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谎言欺骗，以血腥暴力夺取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在建立政权期，民心不服，从农村到城市都连续遭到不同程度地，非常强烈地反抗。面对非法政权不稳定，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国民不服，中国共产党利用手中的刀枪，大开杀戒。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两次下达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共史无先例，破天荒地制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全国各地掀起腥风血雨，70多万“反革命”分子人头落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古今中外，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1951年3月31日上午在天津市小王庄刑场共产党集体屠杀了193人，刹那间193条生命被剥夺了，瞬间193个活生生的人永远地消失了，193个家庭彻底被毁灭了，他们的财产被共产党没收，他们的家属被共产党定为贱民。在这集体屠杀的193人中，就有我亲爱的父亲，当时他只有39岁，上面有我年迈的爷爷，奶奶，下面有我刚刚出生19天的弟弟，未曾谋面，父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我的爷爷“名正言顺”地成为共产党的被管制分子，我们子女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共产党专政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爷爷被遣送回辽宁省铁岭县胜利村，八十多岁的老人惨遭共产党人毒打，谩骂，侮辱和折磨，被逼无奈上吊自杀。
我的父亲抗日十四年，是日寇缉捕要犯，他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共产党枪口下。
作为他的后代，我有责任替他发声，活着的人就要替死去的人说话。现在是网络的时代，网络是上帝赋予冤民最好的武器，最好的控诉
台。
父亲是抗日的中国人
1931年9月18日事变开始，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止，在这十四年中，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英勇，惨烈地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地不分东，西，南，北，前方或后方，都奋身投入这股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中。
我父亲王爽斋1912年6月28日出生在中国辽宁省铁岭县，满族人。13岁到15岁在沈阳市最好的中学读书，1928年在张学良创办的军校“学生队”受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石坚（国民党大佬，台湾公认的抗日志士），走上反满抗日道路。并由石坚老师介绍加入国民党，从事反满抗日地下活动。在伪满洲国，为搜集日寇军事情报，我父亲先后进过昭和制钢所，大连飞机制造所，沈阳兵工厂。他教过书，经过商，当过算命先生。他打着佛教徒的招牌，到处宣传佛教。（这些职业都是掩护身份）1941年我父亲被伪锦州高级法院判处缺席死刑，此后成为伪满洲国缉拿要犯。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 “八，一五”日本投降为止，在这十四年里，我父亲的身份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在东北日伪区进行“反满抗日”分子，日本宪兵队和伪满宣传机关通常把他们叫做“重庆分子”。
日本投降后，石坚老师从日寇监狱释放出来，在东北招兵买马，重新组建队伍。我的父亲则在天津弃政从商，1945年在天津“实业”银行当秘书，1946 年到1949年在天津“元昌”贸易有限公司任秘书，总经理。1948年，石坚老师准备去台湾，临走之前，他来天津与我父亲会晤，我父亲幼稚地认为自己从未做过反共之事，在做地下工作时期，与共产党人同被日本人当做
“反满抗日”分子而被追捕，因此我父亲没跟随石坚老师去台湾。
1949年解放后我父亲将“元昌”贸易有限公司改为“元昌”工厂。1950年下半年被捕，被捕时我父亲的身份是商人。被捕后在天津“茶淀”农场劳动改造，1951年3月31日在镇反运动中，按反革命分子枪决。他是日本人缉拿要犯，九死一生，逃过了日本人的追捕，却落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替日寇完成了它们没能完成的任务。我父亲没死在浴血奋战抗日战场上，却死在共产党枪口下。
父亲的死刑判决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 ：
一九五一年三月；
军元刑字第二零五一号；
被告：王爽斋。
性别：男。 现年四十一岁； 民族：满族。
辽宁省铁岭县人；
现住址：本市六区大沽路特一里八号。
犯罪事实及判决理由：王匪爽斋曾充日寇帝国公民教育协会黑山县分部长，一九三六年参加匪党通局，充东北调统室干事，匪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讯员及秘书，同时充伪满沈阳造兵所检查工，匪党吉林省党部秘书，四五年参加匪军统，充长春特别组组长,松江省匪党部书记长。该匪甘心附敌时，散发亲日传单，奴化祖国人民，又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日降后变为匪党要人，兼匪帮两大特务系统之上层分子，一贯反革命。在东北与匪党交通站作联络工作，曾为匪首朱家骅策划加强东北匪国民党组织，扩大反动势力。解放后隐瞒匪特身份，逃避登记，企图潜伏活动。
以上犯罪事实，各匪均已供认不讳，其罪恶自不只此。查该匪等均为从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反革命犯罪事实俱在，罪证确凿。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均判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全部，特别判决之主义。
审判员： 蔡见正
呈处长
呈处长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
抗日英雄事迹=反革命罪恶
1949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蔑视生命，杀人如麻。那些爱国家，爱民族，为国家民族牺牲奋斗的人被视为敌人。共产党把这些人视为反革命罪人，要将这些人逮捕和杀戮，我父亲的十四年光荣抗战历史反倒成为被屠杀的罪状。
父亲的死刑判决书分为六项反革命罪恶和六个历史反革命身份。
罪恶一 ：充伪满沈阳造兵所检查工，又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
实际情况是充造兵所检查工，只是作为掩护身份，目的是为了搜集日寇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向组织汇报，以便打击日寇。这原本是一个鲜血淋头 ，舍生忘死的爱国事迹共产党却颠倒黑白地说成协助日寇制造武器，屠杀祖国人民。
罪恶二 ：该匪甘心附敌时，散布亲日传单，奴化祖国人民。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参加国民党，散布抗日传单，拯救祖国人民。沦陷区散发亲日传单，与实际情况不符，纯属信口雌黄。如果我父亲散布亲日传单，他就不会成为日寇缉捕要犯啦。
罪恶三 ：日降后变为匪党要人，兼匪帮两大特务系统之上层分子。
实际情况是日降后，我父亲弃政从商，在国民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我父亲是凡人，不是孙悟空，不会变为国民党要人。
我父亲既不是中统人员，也不是军统人员，怎么会成为两大特务之上层分子？只有蒋介石能驾驭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我父亲又有何德何能成为两大特务之上层分子？简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罪恶四 ：在东北与匪党交通站做联络工作，曾为匪首朱家骅策划加强东北匪国民党组织，扩大反动势力。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在国民党抗日交通站做联络工作时，散发抗日传单，发展国民党党员， 策划加强国民党组织，扩大抗日势力。共产党把“抗日势力”看作“反动势力”，那就是说“抗日”等于“反动”，“不抗日”等于“不反动”。哈，哈！难怪共产党毛泽东建政初期，把参加抗日的国民党人当成反革命罪人追缉和镇压。
罪恶五 ：一贯反革命。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不愿当亡国奴，一贯爱国家，一贯爱民族。抗战的十四年中，我父亲的身份是国民党东北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是名符其实，百分之百的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我父亲弃政从商，在国民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被捕前我父亲的身份是商人，他不是反革命。
罪恶六 : 解放后，隐瞒匪特身份，逃避登记，企图潜伏活动。
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属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时期的抗日人员，内战期间在国民政府内和国民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不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所以他没有登记。
总之，这六项反革命罪恶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造谣诬蔑，胡说八道。这六项反革命罪恶，恰恰是我父亲抗日时期英雄事迹的记录，恰恰是我们后代引以为荣的骄傲。
抗日英雄事迹=反革命罪恶，呜呼，怪哉，共产党真是邪恶的党！
抗日身份=反革命历史身份
反革命历史身份一 ：王匪曾充日寇帝国公民教育协会黑山县分部长。
实际情况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为了显示自己统治地位强大，在东北地区各部门都加上“帝国”名称，有“帝国”名称的机关，学校绝大多数都是抗日的组织，并非亲日。
反革命历史身份二 ：一九三六年参加匪党通局，充东北调查室干事。
实际情况是东北调查室是抗日组织，石坚老师任主任，我父亲充调查室干事。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寇军事情报，配合中央政府全面抗战。东北调查室干事张画堂，杨景云，徐庆霖，周凤山等均被日寇杀害，为国捐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证明了东北调查室是一个抗日组织，并非共产党所说的反革命组织。台湾台北圆山忠烈祠里面就有烈士们的生平简介，照片和灵位。
反革命历史身份三 ：匪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信员及秘书。
实际情况是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是抗日的组织。我父亲任通信员，与我父亲同在一小组抗日的通信员杨伯龙于1942年1月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交通专员董翔于1942年1月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军事专员刘向午于1943年被日寇杀害。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督导员阎有文于1944年6月被日寇杀害......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证明了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是一个抗日的组织，并非共产党所说的反革命组织。台湾台北圆山忠烈祠里面就有烈士们的生平简介，照片和灵位。
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这些抗日英烈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气壮山河。
国民党抗日是血写的事实，不容任何人歪曲和篡改。
我的父亲王爽斋由抗战青年，任国民党东北调查室干事，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信员，踏着先行者的血迹，乃次第被提拔为干部，最后接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秘书。
反革命历史身份四：四五年参加匪军统，充长春特别组组长。
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五年我父亲已经弃政从商，在天津“实业”银行担任秘书，与国民党军统根本不沾边。
为推翻原判词中的这个反革命历史身份，我和我的姐姐王玉珠在天津民革，天津黄埔同学会的全力帮助下，找到了一些从共产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原国民党军统人员，其中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电台天津站站长舒季衡先生，军统华北负责人关琦先生。他们都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他们所认识的军统人员中，也没有人叫王爽斋，同时舒季衡先生亲笔写下了书面证言，证词。1987年舒季衡先生的身份是天津市红桥区政协委员。
1987年10月我和我的姐姐从天津坐火车去长春，到长春文史馆去了解一九四五年有没有“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为此长春文史馆负责人向我们引荐三位权威人士。
其一：李野光先生。抗日时期李野光先生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的头颅就是他找到的。李野光先生1987年的身份是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他亲笔写下书面证明材料，证明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其二：阮天驰先生。阮天驰先生是原长春公安局一处负责人，共产党干部。1987年的身份是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员，他亲笔写下书面材料，证明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其三：高思齐先生。高思齐先生是原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教官（蒋介石任校长），日本投降后，来长春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教务主任。他对当时国民党在长春的上层党政人员，尤其特务机关情况比较熟悉。他亲笔写下书面证明材料，证明他根本没听说过“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
1987年11月10日原国民党军统东北总负责人文强先生（毛泽东表弟）从北京给我们寄来他亲笔所写材料，材料中写道：“我的印象中，全无王爽斋其人的印象，也无‘军统长春特别组’这样名称的批准备案。”1987年文强先生的身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既然国民党军统东北总负责人文强先生都证明根本就没有“军统长春特别组”这个组织存在，那组长又从何而来？显然，这个反革命历史身份是共产党捏造的，是空穴而来，无中生有。
反革命历史身份五：松江省匪党部书记长。
实际情况是松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是蒋经国得力干将王焕斌，1948年10月王焕斌以此身份在哈尔滨被捕，随后被镇压。此身份加在我父亲头上，纯属张冠李戴。
反革命历史身份六：匪党吉林省党部秘书。
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秘书是岳希文，1948年10月岳希文以此身份在长春被捕，随后被镇压。此身份加在我父亲头上，纯属张冠李戴。总之，六个反革命历史身份中，两个身份是张冠李戴，一个身份是捏造，其他三个身份属实，但是这三个身份都是抗日身份，不是反革命历史身份。
抗日身份=反革命历史身份，呜呼，怪哉，共产党真是邪恶的党！
国民党抗日何罪之有？ 我们 有八位证实人，十五份证言，证词和证实材
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原判词中所有不实之词。
原审判决裁定所用法律依据完全错误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从第一条至十三条是判罪的法律依据。根据这个条例原审判决认定我父亲触犯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其中的第三条，第七条和第十二条，以这三条作为法律依据，判处我父亲死刑，让我们对对号，看看共产党使用的法律依据靠不靠谱，沾不沾边。
1．
[ 条例 ] 的第三条；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什么叫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这个条例和被告王爽斋对得上号吗？
背叛祖国罪
作为本罪客观方面要件的勾结外国，是指勾结外国政府，而不是勾结任何一个普通外国人。阴谋是指与外国相勾结，共同策划危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如策划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出卖和夺取中国领土，或对中国进行其他颠覆活动。本罪的主体是中国公民，主要是窃据了党和政府重要权力或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人。
我父亲是满洲国缉捕要犯，1942年初被伪锦洲高级法院判处缺席死刑。
按这条法律作为依据判处被告死刑是不是太离谱了？根本连边也沾不上。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2．
[ 条例 ] 的第七条；参加反革命特务或 间谍组织，有下列情节之一
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1） 受国内外敌人派遣潜伏活动者。
（2） 解放后组织或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者。
（3） 解放前组织或领导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及其他罪恶重大，解放后无立功表现赌罪者。
（4） 解放前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解放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
（5） 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
（6） 经人民政府教育释放仍继续与反革命特务，间谍联系或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我父亲参加的国民党中统局东北调查室的确是一个情报组织，它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寇军事情报，散发抗日传单，发展国民党党员，搞调查。它是一个抗日组织 ，不是反革命特务组织，也不是间谍组织。
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同样也是一个抗日组织。
抗日情报组织与反革命特务组织是不搭界的，是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原审法官视抗日组织为反革命特务组织，间谍组织，只能说明他的立场有问题。
3．
[ 条例 ] 的 第十二条；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处
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什么叫聚众劫狱罪？这个条例和被告王爽斋对得上号吗？
匪夷所思的是我父亲根本没被共产党判过刑，一天也没在共产党监狱里呆过，他怎么可能劫狱，怎么可能越狱？如果我父亲真有“劫狱”，“越狱”这么大的罪行，在死刑判决书上怎么一个字也不提呢？
按这条法律作为依据判处被告死刑，是不是太离谱了，太不沾边了。
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无处申诉 是可忍 孰不可忍
1987年2月24日，我们向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为[ 王爽斋反革命] 案进行申诉，递交申诉书，证明材料和复查线索。
1987年3月20日，天津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复查。一个死刑案件只安排一个人复查，此人多次和我们讲：“此案没有复查的必要！”
1988年2月24日，天津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维持原判。
1988年3月4日，我们向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为[
王爽斋反革命]案进行申诉，递交申诉书，证明材料和复查线索。
1988年8月8日，我们再次向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为[王爽斋反革命]案进行申诉。
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没有立案，也没安排任何人复查此案。
1989年2月12日天津高级人民法院给我们邮寄一封驳回通知。
共产党是杀人的党，共产党是无赖的党，它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对我们的申诉均以驳回，按法律程序我们只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王爽斋反革命]案。
2010年9月13日，
我将第四次申诉书，从美国芝加哥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要求立案复查[王爽斋反革命]案，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0年12月17日，我将申诉书，从芝加哥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要求立案复查[王爽斋反革命]案，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无奈，2011年7月底回中国天津市。
2011年8月15日，我本人去北京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递交申诉书，040号法官拒绝接受任何材料，老练地打发我走人。
2011年10月，我再次书写第五次申诉书，并整理了共计97页，题目为[旷世冤案一甲子，一条抗日十四年的东北汉子，死在共产党枪口下]的申诉材料，从美国芝加哥分别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贾庆林，贺国强，李源潮，王胜俊，天津的张高丽和肖怀远等十三处，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2年12月，我再次书写第六次申诉书，分别邮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和习近平主席，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3年8月19 日，我带着三套第七次申诉书和185页题目为[国民党抗日何罪之有]的申诉材料来到中国芝加哥领事馆，请求领事帮忙替我转寄一份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另一份转寄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
，最后一份留给芝加哥领事馆备案，以便日后我到芝加哥领事馆门前控诉中共时，对我有所了解。之后，无任何信息反馈。
2015年4月13日，我本人再次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递交最后的申诉书和证明材料，仍被拒绝立案。
申诉变控诉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完完整整的杀人史。中共窃国65年，血腥统治，残酷镇压，制造了八千万到一亿的冤魂，飘荡于天地间。除了公开枪毙的死刑犯，中共从来没承认过杀人放火抢劫。只要看看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看看遍布全国的群体抗争事件，看看无处不在的城管与百姓，警察与百姓，当官的与百姓之间的流血冲突，就可知道中共处处以人民为敌，每天制造仇恨。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为千夫所指，万民痛恨，中共已经陷在它自己酿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父亲是抗日志士，本应受到政府，人民的爱戴和赞誉，但在共产党国家里却按反革命枪毙。他的抗日英雄事迹被共产党认定为反革命罪恶，他的抗日身份被共产党认定为反革命身份。现在我要大声控诉共产党，我要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共产党是杀人魔鬼！共产党是集欺骗，残暴，邪恶，无耻，无赖于一体的流氓集团。共产党犯下的血腥杀戮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被人民唾弃的中国共产党终有一天会被历史清算。天良丧尽，恶贯满盈的中共和它的权贵利益集团，将会遭到怎样的报应，我们且拭目以待。
抗日英雄后代 王明珠
2015年8月13日
对我个人来讲，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好的方式就是到芝加哥中领馆门前去控诉共产党屠杀抗日英雄，控诉共产党是杀人的党，是邪恶的党。同时我还要牢记一句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下面是我在中领馆前抗议控诉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