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冬季以来，有3个卑微的生命逝去。他们犹如暗夜中的3颗流星，无声无息地陨落，却给浩瀚苍穹留下了一道道璀璨的光影。
他们是中国当下最底层的上访人员（简称访民）中的普通3员：田兰、赵景洲、何淑文。由于工作原因，我跟3位逝者都很熟识。这里回忆往昔与其交往的点滴，以表达个人的哀思。
田兰
跟田兰认识大概是2012年初，我搬到新的租住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这里曾经是访民集中的租住地）。这之前就听说有个上访的女蒙冤警察到处找我，要求学习电脑。过不多久，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田兰。而正在这个时候，田兰被河北和北京两地的维稳警察撵的到处躲。正在她居无定所之时，我租住的公寓里刚好有空房子。于是田兰也在这边租住下来，而且跟我的房间几乎是隔壁。我们彼此留给了对方的房门钥匙，以便有事情的时候互相照应。
果不其然，在一个变态的国度，各种各样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2012年6月23日 ，是端午节，又是周六，我们准备搞一次电脑培训讲课，在西直门一个培训单位花重金租好了教室，买好了粽子鸡蛋等，一切都准备就绪。然而就在这天凌晨（半夜12点多），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破门而入，将我从床上抓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之后又交给我老家黄冈驻京办关了2天）。罪名是“寻衅滋事”。抓人的时候我据理力争，田兰在隔壁房间听见的清清楚楚。等人一离开，她赶紧打开我房门，把贵重的物品迅速转移。（其实就一些讲课用的电脑、路由器、零配件等。）
2012年端午节这天一大早，田兰赶到北京南站，一面通知听课者老师被抓走，培训班取消；一面召集众人举牌声援。我放出来后从网上看到，田兰撰写的标语内容还挺感人：“请还我们老师！”而且，田兰还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因为举办电脑培训班被抓走的消息发到了网上，通知了国际媒体。几个小时不到，地球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事后，田兰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搞到了内部的监控录像资料，查清楚了这次抓我是因为访民内部出了奸细，而且是奸细亲自带警察来抓人的。出于义愤，田兰要把访民奸细L某某的行为包括录像等证据公布到网上，但我没有同意。田兰又提出找人或亲自动手“教训”叛徒，但都被我劝阻了。不过这个叛徒L某某以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又有几次出卖我，但我并没有计较。其实L某某的内心并不好受，有几次在公交车上我跟L某某偶然碰到了，他都压低帽檐，不敢看我。这是后话。
经过这次劫难，我们无法在此地住下去。不到一个月，我搬离了这个地方，田兰也搬家到大兴黄村火车站旁边租房子住。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里都没有安全。我因为在底层民众普及电脑科技知识经常被抓而离京，田兰也因为当地警察抓捕而回到河北。记得2012年秋天的时候，田兰突然被抓回去了，连房间里的东西都来不及处理。后来她打电话给我，叫我把她的电脑等东西搬到安全地方收藏起来。
2012年底，我应邀到田兰的姐姐家去了一次（田兰住在她姐姐家，她母亲也在一起，在河南安阳）。除了帮助她解决几个电脑故障之外，还有一群全国各地的蒙冤警察一起，甚至说要在那边搞一次电脑学习班。终因事情太多太忙而作罢。
2013年1月，我在北京市房山区的西营（高岭村）租赁一间房子，为底层民众义务进行电脑操作培训和维修服务。田兰是“德赛电脑培训班”的骨干。期间公安经常来抓人、抢物等骚扰。有一次，北京市公安局指使当地派出所把我教学用的电脑等设备全部抢走，把我和十几位学员抓到派出所。田兰当时录拍了很多视频和照片，再次及时发到网上，让北京公安当局的恶行曝光。国际媒体立即致电到公安局、派出所和当事人进行采访报道。迫于压力，北京警方很快就放人还物。
2013年下半年。田兰在北京南站附近找到了一户人家做保姆，负责照顾一位老头。但她的维权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且因为有此身份作掩护而更加安全。本来是一举两得的差事，但又因为其母亲病重而不得不辞工而归。善后的事情又是我来做的，她的衣物等日用品我保管了一年多。
再后来又传出田兰再次被抓被关被毒打。2014年她再次到京是因为罹患重病（乳腺癌）而住院。在北京市东三环的恒兴医院，众访民和蒙冤警察们轮流看望和照顾田兰。我也去了几次，值班了几天。在医院里，我见到了田兰的儿子。他很客气，见面就说：“你就是胡老师啊，我妈妈经常说你是好人，对她帮助很大。”
手术之后，田兰又在京租房子，从南苑，到吕村。她一面继续治疗一面维权。每次我都帮她搬东西，安装网络。有时候借电脑给她使用。
最后一次跟田兰见面大概是2014年的秋季，我送东西送电脑到吕村她新租的房子，帮她安装网络。后来因为母亲去世田兰回河南安阳了。此后，我再次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从此跟田兰失去了联系。
跟田兰交往的几年时间，整体感觉，她是一个正值、善良、勇敢、磊落的人。正因如此，她由一个警察变成了访民，由一个维稳者变成“不稳定因素”，由一个专政工具变成专政对象。这个现象恰恰是这个奇葩国度独有的、普遍的存在。通过田兰，我认识了很多“蒙冤警察”朋友（群体），如河南的何警官安徽的桑警官，还有李、葛、雍、霍、周、董等正直的前警察（警官，有的是法官、检察官）和警嫂徐、马、邓、宋等。说实话，对于他们个人的评价是无可厚非的，我很敬佩、同情、尊重他们，也愿意帮助他们。但囿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曾经的工种，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智我跟他们保持距离。即使是田兰，我也就跟她个人交往较多工作生活方面的互动较频繁而已。而关于信仰或政治理念等方面我不愿意涉及，以免互相尴尬。
关于田兰的案子，网上有很多，有兴趣者可以自己去搜索，这里我就不罗嗦。但我要重复的是正因为她的正直不啊不与当今兲朝警界黑恶同流合污而被打入另类；由于她的不屈抗争而令当局恼怒。
对于田兰的为人性格能力等方面，我的印象极其深刻。田兰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谦虚多才的人。由于她年龄比我大，我一直叫她“大姐”，而她一直称呼我“老师”。她的电脑基础比一般人要好，学习也很用心，而且应用也很到位。在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文字处理、图片图像处理和网络应用等方面，她总是带着问题虚心请教。我发现有很多人你教他东西往往是对牛弹琴随风而过，但田兰却能够立即记住领会并且见效，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至少使我感到有一定的成就感，所以这样的“学生”我愿意教。田兰利用自己掌握电脑方面知识和技能，为众人服务。从“蒙警”群体到普通访民；从初此见面到相识很久。田兰为很多冤民写材料，发报道，投信件（网上）；甚至制作图片、视频资料，打印标语牌等，田兰总是勤奋而积极，热心地投入。所以她的人缘关系一直很好，她每到一处地方身边总是围聚一群正直的人，包括蒙冤警察和普通访民。也正因为此，当局对她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也为她后来的灾祸埋下了种因。
田兰对我自始至终保持高度的尊重和客气。每次见面她总是要给我买些好吃的，或给我买衣物。倒是我不近人情，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钱财和赠物（这是我自己立的规矩，以便安全和长久）。有时候因为她给我买东西我却发脾气。记得田兰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她偷偷放在我的行李里面，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但这双绿色的皮鞋我一直没有穿，现在仍然崭新地放在北京某小区的一个单元楼。下次到京我一定找出来穿上。
2012年721北京大暴雨发洪水，次日我跟田兰一起到吕村帮访民修电脑。由于道路中断，公交车不通，我们路上耽误了很久。而刚好有一辆公交车到站的时候，田兰却跑到超市里面买早餐（给我吃）。为此又多耽误了一个多小时。我发了脾气，责怪田兰不该把吃的看那么重。我还说自己的时间宝贵，一天要赶很多地方，时间耽误不起。而田大姐却没有辩解，只是小心翼翼地赔不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不应该。对不住了田大姐，我不该对你发脾气。
田兰还告诉我：你为大家义务服务，大家都很感谢。但是你脾气古怪，不吃饭不喝水，大家都有点怕你，不敢得罪你，想留你吃个便饭又怕你不愿意……
现在回忆起这一切，真心感到内疚。我对不起访民朋友，更对不起田兰大姐。
我跟田兰的渊源还有一个，就是2014年我们2人同时获得了浙江省民运界设立的首届《王东海人权奖》。而是年年底，我再次因“寻衅滋事”被抓捕坐牢35天，当然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田兰也因病加剧而不得不回到她姐姐家修养。
安息吧，田兰大姐。你所做的一切我们会记住，历史会记住。
赵景洲
老赵姓赵，但不是“赵家人”——此乃胡说，老赵不就是赵家人么？呵呵，此赵家人非彼“赵家人”，你懂的，请看官恕我饶舌。
再者，我姓胡，这里所絮叨的零零碎碎就是胡说。
而且，跟老赵胡说几句没有关系，他本来就是一个幽默风趣诙谐的东北“银”。我相信老赵的在天之灵是同意的。
老赵本是一个维修电器的个体户。因为遭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公的对待（其实就是整人和迫害）告到法院。当然法院的天平永远是向着彼“赵家人”倾斜而不是维护此赵家人的权益。老赵经多方申诉和抗争无果，热血上涌，在黑省高法点燃汽油自焚，幸亏抢救及时而保住性命。
倒是后来官司打赢了，判老赵胜诉，是因为老赵自焚抗争的原因。但这个胜诉是“缺胳膊少腿”的（老赵原话），就是到了执行的时候这里抠那里少。总之就是不让你得到实际好处——你不是官司打赢了么？你不是敢自焚么？这下好了吧？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彼“赵家人”有的是办法对付此赵家人。老赵是明里胜诉暗里吃大亏，差点命都搭上了，而且已经终身致残。所以老赵一直在上访和继续维权。所以老赵就来到了北京。所以老赵就用上了电脑。所以老赵就认识了我……
我跟老赵和陈惠娟两口子认识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偶然的是我都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哪日哪个地方认识了他们；必然的是我跟他们一见如故毫无隔阂自始至终是老朋友。跟他们交往太多太深太零碎，这里仅能够回忆些许片段。
大概是2010年冬季的时候，某天半夜3点多老赵打电话给我，说是电脑坏了。于是我大早赶过去恢复系统。
2011年“茉莉花”运动的时候，老赵夫妇跟我们众多的“铁杆”们一样，在“茉莉花”首日（2011年2月20日 ）心照不宣地准时出现在王府井。而且我们5人合影留念，后来发上网了。这个也许是茉莉花期间唯一在网上公开的、故意的留影。当然，画面之外还有一个，是谁就不说了你懂的。
当天晚上，老赵他们把所有照片上传到百度空间。当然结局是全部被删而且引来了国宝第二天大早赶到他借住的朋友家里查抄。幸亏我提前帮他们做了防备，老赵和朋友皆有惊无险。
老赵是个幽默乐观，直率大方的东北汉子，每次聚会，他总要整些笑料。最典型的是每次分手他都要认真地叮嘱：“大家出门小心一点，不要让dang叼走了”。听了哈哈一乐。
2012年5月秦永敏结婚，我们再次在武汉相聚。有了老赵他们，我们的恐惧少多了。他的轻松幽默，化解了不少“赵家狗”的恐怖威胁。
应该是2012年春节前夕，老赵主持搞了一次“访民春晚”。应该说这是历届“访民春晚”质量最高的一次。他请我担任摄像，我说：“我帮你修理机器、调试设备可以，但你们访民内部的事情我不参合”。他马上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和意义。顺水推舟说：“我的录像机设备一直有问题，特请胡老师维修和调试”。同时低调地告诉周围的人，胡老师是来帮我修机器的。于是我帮他“调试”了2天。这样访民内部即使有“点子”（即奸细，如前文所说L某某）也无话可说无密可告。从这点足见赵景洲的智慧。
赵景洲搞维权创意无限。有一段时间他“发明”了把维权口号信息等烧到电子胸牌上，随身携带到哪里都有效果。他把此成果在全国推广。
有一年老赵和惠娟大姐到全国周游。他带一支大毛笔，走到哪里都在公共场所写字，宣传民主，揭露黑暗。从湖北，到安徽，到浙江……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他们到杭州的时候刚好我也在，于是我们再次相聚在西子湖畔。
2011年秋季，我特地到哈尔滨，在赵景洲家即将拆迁的房子里住了几天。他家几乎也是一个“访民窝子”，很多访民也不知道是到北京还是到黑省城，都住在他家里。我们用柴火烧饭，众人像吃集体食堂一样，很是欢乐了几天。
老赵喜爱喝酒。每跟他一起吃饭都要让我陪他喝白酒。出于无奈，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喝一酒瓶盖。这个做法双方都认同，居然沿袭下来了。
2016年春节以后，突然听到老赵去世的消息，据网上报道：2016年2月28日 下午2点多，赵景洲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北五道街一家粥铺独自用餐时发病，被粥铺老板送至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脑外科，主治医生确诊为脑疝。经抢救无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县维权斗士赵景洲不幸于次日凌晨2点去世，终年64岁。
面对强势、邪恶的公权力，敢于用浇汽油的方式点燃自己的身体。这种壮举无论是在当下还是恒久的未来，绝对是英雄。在兲朝，这样的悲剧屡有发生。湖北的王桂兰，北京的王学勤、席新柱等都是自焚抗争的幸存者，还有重庆的唐福珍（因伤重而牺牲）。这些朋友几乎我都认识，而且关系很好，我称他们为刚男烈女。尽管其维权方式我不认可，但他们的人格和行为我绝对佩服。
扯远一点，当今有一百多位藏民佛教徒，也用这种惨烈的自焚方式进行抗争。他们舍身殉教，绝非是什么邪灵魔道，而是因为世道太黑暗，他们点燃自己的生命而照亮世界。
赵景洲就是这样的英雄，可惜英年早逝。
唉，如果能够再次跟老赵见面，我一定给你敬酒——老规矩，一酒瓶盖老白干，我干了，你随意。
何淑文
跟何淑文的交往没有上面2位那么频繁和密切。感觉人如其名，谨慎、文静，不多事。跟许多普通的访民一样，她也是通过听课认识了我，后来就找我修电脑。每次跟她见面，都是约好到北京南站旁边的小区，她把坏电脑交给我，修好了然后再还给她。很多访民出于安全考虑，不对外吐露自己的住处，更不带人到住处，这点我非常理解，也很赞同配合这个做法。她用的是配置很低的笔记本，毛病很多，也许拿到外面修理时很不合算。我多年为访民等弱势群体服务，深谙此理。她有事情才找我（电脑故障），每次都很小心谨慎。而没有事情的时候决不打扰，这个恰恰我很欣赏。
记得最后一次为她服务是2013年秋天，她打电话说有事情要我帮忙，我们约好北京菜市口地铁站见面。原来是她手机上收到的短信，要从SIM卡转存到TF卡上，以便永久保留。对于现在许多智能手机来说，这一功能也许很容易实现，但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我也没有），她用的是很低端的那种手机。刚好我手头用的手机（非智能）有这种转存功能。于是，2个手机换卡、倒腾，十几分钟解决问题。她除了礼貌地感谢我之外，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话：“大家都说了，胡老师的办法多,肯定能够解决”。想不到这是今生我听见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呜呼……
何淑文是吉林省辽源市东站粮库职工，是个单身母亲。因为女儿被伤害致残而上访多年，为此她多次被北京的警察抓捕、审讯和关押。同样因为酷刑导致其罹患乳腺癌，而到了晚期却再次被关押没有及时治疗。何淑文于2016年3月15日在老家病逝，年56岁。同样，她去世的消息我是从网上得知。
当今兲朝，已经成为地球上的一大奇葩。且不论掌权者如何顽固坚持腐朽落后邪恶的价值观和统治方式的对错，仅从访民这个角度，自古至今，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出现过这样的景象。而且，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如今兲朝的访民，已经成为贱民的代名词。他们已经遭受了最不公平的待遇，却要再次遭受冷漠鄙视和变本加厉的迫害。许多生命经受不住持久的消耗与重压力而赶赴黄泉。上述逝者不过是浩浩荡荡的访民大军中普通的3员。他（她）们带着遗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也许世人很快就会遗忘他们，而大权在握的当局更是庆幸甩掉了包袱。但有良知的人们会记住他们，我本人也会永远怀念他们。
2016年清明节完笔于佑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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