征，在名将速不台的指挥下，蒙古鞑靼铁骑所向披靡。在征服斡罗思（俄罗斯）各部后，兵分三路，挥军继续西进，攻入波兰。波兰国王博列斯拉夫统帅波兰军队迎敌，不幸战败，克拉科夫城遭到了蒙古人的洗劫。1241年，蒙古军侵入西里西亚。在瓦尔斯塔特平原上，西里西亚公爵“虔诚者”亨利二世率领波兰联军，与蒙古侵略者进行了一场大决战，这就是著名的列格尼兹战役。
欧洲联军由波兰军队和十字军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组成，有30000名重装骑士和步兵，虽然蒙古军只有不到20000人，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整个波兰联军几乎全军覆没，统帅亨利和许多波兰贵族都力战而死。残忍的蒙古人割耳朵计数论功，欧洲人的耳朵足足装了9只大麻袋。对蒙古人来说，列格尼兹战役可算得上是西征战争中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但这也是一个顶点。此战之后，蒙古帝国进入巩固阶段，蒙古人将主力用于对中国的征服，西征战争进入尾声。从某种意义上，波兰成为保护欧洲的重要屏障，特别是在东斯拉夫沦为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之后。
来自东方的1385年，为抵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实行了王朝联合，波兰11岁的女国王雅德维加与26岁的立陶宛大公雅盖洛结为夫妻，雅盖洛成为波兰国王。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存在了4个多世纪。联合体形成25年后，与条顿骑士团的总决战终于打响。条顿骑士团几乎所有指挥官全部战死，被俘的骑士需要交纳大量的赎金，再加上战争赔款，条顿骑士团从此一蹶不振。此战之后，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基督化的国家完全合成一体，成为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1510年，最后一任条顿骑士团团长阿尔伯特与波兰国王老西格斯蒙德一世签订《克拉科夫协议》，阿尔伯特成为波兰国王下属的普鲁士大公，条顿骑士团国家正式消失。很多年后，普鲁士大公国成为普鲁士王国，再成为德意志帝国。
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入奥地利，以15万大军围困了神圣罗马帝国首都维也纳。维也纳城内只有不到13000人守军。战事持续了2个月之后，维也纳城内弹尽粮绝。正在万分危急时刻，波兰国王索别斯基亲率25000名波兰铁翼骑士和45000名联军大破土耳其军，不仅解除了维也纳之围，从根本上解除了穆斯林圣战对欧洲的长期威胁。
从蒙古人到土耳其人，波兰如同欧洲文明的卫士和基督世界的钢铁长城，以自己的牺牲阻止了来自东方的入侵。很多年后，马克思将波兰称赞为“欧洲不死的勇士”。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大教堂上，当年抗击蒙古人进犯的报警号角至今还作为一项著名传统仪式而定时吹响。
贵族的民主
对人类文明来说，波兰最伟大的贡献或许当推其独特的“贵族民主制”。在古代文明中，贵族是拥有自由权利的特殊群体，这种自由权利使贵族成为古代社会文明的标志。托克维尔说，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因为只有贵族可以与专制权力抗衡。贵族并不只是出身和财富，还包括一种精神与责任，对真正的贵族来说，荣誉大于一切。
在堪称黄金时代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波兰逐渐发展起这种独一无二的贵族制民主政体。在这个政体中，所有拥有一定财产的贵族都拥有对国家的政治权利，他们通过议会立法和选举君主。贵族强大，君主弱小，这种原始的民主与现代宪政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中世纪时期，欧亚大陆还是一片专制的海洋，到处都是中央集权和宫廷王朝，只有波兰大胆地迈出权力分散的联邦制民主制度，甚至包括宗教宽容和和平主义的尝试。
波兰的联邦制度始于12世纪末，封建议会“卫彻”作为波兰各公国的最高权力机关。15世纪末期，波兰议会分为两院，国家权力由封建贵族执掌。这与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为了进一步限制王权，波兰在16世纪创造了国王自由选举制度。1505年，波兰议会通过宪法：未经议会两院同意，国王不能颁布新法律，不能征税，不能征召军队，不能宣战和媾和。这个宪法比英国的《权利法案》早了将近两个世纪。1588年，波兰颁布法律，国王和政府官员非经法院判决不能搜查贵族家庭。1569年，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欧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国王经选举产生，并接受议会监督。第一位由贵族选举的波兰国王是西格斯蒙德二世，第二位国王来自法国王储，他只干了半年，就回去做法国国王了。
从1569年到1795年，这种贵族民主制度持续了长达226年，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民主国家，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欧洲移民的天堂，不同信仰的几十个民族生活在这里，这在欧洲乃至当时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波兰也一度成为欧洲最为强盛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波兰立陶宛联邦作为一个贵族共和国，包括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
贵族政治的长期浸染，使贵族精神成为波兰民族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由与理性，信仰与荣誉，精英主义，牺牲精神，这些特质使波兰成为世界丛林中最为绰尔不群的一个民族。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说：“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当它不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社会。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对“贵族”的解释是：“在我心目中，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
从本质上来说，在封建制度下，贵族与专制是对立的，因此真正的封建社会并不是专制的，反而是自由的，只有君主集权体制才是真正的专制社会。英国思想家培根认为：“在君主制度下，如果没有贵族阶级的存在，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成为独裁专制的帝国——像东方的土耳其那样。因为贵族的存在可以牵制帝王的权力。”
1773年，卢梭应波兰贵族威尔豪斯基伯爵的请求，写了《波兰政府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卢梭在书中写道：“民族庞大、国土辽阔，这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根源”，“王位世袭制防止了纠纷，但却导致奴役；选举维护了自由，但每一度的登基都要动摇国本”。自称“世界公民”的卢梭强调，按照共和国宪法，公民不论贫富，都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
卢梭还起草了一份波兰宪法稿：
从初生婴儿睁开眼的那一刻，他所看到的就应该是他的祖国，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天，在他的眼里都绝不可有其他任何东西。每一位真正的共和党人，都要如同爱母亲的乳汁一样热爱他的国家，也就是热爱法律和自由。这种爱就是他的立身的根本。他眼里只有祖国，他只为祖国而存在。当他漂泊异域它乡时，他就变得毫无价值。当他失去祖国时，他便不再存在。虽然他还活着，但要比死亡还糟糕。
不死的勇士
17、18世纪是帝国崛起的时代，波兰立陶宛联邦与俄帝国的战争持续了13年，之后又在教皇的号召下，参加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将奥斯曼帝国彻底赶出欧洲，但也将波兰立陶宛联邦国力耗尽。同时，国内的封建农奴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贵族民主制度下，贵族不仅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一票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这项议案就不能通过。同时，贵族基于自身眼前利益，拒绝为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征税，再加上联邦政府的弱势，这使波兰国家力量日益衰落。18世纪末的波兰完全陷入一种政治、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它的军火库是空的，堡垒年久失修，军队几乎不存在。
与波兰相反，普鲁士和俄罗斯依靠专制体制和酷吏官僚进行敛聚扩军，反倒越来越强大，此消彼长，邻国的专制和强大成为对波兰最致命的威胁。在17世纪时期，波兰军队多次攻入俄国和莫斯科，逼迫俄国举行贵族大会选举沙皇；进入18世纪，俄国军队反倒多次攻入波兰和华沙，强迫波兰议会任命他们中意的人为波兰国王。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虽然都属于斯拉夫民族，但与波兰的文明不同，俄罗斯完全是东方化的，在被野蛮的蒙古人征服和奴役的几个世纪，鞑靼人的暴力集权已经渗透进俄国人的精神深处。彼得一世时期，俄国仅仅处死的高级贵族就有1000人之多，杜马和主教都被废除，所有权力都集于沙皇一身。18世纪晚期，野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俄国送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俄帝国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同一时期的腓特烈二世也带领普鲁士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1772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个君主集权国家在彼得堡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
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忧国忧民的波兰爱国者和进步思想家掀起一场爱国革新运动，对僵化的封建制度和教会下的文化教育提出批判。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791年5月3日，波兰议会通过了《五三宪法》，取消了自由否决权，改为多数表决通过，波兰从贵族君主制共和国转变为由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波兰《五三宪法》与法国《人权宣言》、美国宪法并列为近代民主法治的三大开山之作。
作为《五三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波兰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不仅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还领导了1794年的波兰起义。《五三宪法》很快就在俄军的刺刀下作废，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让他的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做了波兰国王。1793年，俄普两国对波兰再次进行了瓜分。在镇压了波兰民众的反抗后，1795年，俄普奥三国再次聚餐，彻底瓜分完了最后的波兰。
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灭亡了，成为欧洲的一个牺牲品。但就在波兰不再是一个国家时，波兰人的民族意识却被激活了。同时，波兰虽然被灭亡了，但民主却在茁壮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在波兰的失败换来了它在欧洲的胜利。
亡国之后的波兰曾一度将拿破仑视为救星，因为俄普奥也是拿破仑统一欧洲的敌人，无数波兰人参加了拿破仑的战争。事实上，拿破仑确实帮助波兰人重建了袖珍的“华沙大公国”——按照《拿破仑法典》管理。可惜拿破仑很快就失败了，“华沙大公国”只存在了6年。波兰王国作为俄国的殖民地，沙皇就是波兰国王。整个19世纪，波兰人反抗沙皇的起义此起彼伏，如沸腾的火山，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波兰人从来没有屈服过。沙皇的暴政使大批波兰社会精英流亡国外。这场大移民使波兰人遍布欧美各国，其中不乏一些著名人物。虽然流亡他国，但这些波兰人仍然心系祖国，如音乐家肖邦死后葬于巴黎，心脏归葬华沙；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她将发现的新元素命名为波兰的字首Po。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波兰的三个宗主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先后崩溃：德国和奥地利战败，俄国被一场革命颠覆。根据凡尔赛条约，东欧一些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被瓜分长达123年的波兰终于光复。被称为“波兰拿破仑”的毕苏斯基走出德国监狱，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元首。
俄国没有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帝国更加可怕，它不仅继承了沙皇的所有遗产，而且雄心勃勃地要将布尔什维克传播到整个欧洲。1920年，80万苏联红军攻入直逼华沙城下。在法国的帮助下，毕苏斯基率领的波兰民族军进行了10天的鏖战。8月15日，波军转入反攻，一举击溃了苏联红军。毕苏斯基成为波兰人民心中真正的民族英雄，打败苏联侵略者的8月15日定为波兰建军节。
苏联的冒险历程是人类最大的实验。华沙战役使列宁建立一个全球无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梦想化为泡影，苏联不得不放弃将革命推向西方的计划。波兰又一次成功的扮演了欧洲防火墙的角色，受阻的苏维埃狂潮不得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在刚刚结束女真鞑靼统治的农业中国，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土壤。
波兰军队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很快就攻入苏联境内，苏联不得不向波兰求和。按照双方签订的《里加和约》，波兰收回了当年被俄国侵占的东部领土，即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
在这场侵略战争中，10多万苏维埃红军沦为波兰的战俘，其中一半回到苏联，另一半拒绝归国，加入波兰和德国等国的国籍；还有将近2万战俘死亡。作为这场战争的当事人，斯大林对苏联在波兰的惨败无比愤恨。在后来的大清洗运动中，苏联对国内的波兰族裔不择手段地进行残酷迫害，受害者超过7万人。从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卡廷屠杀不过是大清洗的延续。
卡廷森林
虽然波兰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无法摆脱栖身于两个法西斯邻国之间的不幸处境。虽然波兰与德国、苏联都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友好条约，但这并不能保证其脆弱的安全。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个大独裁者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背着波兰，秘密签订了一份瓜分波兰的《附加秘密协议书》。
1939年9月1日，德国从西面攻入波兰。9月17日，苏联从东面攻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个法西斯独裁帝国的铁蹄下爆发。苏德的野心不仅仅是瓜分波兰，而是要瓜分整个欧洲和世界。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会师，两军举行联合阅兵式。华沙的最后抵抗伟大而悲壮，血战到9月28日，波兰沦陷。幸存的波兰军人不是成为德军的俘虏；就是被苏联红军俘获。9月29日，苏德瓜分波兰的《德苏边界友好条约》正式签字，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再次被消灭。斯大林发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贺电称：“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兄弟友谊，有一切理由可以成为长久的和牢固的。”电文随即刊登在《真理报》上。
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将苏联称为“帝国”。他“跟帝国的初次相遇”就是在苏德瓜分波兰的1939年，不久之后波兰就沦为“帝国”的一部分。秘密警察给他们送来红领巾。当时他刚刚上学，第一堂课就是学习俄语，而且从S——而不是A——开始学起。因为苏联的第一个字母是S，斯大林的第一个字母也是S。
波兰当局认为苏联不是交战国，因此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与苏军谈判后，下令东线的30万波军放弃抵抗，向苏军投降。但苏军得手后马上食言，将波军军官编成146个战俘营，分散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几个集中营。此后，苏联方面对外宣称波兰战俘已经全部释放。从1940年4月3日开始，各个集中营对波军战俘展开有计划分批次的大屠杀。
在骑士传统悠久的欧洲，杀俘是一件极其可耻和罪恶的事情。但斯大林为了报19年前的华沙战役之仇，也为了消灭日后可能的反苏力量，秘密签署了处决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活动家”的命令，21857名波兰战俘（主要是军官）尽数遭到秘密屠杀，地点就在斯摩棱斯克境内的卡廷森林。根据联共（布）政治局3月通过的处决波兰战俘的决议，将整个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称为“减轻负担行动”，这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如出一辙。
1941年，苏德长达22个月的蜜月期结束了，从盟友变成敌人，苏联在纳粹强大的战争机器面前一败涂地，波兰被德国独吞。苏联与流亡的波兰政府再次恢复外交关系，并在伦敦重新签订了互不侵犯和互助条约。一些刚获释的波兰军官向苏联索要“战俘”，苏联方面声称已经全部释放。1943年4月13日，德军在占领的卡廷森林意外发现“万人坑”，里面埋葬的全是波兰军官，国际红十字会介入调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宣布与苏联决裂。随后，西科尔斯基神秘的遇难，苏联在莫斯科扶持起另外一个波兰流亡。
卡廷惨案传出之后，当时世界一片哗然。德国利用卡廷大屠杀在法国到处张贴宣传海报：“如果苏联赢得战争，卡廷将无处不在！”苏联对此早有准备，立即发咬一口，指责德国杀人栽赃。当初苏军屠杀战俘时，使用的全部都是1930年以前从德国进口的7.65毫米瓦尔特PPK手枪和子弹。就这样，苏联将屠杀的罪责成功推给纳粹德国。
二战以苏联的胜利而结束，纽伦堡审判没有采纳德国人制造卡廷惨案的指控，也没有指控真正的凶手苏联。波兰虽然获得独立，但仍然处于苏联的阴影之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卡廷大屠杀属于波兰社会的禁忌，“卡廷”不只是一场秘密屠杀，更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的掩盖和谎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廷”成为战后的波兰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和自由的象征，也是他们被迫屈从强权和谎言的耻辱标志。
苏联为了掩盖罪行，1945年在卡廷森林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被希特勒匪徒枪杀的波兰军官”，屠杀的时间从1940年被改为1941年。从大屠杀的罪行来说，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纳粹本是一丘之貉。卡廷森林与奥斯维辛，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和纳粹保持着难分伯仲的卑鄙、残忍和歹毒。布尔什维克说：“我们要比纳粹更长久!”
华沙起义
战争进行到1944年，纳粹德国已经日落西山，苏联红军直逼德军驻守的华沙。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波兰“国家军”发动了华沙起义，他们试图在苏联红军进入之前解放华沙，而苏联政府也答应提供援助。直到7月29日，苏联在广播上还在鼓动华沙的波兰人举行起义；8月1日，华沙起义正式开始。在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指挥下，由5万名华沙军民向德军发起进攻，3天后基本控制了华沙。但随着德军增援部队的到来，没有重武器的起义者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绝境。
起义之前，苏军已经打到离华沙市中心仅6公里的维斯瓦河东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苏军在广播上号召波兰人民起义，并答应给予支援。但起义开始后，斯大林却指责华沙起义是“冒险行动”，不仅拒绝支援，反而在河对岸停止了攻势，盟军想使用苏军控制的机场来进行空投支援，也遭到苏军的拒绝。对斯大林来说，一则他对波兰宿怨很深，二则波兰已经唾手可得，他不过是借德国人之手消灭波兰未来的有生力量。
米沃什将苏德夹缝中的波兰形容为“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苏联比德国更阴险也更有耐心。虽然波兰与苏联的盟国，但苏军不仅见死不救，反而为了等待德军将波兰人消灭干净，而停战了两个多月。这期间，华沙遭到德军轰炸机、坦克和重炮的轮番攻击。希特勒下令“将华沙从地球上抹去”。面对残酷的巷战，德军将所有的建筑都夷为平地，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历史名城华沙变成一片几十平方公里的废墟。华沙起义被德军彻底镇压，18000名华沙起义者全部壮烈牺牲，并有18万华沙市民遭到德军的屠杀。大量波兰人被投入纳粹的集中营。虽然有一些幸存者逃出德国人的魔爪，但被苏军抓到后，仍有可能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处决。
在德国法西斯的屠刀与苏联共产党的阴谋下，波兰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整个华沙沦为一座空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波兰人的牺牲挽救了德国和欧洲。在苏军等待期间，西线盟军的进攻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苏军后来只占领了半个德国。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联邦德国（西德）。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在华沙那一跪，一方面是为纳粹的暴行而向波兰人谢罪，另一方面也是为华沙起义而感激波兰人。
二战从波兰开始，在长达6年的战争中，波兰沦为苏德两个帝国反复争夺的主战场，70%的工厂和1/3的耕地被毁。战前的波兰人口是3500万，其中有600多万在二战中遇难，死亡率高达22%。人口仅有中国1/18的波兰，牺牲人口几乎达到了中国在二战中死亡人口的1/3。对一个素有贵族传统的波兰来说，精英阶层往往是冲在最前方的英雄，他们是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真正的脊梁。在波兰人的战争中，从来不会拿底层平民的生命来做国家的炮灰，赴汤蹈火的总是精英份子，他们的死亡率远远超过一般平民。在二战中，波兰教会神职人员的死亡率达1/3，知识分子死亡率达38%，著名的雅盖沃大学全体教师都被德国人杀害。更不用说首当其冲的波兰军人——波兰没有“伪军”。
波兰的奥斯维辛作为二战的残酷标志，见证了纳粹怎样摧毁波兰长达千年的犹太文明。战前波兰有350万犹太人，战后幸存者不到一成。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斯大林只是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对不幸的犹太人来说，斯大林的苏联却是摆脱纳粹德国的唯一途径。“要么古拉格，要么毒气室。既然有些去古拉格的人还可能活着回来……”
1945年，战争结束了。作为胜利者，苏联从波兰这块蛋糕上割走约18万平方公里，再将波兰边境向失败者德国推移了14万平方公里。对波兰来说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波兰又一次成功光复，但却再一次陷入苏联的魔掌。借德军力量铲除了波兰流亡政府势力之后，苏联扶持起来的亲苏政府全面控制了波兰，波兰成为布尔什维克战车上的一只轮子。对自由的波兰人来说，这是又一次亡国和奴役。米沃什将苏联帝国的征服称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还粉碎了每个被压碎的国家居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希特勒将世界带入战争，斯大林将世界带入冷战。1949年4月4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5年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加入北约。1955年5月14日，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了《华沙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国际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双方以冷战形式的军事对抗正式开始。
上帝与世界
从公元9世纪基督化之后，波兰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国家。波兰人对宗教非常敬畏和虔诚，波兰人口中有90%以上是天主教徒。波兰人的贵族精神与宗教情结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罕见的信仰的力量，因而也塑造了一种圣徒般高贵的品德和勇敢的牺牲精神。这种民族性格极其鲜明地在哥白尼和卜弥格身上得到印证。
虽然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哥白尼还是勇敢的提出日心学说。对哥白尼来说，上帝就是真理的化身。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体运行论》是当代天文学的起点──当然也是现代科学的起点。一直以反基督教著称的思想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抱着真纯无暇的正统信仰……他的正统信仰很真诚，他不认为他的学说与《圣经》相抵触。”
卜弥格生于波兰勒阿波城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1639年加入耶稣会，3年后被派往中国。在中国期间，卜弥格不顾战乱游历了中国各地，绘制了第一份《中国地图册》。1650年（永历四年），卜弥格受流亡的南明朝廷之托，携永历皇太后书信出使欧洲，以寻求罗马教廷和欧洲的军事援助。中国当时的政局变化已经为欧洲所知，卜弥格搭乘葡萄牙商船到达果阿后，遭到亲女真的葡萄牙当局阻拦。卜弥格只好改走陆路，整整两年之后才到达威尼斯。“既然中国皇帝陛下把这个艰难而又光荣的事业托付于我，为了这件大事，我便冒着各种危险，经过澳门、果阿、莫卧儿、波斯、亚美尼亚、纳托维亚，来到士麦那，又从这里到罗马去。”罗马教廷为这个“中国使臣”的到来召开了三次会议，直到3年后，才由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签发了仅限于礼节的复书。有了教皇的书信，卜弥格得复书后，顾不得回波兰老家省亲，立即启程返华。卜弥格又从里斯本搭上葡萄牙的商船，沿着当年达迦马的海上路线赶往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