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

强拆民房不赔偿,杭州梁丽婉历尽艰辛






梁丽婉,女,家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弄口村52号。原有一幢5层楼房,占地1亩,房屋总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于2003年耗费自己的血汗钱和找亲朋举债建成。20083月开始拆迁的时候,因不接受开发商给的补偿标准,遂到北京上访。2009年,房屋被盗拆,家中财物被洗劫,仍然坚持抗争。2010913日,政府出动1000多人强拆了她家房屋,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和经济赔偿。
6年来,梁丽婉和女儿一直寄居在亲朋和邻居家里(因没有钱,租不起房屋)。还要独自抚养女儿(现在仍然在云南大学就读,每年约需费用3万多元人民币)。梁女士原来有2份工作:杭州精诚碧地威(BTV)安全设备有限公司(西班牙独资)任技术总监和玫琳凯护肤品公司(美国独资)任美容顾问、经销商。每年约有几十万元收入,加上有800多平方米房屋可出租,算得上是小康生活。但自从拆迁以后,房屋、财产遗失殆尽,变成了赤贫。几年来靠举债度日,连户口都没有着落。目前家徒四壁,寄人篱下。
 因为上访反映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遭系列迫害。20099月下旬,杭州市地方有关当局和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出动大批人力和警力,在北京市西郊进行地毯式搜捕,将住在北京的梁丽婉抓获。当局把梁丽婉的相片发到每家每户,称是梁丽婉“公安部的通缉犯”。 梁丽婉于922被抓捕,在北京的京浙宾馆关了5天。之后被带回杭州,关在萧山的一处隐蔽场所,期间又更换转移了几个地方。有政府人员和警员逼她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并且以劳教威胁她,说她带联合国专员到实地查看是“告洋状”。 直到2009108下午,梁丽婉被非法关押17天后被释放。
2014年初,杭州市被拆迁户到市政府门口打横幅“习主席,我想吃包子”,政府认为梁丽婉是主谋,于201418日派出30多名警察10多辆警车包围其住所,将梁女士送进拘留所行政拘留10天。
政府几年来一直欺骗、搪塞上访人。而每到“敏感日期”,梁丽婉就被跟踪、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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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8日星期日

一人抵万人的贺卫方

中国控诉按:2013年5月由中办下发的“七不讲”指示曾经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知名记者高瑜还因此系狱,从“七不讲”的内容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共推进言论封锁、强化洗脑、奴化国民的宣传舆论领域路线图。不久前中共教育部长 袁贵仁的有关普世价值的讲话,更加明确地表明中共誓将与文明世界决裂的决心。然而就在这一强硬表态之后,那些暗夜烛光般的不一样的声音浮现了出来,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的贺卫方,以及数不清的有识之士以普世的价值观点表达了自己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


【一人抵万人的贺卫方】

意识形态部门遇到了“钉子户”。就在教育部长袁贵仁发表讲话,附和扞卫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氛围里,贺卫方一夫当关,成为一道过不去的“墙”,让网信办、中宣部、教育部的计划遇到挫折——而在去年甚至前年的攻伐中,它们从未遇到这样的状况。

意识形态管控的路线图很明显,七不讲就是在七个领域的推进计划。媒体基本上已经全部收复,措施是祭出党管媒体的终极原则,毁坏新闻自由;司法领域亦如是,党大于法,摧毁司法独立;在公益领域加以恐吓,破坏公民社会的呼吁;现在的重点是高校。

事实上,大陆高校早就没有还手之力,比媒体、公益和司法领域更早“沦陷”。但是在这一轮的七不讲中,是每个领域都要“过堂”的,高校也不例外。袁贵仁之所以发表那样的讲话,也是在表忠心,表达臣服之意——即便这种表态与他原先的讲话完全矛盾。

对于高校的意识形态化,有一个完整的进度表,贺卫方是作为其中一个反面典型提出来的——仅仅是反面典型——但是随着贺卫方“绝不屈服”的姿态横刀立马,他就升级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部署的“钉子户”。这种情况估计是宁波宣传部小将徐岚姑娘没有遇见到的,他们属于自找麻烦。

那么,现在的情势就变成这样:要想宣告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取得胜利,就必须“灭”了贺卫方;如果让贺卫方继续发声,继续以“法学教授”的身份公开讲话,就很难宣布得胜。僵局就在这里,意识形态部门在推进战线的过程中,贺卫方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对手。

为此,针对贺卫方的攻击正变得强烈。《求是》继续发文,中青报也在跃跃欲试,甘肃高院法官在新浪微博上干脆赤裸上阵,宣布发出悬赏击杀令——这些动作有两个特点:一是继续围攻,给贺卫方制造压力;二是继续发挥舆论声势,以阻吓对贺卫方的声援。

还有一个情况在于,到目前为止,对贺卫方的攻击都是传统媒体执行的,贺卫方的新浪微博依旧如常,他依旧可以借助自媒体加以反击和驳斥,这就是一人抵万人的舆情态势,呈现胶着状态。

就贺卫方而言,这恐怕也是他这些年来所面临的重要一次对决,所谓乌云压城是也。在揭露重庆“打黑变黑打”、直接否定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的时候,贺卫方已经与现在的某些攻击手交过手;不同之处是,从前是北京对地方,现在两方都搅合在京城,在社交媒体。

贺卫方的压力在于,意识形态部门将习近平抬出来做大旗,借元首讲话来推行自己的目的。这就在舆论上造成了贺卫方直接对撼习近平的形势,那么,对贺卫方来说这不是问题,因为他一直对最高领导保持批评;但是对意识形态部门来讲,时间拖得越久,越是不利。因为会暴露拿习近平这张虎皮做大旗的真实目的,会非常被动。

所以,现在观察贺卫方与对手的交战,一个指标是看他的新浪微博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这是一个重要标示。网信办正在加快出台部门条规,扩大势力范围,势必要与中宣部产生冲突,但也会产生妥协的需要,贺卫方的社交媒体有可能成为两下交换的筹码。

假设贺卫方在这样的筹码交易中依旧“存活”,比如保持社交媒体帐号完好无损,不丢失,那么,贺卫方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或许可以考虑他在更大的背景上得到了别样权力支持,最高权力中枢的裂痕就更显着。所以,归根结底,贺卫方这一战,不是公知与意识形态之战,而是意识形态内部角逐。

来源: 东网
作者: 傅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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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5日星期日

廖祖笙:周永康们还有什么好“自辩”的?

廖祖笙:周永康们还有什么好“自辩”的?


罪大恶极的周永康在“自辩”。在哪“自辩”呢?有趣,竟然是在海外“敌对势力”的网站上“自辩”。在那面“伟大的墙”越筑越高的年月,国内网民想要围观周永康们的“自辩”,那么首先就要懂得“翻墙”。这可是个技术活,网龄太短恐怕不行。在上网级别上,一般得是“骨灰级”。

原以为周永康这般级别的贪官酷吏,有了“自辩”的需要时,央视该会帮其搭个大讲台,将音量调至最大分贝,腾出几百个小时的专属时间,让其“自辩”个痛快。谁曾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和有冤无处申的亡国奴一样,待遇相同,这实在是“委屈”周霸王了。

跑到海外“敌对势力”的网站“自辩”,这太对不起周曾依附的赤党,太对不起他过往的十年。“装逼”多年,在底裤掉出后却自贬身价,像个普通上访户一样跳到“敌对势力”的网站上去“自辩”,慌不择路啊。曾有的对“敌对势力”痛下杀手、不留余力的霸气和豪气呢?都到哪里去了?

无独有偶,薄熙来“落难”后也有类似“自辩”的文字,在海外“敌对势力”的网站上出笼。可叹的是,和周永康这回的“自辩”一样,哪怕国内有网民在“翻墙”上熟门熟路,总算围观了其“自辩”,对其真伪也难免存疑。周永康们在位时痴迷筑墙,岂料会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之日。

当然周永康在受审时,还能现出一次真身,还有“风度翩翩”,像狗血剧的主角般“自辩”的机会,而党国难道还怕了你周永康的“自辩”不成?党国研发了“微博直播”,技术过滤之下,你能“自辩”出个什么?再步其后尘咆哮公堂,叫嚣既不公开也不公正,管用吗?惊回首,为时已晚。

十年来作恶多端的周永康们,如同二战时期的纳粹一般,弄得民间冤声载道,搞得泱泱大国日益阴森,在其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日子里,遍地挖坑,总以为苦痛是属于别人的,何曾想过竟会有挖坑自埋的这一天。不用等到专制歇菜,对周的清算就已开始,正义的法槌就要敲响,苍天有眼。

周永康们还有什么好“自辩”的?赤膊上阵,前后充当暴政的总打手十年,却混到此境地,真萦绕在其心头的更多的会是悔不当初,真佩服这般悍匪还能夸夸其谈“自辩”。周永康们在异常黑暗的时节里干了什么,在众目昭彰中早已是百口莫辩,还“自辩”个什么,还有什么好“自辩”的?

周永康们权倾一时之际,不但对苦难的人民耍尽了各种流氓手段,而且对心系祖国的所谓海外“敌对势力”,也同样是耍尽了各种流氓手段,极尽污蔑、打压、摧毁之能事,从方方面面加剧了党国的离心离德。新政抓周,不止抓的是个贪官,而且抓的是个流氓。流氓还有什么好“自辩”的?

新政抓周,不止抓的是个贪官、流氓,而且抓的是个“装逼犯”。周永康在任期内开口闭口,就是党性原则、公平正义……实际却在为杀人犯张目,在“大搞权钱、权色交易,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在“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周的十年说穿了是“装逼”的十年。

周在“自辩”中欲漂白其政变图谋,然而漂白不了。周在任期内绞尽脑汁掏空国库,每年抱着几千亿元的“维稳”经费,疯狂铺展血腥“维稳”模式,将各类人群悍然推向党政对立面,居心叵测将“胡温新政”硬是演绎成了“胡温腥政”,后又传出对习李新政图谋不轨,周“自辩”个什么?

权利面前,人人平等,“自辩”固然是周永康们的权利。周永康们在抓瞎之后,病急乱投医,想到去海外“敌对势力”的网站上行使“自辩”的权利,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其凶悍剥夺他人合法权利的时候,怎么就不想到自己的权利也有需要维护之时?莫非唯独周永康们,才是爹妈生养?

周永康们还有脸在“自辩”中说当局在“罗织罪名”。多少良心人士,不过是凭着良心做事和说话,就被或整得家破人亡,或随便给安个罪名,就给打入了黑牢。在罗织罪名制造冤案方面,周永康们实为无出其右。这回轮到周贼角色做了云泥之别的转换,深味了“自辩”的苦酒,滋味如何?

周永康们实质没有什么可“自辩”的。周永康们所干的那些事,不仅苍天看在眼里,体制内外的人同样一一看在眼里。就是将周永康们以任何罪名给枪毙一千次一万次,在其都是罪有应得,且不乏民意的普遍支持。“自辩”无改周铁定的下场。多行不义者落得遗臭万年下地狱,乃因果报应。


写于2015年1月25日(廖祖笙之子廖梦君在罗干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刘云山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周济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张德江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和杀人犯同穿连裆裤的邪党“统一宣传口径”,指鹿为马,放任虐杀无辜学子的凶徒逍遥法外第3115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全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匪帮全面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被反动当局连续非法断网1416天!在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中,幕后迫害的操纵者能非法控制全国的媒体和互联网,能控制公检法,能控制广东和福建,能控制电信,能控制银行,能控制学校,能不时操弄“不作恶”的谷歌,能任意操弄无脊梁的百度……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并立过军功的廖祖笙,因在文字层面坚持为国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呼号,遭到法西斯新变种疯狂迫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蛇鼠一窝、寡廉鲜耻的当局从上到下装聋作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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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安志新 王中天)

2015年1月8日星期四

[转]千古一叹:如斯绝望!


中国控诉按:时间的脚步走入新的一年,在过去的这一年甚至多年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无数件令世界侧目的人权灾难,善良的人们会问,这个国家还会好吗?我们的回答是:会的,只要所有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热爱并拥抱普世价值的人们联合起来,发出我们心底的控诉,使出我们的力量推动民主,我们必将改变他!


作者: 喻培耘

尤其是阴霾、水灾、旱灾、地震这几样,已经与某国如影随形,挥之难去。

从不同角度看某国,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

如果站在繁华大街上看某国,举目高楼华厦、车水马龙,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确乎处于盛世;如果看看某国援外的范围之广、出手之大方,你会觉得真是阔绰强大的天朝上邦,比盛唐还威仪四方、恩泽天下;如果再看看那些权贵富豪、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以吨而计、堆积如山的钞票,每天豪车美女相伴,在会所里纸醉金迷,你会觉得有太多某国人生活在天堂。

但当你从另一些角度看某国,你会感觉突然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当你越来越深入了解这个国家,触摸到它底层的真实的方方面面,你如果还有正常的思维和感情,你多半会悲伤,会感慨,会叹息,甚至会感到彻骨的绝望。

这个国家最令人绝望的方面是:

第一、环境已糟糕到没边且无法修复

可以毫不含糊的说,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么糟糕的环境。空气、水、土壤,全部污染殆尽。要修复这些,即便花很大力气,恐怕也非要几十年不可,有些方面也许永远无法修复了。两条母亲河,黄河几乎已被搞死,长江也快成为第二条黄河。美丽的八百里洞庭湖,还有蟠阳湖,还有太湖,还有新疆的坎儿井,还有美丽的月牙泉,现在都在干涸、干涸、不断的干涸。现在又在弄南水北调,我看这一调,不但花费巨量成本,而且根本解决不了北方缺水的问题,同时让南方更加缺水,环境更加糟糕。

第二、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且无法逆转

尤其是阴霾、水灾、旱灾、地震这几样,已经与某国如影随形,挥之难去。在这片土地上,地上难以看到蓝天,飞机上往下望更是一层厚厚的黑霾。我现在越来越佩服黄万里,我认为他就是当世伟人,一代杰出科学家。他所预言的已经一一兑现,而且我也深信,西南地区的地震频发、长江中下游的干旱、与某高峡出平湖的工程,与该地区上百座大中型电力工程绝对脱不了干系。所有违背自然规律、不充分听取反对意见就上马的大工程,最终将对某国带来无情的惩罚,而承受惩罚的主要是某国人民。

第三、腐败已经成了某国的癌症而且是晚期

某国的贪污人数之巨,贪污数量之大,贪污门道之多,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估计,县委书记、县长级的恐怕没几个不是亿万富翁了。至于更上层的,十亿都是小巫,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家财数百亿、上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大巫和老巫。他们一辈子的工资总和只是他们现有财产的零头,所以他们的钱一定是贪来的。他们还享受着离谱的特权和特供。可以说,这个所谓“公仆”集团挥霍了某国人民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另一部分被送给外国了,最后还剩下一点点可怜的残羹来养活某国老百姓,以便可以继续创造财富供这个“公仆”集团不断贪腐下去。在现体制下,神仙都治不了本,何况凡人。要治本,非得彻底换掉这个体制不可,最主要的是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力以实现民意监督,落实媒体的自由言说权力以实现舆论监督,最终还要靠消除一党独揽权力以实现党派监督。没有体制内外的有效制衡和强大的压力机制,我看没有几个政客能成为不粘锅马英九,就是马英九到这样的体制里,也难保慢慢变成周永康。

第四、公权力完全失控,人民一丝一毫也制约不了权力

古代只有一个皇帝,但现在,每个地区和单位的一把手,都是他管辖范围内的土皇帝,除了他的上级,谁也制约不了他。不但没有反对D制约,没有权力分立的制约,也没有选票制约,没有独立媒体制约,什么有效的制约都没有。一个官员,只要搞定了上级,只要不站错队,他基本上就可为所欲为,就可节节高升。各级主要领导对人、财、物具有绝对支配权,拨一笔钱,提拔一个人,做一件什么事,不仅人民不知晓,就是人大代表也不一定知晓,反正人大代表开会也是做样子走过场。政府可以随便滥用武力,还可以调动军警用于所谓“维稳”,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雇用地痞流氓来对付老百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有地方官员在民众面前公开威胁:你信不信,老子马上让公安把你抓起来?在守法层面来讲,这个国家违法最多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各级官员基本上都在公开违法,公开违宪。所谓司法公正,现在打官司,有几个可以不靠潜规则而打赢的?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人民对自己居住的房屋,自己小孩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自己所在地区的公仆该由来当,一切的一切,没有哪一样能够做主。

第五、为政从来不理睬民意,视民意如无物

无论内政还是外务,都有很多决策是老百姓并不赞成的,但却总能堂而皇之出台,以行政力量强行实施。要提高税收,要延迟退休,要超发货币,要提高油价,要延长高速公路收费,要搞一些投资巨大的工程,要给银行核销一笔坏帐,要给国企一笔补贴,要支持和援助哪个国家,都是领导说了算。你老百姓对此有意见吗?最好别说出来,你就是说出来也P用没有。

第六、失败的教育,断送了一代又一代人

某国的教育,并不教你怎样做一个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怎样做一个优秀的公民,而是教你要听话,要听D和正腐的话,要竭尽全力做一架考试机器。而让你做考试机器,其中目的之一是维持考试经济,让无数编教案和习题资料的、出考卷的、搞培训的、组织考试的有利可图。让你学到的历史,基本是假的;让你学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基本是有害的;让你天天背的那些公式、单词、条条款款,将来在社会生活中基本是没有多少用的。总而言之,在这国受教育,很大程度上是浪费时间,消耗青春,污染大脑,毁灭生命,最后把孩子们弄成一个又一个废人。所以,有钱人总想把子女弄到外国去读书;而移不出去的下层人民,又怎么办呢?我想,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一切。

第七、两极分化世界第一,底层已完全失去希望

这个国家既有日进斗金、每日挥金如土的权贵、富豪、阔少、名媛,也有靠拣垃圾、烂菜叶为生的赤贫阶层;既有坐着几百万的名车去读贵族学校的学生,也有连一双鞋也买不起,破衣烂衫赤脚走几十里山路、吊着索桥过河去上学的学生;既有每年医疗保健花费几百万、上千万、上亿的老同志,也有没钱治病自己把腿锯断,或者弄点草药在身上烘烤的老百姓。写到这里,不免又想起我那早逝的父亲,我父亲四十四岁就去世了,那时没有任何医疗报销,完全自费。我父亲辗转治疗一年多,因花费巨大,总不见好,他自己都不想治了,更不愿进大医院,因为他觉得进大医院更花钱。如果当时有免费医疗,或者可以报销大部分,我想我父亲完全可以早一点住进医疗水平高一些的大医院,得到确诊和及时治疗,或许就不会那么早过世。总而言之,我不想再举例了,每举一例,心里都象被谁拿刀砍了一下,尤其是想起我的父亲,心里的痛更是无以言表。而如今,在这个国家,有钱的不少,成天为生计奔忙、眉头紧锁的更多,还有一部分人在静静的等死。各阶层基本已经固化,裙带门阀家族已经大量出现,贾王史薛那样的家族随便掰着手指都数得出来好多,而人才向上流动的管道也基本被官二代、官三代们堵死了。

第八、人性、善良、道德、公平、正义成了稀缺物,互害社会走火入魔

权势者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尚且不说,就是那些下层小吏,只要是附着在这个权力机器上的一员,几乎都养成了媚上欺下、欺压良民的恶劣作风。你看那些每个月拿一两千块钱的基层小公务员,他其实也是这个体制的边缘人,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但只要上级一声令下,他就可以对自己的衣食父母老百姓凶神恶煞,甚至牵牛揭瓦、大打出手,对老人小孩女人也敢下狠手。前几天某地派出所不是刚刚打死一名讨薪的可怜女人么?一些人,为了五毛钱,为了每个月那点微薄的工资,去欺压人民,去为每年贪污十亿、百亿的权贵说话,去拼命维护这个权贵集团,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头脑中毒和人性变异?至于造假制毒、坑蒙拐骗、欺良霸善,更是比比皆是,这个社会的确已经成了一个互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权有钱就是大爷,无权无钱就如贱草,哪怕某天你一条小命被整没了也可能无声无息。此外,外媚内悍、窝里斗、惯于拿弱小者出气等几千年的恶习,在新时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其“发扬光大”。

第九、文化断层并且异变,文明古国早已文明不再

号称文明古国,但传统文明已被毁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外在的块块碎片,内里的精神骨髓几乎消融殆尽。春秋的自由,秦汉的雄豪,魏晋的风流,唐宋的博大,君子的高尚,隐者的慎独,文人的傲骨,诤士的忠直,忠孝仁爱礼义智信,这些现在还看得到多少呢?传统文明的高贵精华一面已基本被西来的马列文明之变种涤荡一尽。此变种文明,集合了马列主义之劣性与某国传统文化之劣性,所以是恶上加恶,共同铸成了今日某国社会的种种乱象。纵览某国历史,完全可以看到,此国的文化底色和精神道统在最近六十多年突然被拦腰斩断,或者说被硬生生锲入了另一种色彩,此种色彩并非自然变化,而是外来硬性强加。于是造成,欲寻找真正的某国传统人文之脉,可能只有到香港特别是到台湾去找了,甚至只有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去找了。传统文明不继,现代普世价值被拒,对正常宗教信仰的态度又是限制和利用,这一切的一切,就敲断了某国的人文脊梁,让人们心的家园无所归依,种种无底线的事于是层出不穷。而且,现在官匪越来越多,痞子越来越多,流氓越来越多,无法无天的很多,不信报应的人很多,假和尚假道士假尼姑很多,佛家人搞车震,少林寺办公司,三界内外都乱作一团,与书上形容的邪魔乱舞之末世景象何其相似。

第十、坏人得势,好人受害,而且往往不被愚民理解

多少无德无能的宵小之徒,在这个国家上窜下跳无比欢实;多少忧国忧民的人中豪杰,却受尽磨折坎坷一生。而且这些仁人志士的言行,很少能得到一般人的理解,轻则被说成怪、傻、偏激、F动,重则被骂为美狗日杂汉奸。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完全黑白颠倒,你说的话越接近于真相,你做的事越利国利民,反而越是为社会所不容。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继续忍(忍功已差不多练成世界第一),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只要自己的利益没受到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就宁愿卑微怯懦的一辈子苟且偷生,或者对世上的不公不平和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

时间关系,就总结这十条,我觉得这十条是某国特别令人绝望的方面。柏杨说这个国家是个大酱缸,的确说得没错,这个酱缸经过了几千年的封闭腐败,加之近现代以来不断注入的新型毒素,在人为的干预下,阳光照不进来,清风吹不进来,如今已经朽不可睹,臭不可闻,很多人都快被毒死、憋死、害死在里面了。美国兰德公司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存在于某国社会和某国人身上的真正弊病,不仅断言这个国家如果不改变,不会有任何希望,而且断言这个国家在20年后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说句老实话,我对兰德公司的评价和论断是比较相信的!!!

当然,尽管这国有这么多令人绝望的地方,但我对它的长远未来还是抱持希望的。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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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0日星期二

【转】柏林墙是被推倒的,不是翻过去的



从昨天开始,相信大家都已经多少的体验到,谷歌电子邮箱服务 Gmail 在国内又遭受了新一轮的屏蔽。关于这一次屏蔽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在网上的声音沸沸扬扬,也有很多种。我们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观察了一下在网上的所有信息,力图给大家做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汇总。

在退出中国时,Google 就已经设立了一个“透明度报告”,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检测谷歌各种服务在全球所有地区的访问。如我们之前所知的那样,Youtube 和谷歌网页版搜索服务在中国几乎或者完全不能访问,但 Gmail 并不算完全屏蔽。在今年四月份左右,Gmail 的网页版在中国访问遭遇障碍,但是依然可以使用邮件客户端和手机端访问。也就是说,POP、SMTP、IMAP 和 Exchange 几种通讯协议,当时还不受影响。


然而自 26 日起,透明度报告网页已经明确地显示了变化,来自中国国内直接访问的流量已经跌至接近 0 的程度。在此之前,中国占全球流量的份额一直稳定在 0.87%左右。谷歌本身的数据和另外一家互联网分析公司 Dyn Research 的数据,都表明中国从 IP 层彻底屏蔽了 Gmail 服务。这就意味着不仅人们无法直接从网址进入,也无法在手机客户端和桌面邮件客户端上收到推送通知和提醒。

因为使用客户端访问 Gmail 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所以从今年早些时候到现在,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Gmail 是在中国部分封锁的,直到如今。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再用往常的形式访问的时候,如大梦初醒一般,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表达自己的愤怒。实际上对于 iOS 设备来说,Gmail 的独立客户端似乎和网页版一起,在今年四月份就会出现访问故障。但是采用 iOS 自带的邮件应用,以及在安卓运行 Gmail 客户端或者邮件应用的话,当时都还是不受影响的。直到最近,这些用户也感受到了问题。

屏蔽 IP 地址的方法, 被 Dyn Research 的数据分析员 说成是“最粗暴的屏蔽方法之一”。他同时表示,国内有不少人修改 DNS,通过香港的 IP 地址来访问 Gmail,但是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之后会发生什么更惨的情况呢?有一些消息指出,一些国内的服务,假如你在注册时所填写的邮箱是 Gmail 地址的话,那么将会无法收到确认邮件和找回密码的邮件;从国内的邮箱比如 QQ 邮箱向 Gmail 发送邮件也会遇到障碍。更惨的说法是,在国内这边已经显示发送成功,但是国外却收不到。

真的有如此严重吗?经过动点的编辑和其他一些网友的测试发现,这样的情况暂时还没有发生。只不过是我们目前无法以不翻墙的任何形式访问而已。Gmail 和国内邮箱之间的通信目前暂时还是正常的。

这当然不意味着你给自己弄一个翻墙的东西,就可以高枕无忧,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事态到这种程度,其实我们已经是退无可退了。如果下一步上面那种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的话,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如果说之前访问时断时续的情况,都没有让使用 Gmail 和 Google 企业邮箱的公司和个人引起足够注意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应该想想办法。如果他们之前一直使用的是国内的邮箱服务,并且客户也都是国内的,那么暂时用着国内的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他们的客户当中有用国外邮箱的,或者他们自己使用国外邮箱,却又要联系国内的客户的,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将不得不设置国内和国外两个收件邮箱,并且需要客户同时把邮件发送到这两个地址。

广泛的互联网封锁已经成为了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在进一步发展时所要注意的风险因素。包括微博,腾讯,以及陌陌,都在招股书或财报当中指出,来自政府的审查可能成为风险因素。微博的招股书中甚至表示,政府监管有可能会让微博“终结”。而谷歌的企业邮箱服务也成为一些中小企业的首选,其实包括动点在内使用的也是谷歌的服务。所以以后一旦进行更大范围的封锁,将毫无疑问连累一大串的中小型企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在目前的互联网生态之下,如果你认识一位国外的朋友,并且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可能不会知道为什么自己生活当中那么简单的东西,却是许多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他可能很难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使用谷歌的业务。正如网友所说,使用谷歌目前也正在成为一门技术——更不巧的是这门技术还受到有关部门杀气腾腾的重点关照。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东西会变成跟当年偷听敌台一样的罪行吧?

希望大家不要先是群情激愤,过不久就习以为常。柏林墙是被推倒的,不是翻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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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谷歌电邮Gmail在中国被封锁

美国之音消息,世界最大的电邮服务商谷歌公司的电邮Gmail在中国经过数月的干扰之后,最终被彻底封锁。从星期五开始,大量Gmail网络地址被切断。截止到星期一,Gmail电邮服务仍然被封。

谷歌的透明报告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互联网流量星期五急剧下降,星期六更跌至几乎为零。不过流量星期一有微幅回升。

谷歌亚太区发言人梅道思说,谷歌检查了邮件服务器,“没有任何终端的技术问题”。

美国互联网分析公司戴恩研究的数据分析副总裁兹米耶斯基说,他们的检测显示,中国政府封锁了大陆网民使用谷歌邮箱服务的香港谷歌网络地址。

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尚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她对任何互联网被封锁并不知情,但是中国欢迎合法在中国经营的外国投资者。

2009年,谷歌关闭了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指出不会再与中国当局的审查者合作。此前,据信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试图偷窃谷歌的操作码并进入谷歌的邮件帐户。

很多中国网民通过微博和推特等社交网站表达不满。

谷歌电邮网页版在中国长期以来经常受干扰,连接很不稳定。很多不擅于“翻墙”的用户不得不转移到电脑或移动设备的电邮客户端。现在这些客户端渠道也被封锁。

有分析认为,这次谷歌电邮被封锁是由于中国网络防火长城升级,也有人猜测是因为2015年3月中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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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高瑜案押后三个月宣判 看守所内引绝命诗言志

(原载:RFA)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一个多月前在北京中级法院开庭以后,律师被告知案件押后三个月宣判。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高瑜引述晚晴大学士翁同龢的绝命诗,以诗言志。据称,看守所继续以数字代替高瑜的名字,因此家属必须通过公安,而不得直接给高瑜送衣物。

著名媒体人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11月21日在北京第三中级法院闭门审理之后,法官不久前通知高瑜的辩护律师,延迟三个月宣判。上周二,尚宝军律师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见到了高瑜。尚律师表示,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尚好,他告知高瑜两点最新情况:“我去见她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说跟她说,她的案子,北京市三中院决定延迟审限三个月。我也问她,法院有没有告诉她,应该是没有告诉她。另外,她上次说起,她本想写一份书面的自我辩护意见给法院,当时看守所不让她写,也不让她(给律师)带出来,我就跟她说这是你的权利,看守所这样做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尚宝军说,他和高瑜就此向看守所提出交涉,公安也已答应协调此事。尚律师说,高瑜在看守所改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所有关心她的朋友:“最后她还写了一首诗,她是借用晚清大学士翁同龢,是光绪和同治的老师,翁同龢临终写的一首绝句。当时的原诗是‘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高瑜七十岁了,所以她改成了‘七十年中事’”。

高瑜引用翁同龢绝命诗感叹道:“七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原诗第一句是“六十”,高瑜改为“七十”。早前高瑜在庭上否认控罪,这诗正好显示她虽有哀叹,但仍然坚毅不屈的表现。

高瑜的弟弟高卫对本台表示,看守所继续使用代号称呼高瑜:“现在看守所用的还不是她的姓名,还是用代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往里面送衣服,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送衣服都要通过公安转送,不是直接可以送到看守所门口。另外,高瑜提出看守所不让她写自辩书。开庭时她写好自辩书又不让她带(上庭),结果在法庭上没有用上。回来以后,律师也嘱咐她写自辩书交给法庭,看守所不让她写”。

现年70岁的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今年4月24日被公安在街头秘密抓走,其后被刑事拘留。起诉书指高瑜非法获取并向境外网站泄露一份中共内部秘密文件。据称是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等,被外界称为“七不讲”,俗称“9号文件”。

高卫称,姐姐上周与律师会面时,首次露出笑容:“她露出笑容了,精神上我觉得比以往好,以往有时候两个月都见不到律师,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她心里很窝囊。现在据律师说,还露出笑容”。
记者:见了多长时间?
回答:连办手续,一个小时。

据称,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电脑记录中,高瑜的名字是由一个八位数组成的代号。

高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同年6月3日被捕。93年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六年。高瑜2014年4月24日再次被捕,直到这次再被起诉。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申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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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孔子学院承认向外输出中共价值观

孔子学院汉办主任许琳日前公开承认,孔子学院向外国的学术机构输出中共的价值观。

据看中国网报道,最近一段时间,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在西方社会倍受争议,很多人担心,孔子学院可能会损害西方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

日前,孔子学院汉办主任许琳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直言不讳的表示,孔子学院就是要向外国的学术机构输出中共的价值观,不论对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是史丹福大学,甚至是小区的小学。

当被问到为什么孔子学院的老师不能够是法轮功的成员时,许琳严肃地说,在中国“不允许(老师)有权利或者有自由在大学校园中说法轮功是正当的。在我们的大学校园中,不可以这么做。”许琳并详细地描述孔子学院的老师必须提交报告,回答一些问题,包括有否在课堂上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


从中国被派往海外孔子学院教书的赵姓教师表示,虽然没有文字材料,但她出国前在北京接受培训时被告知,在孔子学院不能谈论有关法轮功、西藏等敏感问题。有很多限制。虽然它没有写下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学术自由。
近一段时间,中共利用孔子学院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伤害学术自由的手段逐渐令西方国家警觉。在美国、加拿大,不断有大学宣布停办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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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

【转】浙江湖州政府强建医院爆冲突 村民维权遭镇压


    浙江省湖州市政府强行征地建医院,但拒向失地村民赔偿,上周五(19日) ,上百村民于工地上维权阻工,遭大批警员、城管等殴打驱散,十多人受伤送院,至少三人被抓捕。(林静报道)
   

    遭强徵的土地,位于吴兴区织里镇大邾村内,村民何先生说,政府只口头说,徵收土地是用来兴建医院,但是否真实或另有用途,村民根本不得而知。他认为,既然政府无法拿出真凭实据,令村民释除疑虑,政府上周五,就不应派员前来强行动工。为求目的,不惜向手无寸铁的村民以警棍殴打。十多名村民手脚被打伤入院,最少三个村民于冲突中被带走。
   
    何先生说: 村民约一百人,警方听说派来一千多人,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都是老人妇女。他们乱打我们,我们那有能力对付他们? 现在,受伤的都在医院里。
   
    有关村民对徵地的态度,何先生强调,村民并非要阻止政府修建医院,而是政府自年初提出相关徵地要求后,一直未有派员上门与村民进行沟通工作,亦不见国土局的批地公文。
   
    村民对事件自然抱有怀疑,其后,镇政府派员向村民解释,指徵地批文仍未到手,因此赔偿款亦未下拨,但当地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希望先动工,赔偿问题从后商讨。
   
    何先生指,被徵的土地面积达百亩,涉及数百户村民的利益,镇政府面对反对声音,只肯向村民写一张欠条便敷衍了事。村民担心政府赖帐,因此本月开始,每当政府派员到工地施工,村民就到场静坐、留宿阻止。
   
    何先生说: 村民要求补偿问题要处理好,那是最低的要求。但补偿方面,政府说也没有说一句。他们已经施工了,共产党怎么搞的? 欺压百姓。
   
    在外省打工的村民,亦已获悉政府强行征地导致流血的事件。一名在外地工作的女村民向本台指,在徵地赔偿问题上,政府与村民谈判近一年,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她亦获悉,上周的冲突中有多人受伤。
   
    女村民说: 这次冲突,是有几个村民受伤了,而徵地是为了修建医院。
   
    记者致电织里镇政府,接听的工作人员称,已跟村民谈好补偿。
    工作人员说: 征地补偿已经处理好了。
    记者说: 那是多少钱?
    工作人员说: 具体多少钱,我也不是很清楚。
   
    而本台致电大邾村村委会,电话无人接听。
   
    村民指,依政府所说,所徵土地所兴建的是吴兴区第一人民医院织里附属医院。
   
    本台致电吴兴区第一人民医院了解,但总机称不清楚事件,著记者向院长了解,但对方提供的电话,转驳至传真机。
   
    来源:自由亚洲粤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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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是改变不了党性的!——法拉盛街头控诉记(230)

反腐是改变不了党性的!——法拉盛街头控诉记(230)

    今天的天气很好,我们照常在法拉盛街头进行控诉活动。刚搭好控诉台,我们就在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喊口号,与我们的支持者一起

      控诉中共,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中国共产党把抢去的财产还给我们!
   
     中国控诉自法拉盛街头搞控诉活动以来,陈长河先生一直过来声援我们。今天,他又早早地来到我们的控诉场地与我们一道控诉中共。一位过路的老人走到我们的控诉台前停下与陈先生说:“湖南邵阳爆竹店爆炸5人死亡,事发后,当地政府为封锁消息出动警察、武警等强行抢尸,并将家属打晕。共产党官员的人性扭曲到何种地步?人家一家已经死了5条人命,活着的人是怎样的痛苦,是人的都能想象得出、、、、、、!只有共产党的官员做得出,为了封锁消息还将人家打昏。中共的官员们,假如炸死的这五条人命是你们家的亲人,你们为保政绩封锁消,会派人来将你们的家人尸体抢走吗?中共反腐完全是演戏,习近平的戏再演两年,中国老百姓就会清醒过来、、、、、、。法轮功说的对:‘只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出路!’反腐是改变不了党性的!”
   
     回家后我打开电脑,博讯新闻头版头条登载着老人所说的真真切切,我将原文复制如下:
   
     湖南邵阳爆竹店爆炸5人死亡,数百警察抢尸打伤家属。12月20日上午11时许,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佘湖山一家烟花爆竹店发生爆炸,致使一家5口死亡,事发后,当地政府出动数百特警、交警、武警强行抢尸,封锁消息,并将一名家属打晕,引发逾千市民不满,与警察对峙到当天深夜。
   
     目击网友“阿尔华爱码字爱摄影”说:邵阳大道和建设路交叉口发生大规模警民对峙,数千群众和数百特警,交警,消防对质已有7小时以上。现场群众说警察打人。在场特警还抢手机不允许拍照。事件导致交通瘫痪。现场群众说该处烟花售卖点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政府第一时间赶到并抢尸企图掩盖事件。导致与家属发生冲突!并引发群聚。
   
    目击网友“畅聊916”说:12月20日,佘湖山,一家姓刘的一家,简直是世界末日,由于高压电线起火,导致了那户刘家的爆竹店受牵连,在家的五个人,活活的被连炸带烧的,烤焦了,五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还有两个孩子啊!政府怕事情闹大,還打傷了受害者。
   
     网友“迷你奢侈品订制中心”说:我朋友表文家意外事故烟花爆炸死5人,就只剩下我朋友表文和舅舅,现在警察想掩盖事故,把我朋友表文抓了打致昏迷,现在现场已经有上千好心人士为我们伸出援手。”
   
     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道理:反腐是改变不了党性!法轮功说的对:“只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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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英·斯顿(纽约)

    中国控诉,控诉中共!

    同胞们,抛弃幻想,珍惜生命,战胜恐惧,和我们一道把自己的冤辱告诉全世界!

    我们中国控诉组织的官方博客是http://www.zhongguokongsu.blogspot.com欢迎访问和留言,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电子邮件是zhongguokongsu@gmail.com 把你的冤辱写成文章传给我们。

(中国控诉编辑记者:李朝阳 安志新 王莉丽 王中天)

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浦志强的妻子孟群给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

按: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先生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已经半年有余,近半年来,我们获得的关于他在看守所里的消息少之又少,我们非常关注浦志强先生的近况,并控诉、抗议中共野蛮的对所有维权群体的打压行为,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浦志强先生,还他自由。

尊敬的习主席:
   
     您好!我是浦志强的爱人。我的先生浦志强因在朋友家参加“六四研讨会”于2014年5月4日子夜被带走,至今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一看守所。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冠以“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寻衅滋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四项重大罪名,令人不寒而栗。

   
    我的先生心地纯净,深爱着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他为人谦逊直率,淡泊名利,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弱小,好打抱不平,有时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但是,他只是在凭良心做着对国家有益、为升斗小民鸣冤的好事,他何罪之有?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监督的权利。他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在法律框架中行使自己的权利,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为社会文明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他做错了吗?可是,他的赤子之心只换来了7个多月甚至更长的的牢狱生活。他希望国家强大,他希望人人安居乐业,他希望民族团结,他何曾有过“寻衅滋事、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的企图?他从未有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这项指控也完全是“莫须有”。我相信他无罪!他也否认公安局对他的全部指控!
   
    先生浦志强年届半百,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预激综合征、前列腺增生等疾病。在看守所前3月时间里,几乎天天被提审,每次长达10余小时,提审之后还要值夜班,即使是年轻力壮的健康人也无法承受。他的体重迅速下降了9斤,曾经出现呕吐、晕厥等现象,双腿一度浮肿至膝盖。他在看守所里遭受了非人的身心折磨,家属却无法探视,无法送去安慰与关怀,即使律师会见也难以顺利成行,要由领导批示。这一切,太残酷了!我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现实生活中亲历了历史小说描述的情节。
   
    尊敬的习主席,我在网上看到您放生的照片,看到您在寺院礼拜的身影。君子有好生之德,您爱惜小动物,对人也必定有慈悲之心。戴罪之人尚有看病就医、休息调养的资格与权利,更何况浦志强这样善良的好人。公安局以“社会危害性”为借口不允许保外就医,他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哪里呢?
   
    尊敬的习主席!这封信您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它送到您的手上。即使您看到了,也可能没有时间看内容。在您的眼里,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对于身为平民百姓的我来讲,夫君被关在监牢里,头上顶着四项重大罪名,天塌了!我很绝望!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可以帮助到他。请您慈悲为怀,让我的夫君回家吧!
   
    一位警察对我说:世间事本无对错,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的确,无所谓对错。但是,善恶之分还是有的。为了自己的私利伤害他人是恶,想他人所想是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不虚。先生曾请律师转告我:相信因果。我谨记先生的嘱托:不管这个社会给我们多少不公正,我们要用爱心,要用平和去回报社会,我们不恨任何人,我们也没有敌人。我们相信只有爱才是战胜一切的法宝!
    祝您全家幸福、安康、吉祥如意!
   
    浦志强的妻子孟群
   
    2014.12.18

中国学者徐友渔荣获奥洛夫.帕尔梅奖

中国学者徐友渔荣获奥洛夫.帕尔梅奖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2014年12月16日斯德哥尔摩讯)中国著名学者、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徐友渔教授今天荣获瑞典“奥洛夫·帕尔梅奖”(Olof Palmepriset),成为该奖项自1987年设立以来,继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于1994年获奖的第二名的华人得主。



“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会”的颁奖公告全文如下:

2014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授予中国哲学教授徐友渔,以表彰他坚持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徐友渔关于自由、社会正义和人权的号召,是他在中国进行的抗争,但具有普遍意义。

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居住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他作为一位投入的中国公民和政治哲学家,要求尊重宪法保障的自由。2008年,他是《零八宪章》最引人瞩目的签署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工作,谴责将任何形式的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徐友渔在国内外备受推崇,2001-2002年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该位置是提供给“专注于广泛和平重要领域的国际杰出研究人员”。徐友渔通过他的研究和倾向对话的论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告还宣布,颁奖仪式将于2015年1月30日举行。



(左起)徐友渔、崔卫平、莫少平和哈维尔

徐友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成就在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和文革研究,当代中国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2009年3月,他和北京学者崔卫平、律师莫少平一起,代表《零八宪章》签署人前往布拉格,代领捷克“在困境中的人”(People in Need)救援组织颁发给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的“人与人” (Homo Homini)人权奖。




2012年12月28日,刘晓波生日那天,徐友渔和一些朋友突破保安人员的封锁,成功地探望了被软禁两年多的刘晓波妻子刘霞。

今年5月3日 “世界新闻日”,徐友渔参加在北京私人住宅举行的“六四纪念研讨会”,次日与其他四位学者、作家、律师等被北京警方传唤、抄家,5月6日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在国内外关注和呼吁下,于6月5日获取保候审一年释放。

“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会”是为纪念1986年被暗杀的瑞典前首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奥洛夫·帕尔梅而成立,1987年起每年度颁发“奥洛夫·帕尔梅奖”和其它奖学金,该奖前得主除魏京生外,还包括捷克前总统哈维尔(1989年),缅甸民运领袖昂山素季(200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2006年)等。“奥洛夫·帕尔梅奖”奖金目前是七万五千美元。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9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penchinese.org。

【转】中国窦娥何其多 待雪冤魂仍徘徊

媒体观察:中国窦娥何其多 待雪冤魂仍徘徊

来源:美国之音  作者:海涛

蒙古族青年呼格吉勒图生前照(网络图片)


内蒙高院宣判呼市青年工人呼格吉勒图(简称呼格)无罪,这位18年前被错杀的时年18岁蒙族居民蒙冤得以部分昭雪。呼格的父母将这份迟到的判决书拿到儿子的坟前烧纸祭奠冤死的儿子。内蒙有关当局说,要追究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新华网发表评论说,但愿呼格案能成为最后一个悲剧和冤案。还有舆论说,被随意草菅人命的不光是呼格,还有夏俊峰 ,聂树斌和曾成杰等许许多多。

呼格案是1996年发生在内蒙呼市的震动当地的大案:4月9日呼市卷烟厂的工人呼格和工友阎峰向警方报案说烟厂附近公厕内发现一女尸。48小时后,负责办案的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办案民警认定,是呼格掐死了她。5月23日,呼市中院判呼格死刑。6月5日,内蒙高院二审维持原判。5天后,也就是案发62天后呼格被执行死刑。这年呼格18岁。

2014年12月15日,内蒙高院宣布呼格无罪。内蒙当局还承诺,要通过再审程序正式作出无罪判决。呼格父亲李三仁母亲尚爱云来到儿子坟前,焚烧了无罪判决书的影印件,祭奠尚未成家立业就含冤而去18载的儿子。

*冤案一再发生,到底谁是责任人*

新华网周二发表一篇署名评论文章说:内蒙自治区检察院、法院和公安厅都成立了调查组,“对呼格案的参与者展开调查,严厉追究冤案制造者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中国媒体(腾讯新闻)报道,有关方面只公布了“部分”办案人员名单。他们是呼市一审中九名办案人员:五名公安分局民警王智(呼市公安局长)、冯志明(新城分局副局长)、刘旭(刑警队长)、任俊林、赵月星(都是副队长);一名检察院人员:呼市检察官彭飞;三名法官:呼市中院一审法官苏明;两名代理审判员宫静、呼尔查(此三人在判决书上签名)。在终审方面,有内蒙高院法官杨小树(在终审判决书上签名)。

报道说,当年侦破此案后,冯志明等许多警官,都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的表扬。刘旭和任俊林获个人三等功。冯志明升任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公安局长王智升任公安厅巡视员(已退休)。“涉案的法官、检察官等也大多获得了升迁和正常退休”。

从整个办案情况来看,这个冤案的造成呼格被虐杀(其弟说哥哥遭到酷刑虐待屈打成招)和冤死,如果不算北京的最高法(当时尚是省直辖市自治区高院握有包括核准死刑的终审权),起码应追究公检法三个方面六七个相关参与办案的单位或责任人:一是呼市具体办案的公安单位(新城分局或当地派出所民警首先赶到现场出警者);呼市检察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二是自治区相关单位:区公安厅、检察院和高法。这些单位和相关责任人,也就是媒体公布的王志、冯志明、杨小树、苏明等人。

新华网的评论没有提到责任追究对象还应包括哪些相关单位和个人。众所周知,在中国,是政法委领导公检法工作,内蒙政法委,特别是区里和市两级政法委,他们在具体办案中知情否?对整个案子的审判和宣判工作提供了什么指导性和权威性意见或指令?对冤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点,中国媒体没有报道也没有提到。有网友质疑:不可能这些单位和个人对造成冤案有份,但到平反昭雪时就都一推六二五,都成了“没事人”吧?

内蒙高院宣布呼格无罪后,呼格家人和有媒体开始讨论国家赔偿之事。有媒体报道,国家赔偿应在104万。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内蒙高院副院长给呼格家送去三万元(个人)赔偿金外,国家赔偿之事尚无有定论。新京报(12月18日)说,按照国家赔偿法,呼格家起码应得到100万到141万的赔偿。其中,104万是工资,40万是精神赔偿。

有报道说,尽管十年前就有真凶赵志红招供该案是他所为,而且,案发现场各种情况和细节同其数次招供丝丝相扣,内蒙方面虽早已认定其所言不虚,但迟迟不作出呼格无罪的宣判,其中理由就包括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和将来国家赔偿谁来出。(新华社内蒙分社记者汤计认为要自治区法院来出)

新京报说,按照相关法律,国家赔偿应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家财政(具体到呼格案也就是内蒙高院从内蒙财政厅领取),另一部分是相关责任人和单位支出。正如有网友所指出的那样:不能立功受奖有你,追责处罚时就没有你。这不符合每个案子让公民感受到公平正义之原则。

*十年磨一剑,几十年磨一案?*

如果不是赵志红被抓招供,呼格案可能至今沉冤未雪,还和窦娥一样在枉死城呼号呐喊,那些应追究的责任人依然高枕无忧,应追究刑事责任者依旧逍遥法外。

呼格冤死九年后,内蒙警方2005年10月抓获赵志红。赵供认其犯下27大案(杀人抢劫强奸),其中就包括呼格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烟厂公厕女尸案。赵说,该案是他犯下的“第一起”强奸杀人案。赵在几次审讯中都招供,犯案的各种细节和受害人的详细情况都说得和现场情况完全相符。赵被带到现场后准确指认作案地点。

中国刑法规定,不能全凭口供办案。刑讯逼供往往造成屈打成招。呼格案办案警方也认为,赵只是一面之词“缺乏有力证据和支持”。一个月前(11月12日),凤凰网就综合了多家中国媒体(新华社、新京报、新文化报、南风窗、呼和浩特晚报)报道:有法律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同样对当年呼格被判死刑的证据支持提出质疑,认为从“疑罪从无”的角度,即便对赵的供认不能肯定,对呼格的指控和审判同样也存在严重问题。

报道说:呼格冤死十年后(2006年),内蒙政法委确认呼格案是冤案。新华社内蒙分社记者汤计从赵案出来后,两年内给总社发了五篇内参,他说:赵落网后他给总社(2005年11月23日)发出的首篇内参“有多位政治局委员看到”。后来几篇也都引起“中央领导”和最高法、最高检的“高度重视”,最高法从内蒙调阅了呼格案的卷宗。

*呼格案警方之谜*

凤凰网这篇报道说:呼格案最大的疑点就在于在公厕女尸案中,警方(检方)提取了受害者体内凶手所留精斑,但并没有将其同呼格的精斑进行DNA对比。而2005年赵志红供述了自己就是女尸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又离奇丢失。

还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呼格案办案负责人、新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在赵志红被抓后,“曾对赵进行了一次单独讯问”。凤凰网这篇报道说,这立即引起了呼市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赵被迅速转移,看押民警也迅速调换为武警。

*翻案难,难于上青天*

为何呼格案难翻,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冯志明和相关的既得利益者。为呼格案大力呼吁的媒体人除了新华社记者汤计,还有北京法治晚报记者朱顺忠。报道援引朱的话说:“当年办理呼格案的办案人,后来几乎都得到了提拔,在公检法各条战线成为把关人,这个案件一旦被翻转过来,问责机制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在呼市检察院系统,有个退休检察官叫滑力加,也在大力为呼格案翻案而呼吁。报道说:有人以递送投诉材料为由将其约出来,在一个饭店将其殴打,打断右侧肋骨,并插入右侧肺叶造成气胸,并将其脸部划伤。后者被送医院缝了7针。没有报道披露,这位司法战线老工作人员被打,有无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甚至没有相关的下文或后续报道来谈这位老人的伤情如何。

*冤假错案真不少,当代窦娥何其多*

2014年9月6日,有网友“尊重私法”在强国论坛上上贴说:随意草菅人命还少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夏俊峰、曾成杰...... 这几人已被处死。聂是1995年被石家庄中院以强奸杀人罪判处并执行死刑;呼格是1996年被处死;沈阳小贩夏俊峰2013年9月25日以杀人罪被处死;湖南商人曾成杰以非法集资罪于2013年7月12日在长沙被枪决。聂、呼格、夏都被控杀人,而曾并无杀人。

夏俊峰和曾成杰,由于是周强担任最高院院长后批准执行死刑的,故有舆论分析,其案翻案可能性和回旋空间不大,尽管在律师界和互联网上已是“炸了锅”,很多人将其案同呼格案相提并论。不少网友评论说,在中国,有冤假错案是不争事实,而冤假错案特别是死刑错案更难昭雪平反,则更是铁的现实。

拿聂树斌案为例,该案和呼格案有太多的相同之处。聂树斌被河北司法当局认定是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凶手而枪毙,时年21岁。但十年后(2005年),另一河北人王书金被警方抓获,供认其奸杀多名妇女,包括西郊玉米地案都是他犯的。

但是,聂树斌家人没有呼格家人 “幸运”。2013年9月27日,河北高院裁定王并非聂案真凶,驳回王上诉维持原判。直到上星期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决定异地重审聂案,让山东高院复查。聂家人同很多人拭目以待,看该案能否同呼格案一样:在山穷水复之际柳暗花明。

*呼格案VS夏俊峰案*

夏俊峰被控持小刀杀死城管申凯、张旭东,杀伤城管张伟而被判死刑。律师陈有西为夏俊峰无罪辩护有详细的辩护词。而网友秋风细雨(2011年5月24日)也在天涯论坛说:杀人犯罪是要严惩,但应依法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宣传口号而是准绳。从情理分析,从社会常态推想,夏俊峰在城管收缴其工具时,虽有被围攻事实,周围有其妻和过路百姓,他居然没有胆量做激烈反抗,却在半拖半就中跟城管们上车去城管窝里去接受处理。

秋风细雨说: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易暴力的人,他应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的一个男人,虽没大的作为,但也甘于贫穷、本分地做着一个让许多人看不起的小贩。” 秋风细雨说,说夏有杀人之胆量,肯定没有多少人信的,说他去城管处没被打就出刀杀人,似乎更说不清动机了。

“在一个敌强自弱、孤单一人无后援的情境下,一个身高1.65米的男子主动攻击两个1.8几米的壮汉?除非被打急了,否则一定是脑残人士。”

2013年秋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最高院长周强在今年两会期间对记者说(2014年3月12日京华时报(微博):“夏俊峰是一名摊贩,杀了两个城管,造成一人重伤。但是就因为夏俊峰是摊贩,对方是城管,大家对城管有偏见,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会上的大V就鼓动说这人不能杀。”

周强还说:“但是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就好像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你把人杀掉了,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 有很多网友认为,周强院长在这里不是谈的法律,而是社会学,或是互联网管理和言论自由。他的依据依然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杀人偿命的中国古老民间善恶哲学,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法理。

*何为依法治国*

周强院长的同事最高院副院长沈德咏,去年春天(2013年5月6日人民法院报)发表长文题目是: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长期在法院政法委工作的一级大法官说:冤假错案对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沈德咏还说,“现在必须下决心,错案一经发生,惟有依法及时纠正、匡扶正义,方能让民众对国家法治树立起信心。”

沈德咏引用了习近平多次提出周强也多次引用的这句话: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子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冤案何时了*

去年秋天,福建纠正了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吴昌龙案,被判死缓的吴昌龙坐牢十年后被宣布无罪释放。但是,至今没有提到吴昌龙案的国家赔偿是多少,也没有媒体报道说:具体的责任当事人有无受到追究。

福建今年8月还纠正另外一起重大冤假错案。福建高院8月宣布四次被判死刑的平潭居民念斌无罪。而念斌因邻居被毒死案已经坐牢八年。和吴昌龙案一样,没有报道提到念斌案的国家赔偿和相关责任人的受罚情况。更值得关注的是,念斌想去香港被海关拦下,说当地警方认为他还是犯罪嫌疑人不得出境。

呼格案被宣布无罪后,新京报“盘点”了近年来的十起冤案。其中,只有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安徽于英生案启动“追责”程序,其他六案(佘祥林案、李怀亮案、赵艳锦案、王本余案、念斌案、徐辉案)均无下文或不得要领。

就拿已经启动追责程序的叔侄强奸案来看,新京报报道说:张辉张高平已经无罪,但办案主要责任人聂海芬(杭州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长)和许多相关责任人仍在原单位正常上班),浙江政法委对新京报记者说:哪些人被追责,追了什么责,政法委“不便透露”。

另外, 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浙江政法委也是以“不便透露”追责情况而搪塞记者。

佘祥林案。2005年4月13日,湖北京山法院已经宣判佘祥林无罪,但是,当地政法委对辩护律师张成茂说:“追责过程中,参与办案一个警察自杀了,之后追责积极性也没了。”当局是依法办事?还是按照“积极性”办事?

李怀亮案。2001年,李涉嫌杀人被捕。2013年,河南平顶山法院判李怀亮无罪。河南高院和河南政法委对记者表示:对追责事宜“不了解”。

赵艳锦案。2001年,赵邻居孩子被杀,赵屈打成招。2011年5月23日,河北高院宣告赵无罪。追责问题则无下文。记者致电河北高院新闻发言人,无人接听。

于英生案。呼格被杀那一年(1996年),安徽蚌埠市民于英生被控杀害妻子韩露,判处无期徒刑。2013年8月13日,安徽高院宣布于英生无罪。于提出追责公检法相关人的要求,但没有得到回应。

王本余案。还是1996年,还是内蒙。王因杀人强奸罪被判处死缓。2013年内蒙高院宣布王无罪。呼格案宣布无罪后,内蒙政法委官员对新京报记者说:没有见到对王案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如果认为没问题的话,可能就不追了。”

念斌案。他2006年被捕判死刑,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宣布其无罪。念斌出狱后提出追责,但福建有关方面“一直没有启动追责程序”。辩护律师斯伟江说,不仅如此,当地公安还把念斌再次列为嫌疑人。

徐辉案。2001年5月,珠海居民徐辉应涉嫌奸杀女子被判死缓。2014年9月15日,徐辉被判无罪。徐的律师侯衍涛近日对新京报记者说:当地未启动追责程序。

新京报援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的话说:呼格案是18届4中全会以来平反的案件,中央在4中全会文件中已经明确错案终身追责。“对冤错案就追责来说,公检法机关首先应加大冤错案件的追责力度,此外还要最大限度地公开,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对冤错案件的知情权,也可以对其他办案机关起到警示作用。”

*美国“呼格”案*

2014年12月17日,美联社发出一条新闻,被美国媒体广泛采用。这一新闻标题是:法官:14岁男孩不应被处死。

这说的是一个70年前的旧案。地点是南卡州,时间是1944年。被处死的男孩是14岁黑人乔治.斯蒂尼(George Stinney)。他在那年被控杀死两名白人小姑娘而被电椅处死。2014年,南卡罗莱纳州法官卡门.穆棱(Carmen Mullen)为斯蒂尼平反昭雪。穆棱说:这是最大的不公不义枉法案。穆棱是美国有史以来被处死的年龄最小的囚犯。

案情是这样的:1944年,在南卡州的克莱瑞登县阿尔克鲁小镇,两名白人小姑娘(分别11岁和7岁)被人用铁棍重击头部死亡。调查人员逮捕了斯蒂尼,后来说他已招供。当时南卡州种族主义盛行,调查人员、检方还有陪审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白人。他们用一天审讯就定罪,在三个月内就匆匆将犯人处死了。

支持和同情斯蒂尼的人们说,这个孩子个性腼腆,个子不高,他是被审讯人员威胁利诱而招供的,但当局无法提供俩女孩子之死和斯蒂尼有任何关系的人证物证,就匆忙将其送上电椅。行刑人员说,电椅捆绑带太大无法绑紧,另外,绑在腿上的电刑镣铐对斯蒂尼来说也太松。

不过,穆棱在其29页的宣判书中说:该案就事论事,同其他还在审理的种族歧视案或相关案件无关。

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

黃之鋒《紐時》撰文 重奪香港未來

《國際紐約時報》日前刊登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的文章,並已把文章在網站刊登。黃之鋒在文章中,解釋青年人參與佔領運動的前因後果,以及時間永遠站在年輕人的一方。

黃之鋒指出,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是為了有自由選擇自己領袖的權利。他表示,當自己被拘留46小時後,他被香港市民自發佔領感動,亦意識到這個城市已經永不一樣,不再是一個金錢城市。

文章指出,人大的831決定,意味著北京決定讓香港的富人及其關係網繼續寡頭壟斷,普選成為了港人破碎的夢想。然而,香港的青年人不甘於就此認命,所以從來沒有放棄佔領的打算。倘若香港變成一個沒有資訊自由、法治的地方,無異於任何一座中國城市,90後將會損失最深,而他認為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

部分年紀較長的香港人,認為穩定的工作、生活比政治更加重要;他們營營役役、努力工作,為的只是安逸及穩定的生活。然而,90後追求更多,他們認為活在一個先進都市,應該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然而,部分香港年輕人現在連生活穩定也難以做到。因為香港的租金樓價高踞不下,貧富懸殊更日益嚴重。黃之鋒表示,他們這一代,隨時是首代香港人將生活得比上一代差。

他表示,父母在遭到「有心人士」的騷擾下,仍能尊重他的決定是他的幸運。然而,不少年輕人為了抗爭,被逼欺騙自己的父母。青年人這種一往無前的抗爭精神,在高鐵事件萌芽,國教事件發展,終於來到今日被逼遍地開花。人大決定的唯一好處,是讓香港人知道應該站在何方,由旁觀者變成抗爭者。

黃之鋒最後指出,有人認為要求真普選不可能成功,但抗爭就是為了將不可能變成可能。香港的管治團隊最終會盡失民心,失去管治能力,因為年輕人都不在他們的一方。他表示,自己已經做好入獄的心理準備,但只要香港能成為更好、更公平的地方,他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黃之鋒最後向管治者發出呼籲,今天他們可以剝奪青年人的未來,但總有一天未來會由他們掌握。不論佔領運動結果如何,他們也會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因為時間站在年輕人的一方。

资中筠:“颂圣文化”为何一枝独秀60年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邓聿文:中日谁在让步?

【转载】邓聿文:中日谁在让步?

从日本的出尔反尔中,可看出中日迈出的这步还很脆弱。
   
    上周结束的APEC会议,一大成果是中日四项原则共识的达成和两国首脑会晤的举行,对中日两国而言,某种程度可以说,它甚至比APEC会议本身还重要。
   
    四项原则共识是今后中日处理分歧和发展关系的政治文件,它的内容包括:一是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是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是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四是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对于中日四项原则共识,外界关注的是中日两国谁让步更多。中方舆论倾向于日本让步更多,日方舆论以及一些第三者的观察,则认为是中方作了更多让步。后者的一个主要根据是,在四项原则共识和中日首脑会谈中,都未直接涉及到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共识虽然提到钓鱼岛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但毕竟没有直接提点明是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而众所周知,中方同意两国首脑会晤的前提是,安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
   
    另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APEC会议后对中日共识的变脸也被一些人认为左证了中方让步更多。岸田文雄在11月11日和13日两次公开发表违背四点原则共识的讲话,称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该共识「不具有约束力,不带国际承诺」,惹得中方舆论公开批评日本政府毫无信誉,令人担忧刚刚有点回暖的中日关系会再次陷入冰冻。
   
    我个人认为是日本让步更多,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待。一是至少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国际场合散布谋求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信息,为此先后委托本国前政要向中方转达安倍的想法,日本企业届为达成两国首脑会谈也对安倍政府施加压力。不论日方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起码给人的印象是,安倍在想很多办法要求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从常理看,既然某人有求于人,那当然求人者要先让步,否则不符合逻辑,除非是中方秘密有求于日本,但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很难逃得过媒体,所以后者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APEC会议前夕,日本媒体传出安倍为谋求中日首脑会晤,在对钓鱼岛的问题上定下了三点主张: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但已知晓中国有自己的主张;力争花时间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是日媒自己的报道,可能性很大。比较一下中日达成的四项原则共识,不但未见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提法,而且直接使用中方的「钓鱼岛」称呼,这在中日政治文件里是头一次。至于钓鱼岛争议不等于主权争议,可以看作日方的解读,从中方的视角看来,两者其实就是一回事,因为众所周知,中方争议的是钓鱼岛主权。之所以在共识中没用「主权争议」之类字眼表述,可能是方便日本政府对本国国民解释。当然,也可以看作中方为照顾日本国民情绪而在表述上作的让步。但无论如何,对比安倍的主张和已经达成的共识,安倍政府无疑从原先的强硬立场上作了后退。
   
    三是日本外相对四项原则共识涉及到钓鱼岛内容的否认,恰恰反证了日本的让步。道理很简单,假如是中国有求于日本多于日本有求于中国,岸田文雄也就完全没有必要急着否认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文件。他理应把这作为安倍政府的一大政绩大力向本国民众宣传才对。但正因日本让步较多,为了好向国内交代,就只有不承认它所具有的国际约束力了。
   
    四是安倍政府近来的民意下降。安倍从9月来,遭遇到了其执政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连续发生内阁高官辞职事件,这使得安倍急于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而僵化的日中关系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此外,日本前不久借助日中对抗已经完成了自卫队的海外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也可能使安倍认为没必要继续同中方对抗下去。
   
    其实,还可以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即中日两国建交后的历史发展,来分析中日到底是谁先做了让步。中日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末建交后走过一段蜜月,但在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后,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不稳定的发展期。随着中国崛起,中日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但也孕育着新的矛盾和冲突,并在2010年的撞船事件后急剧恶化。此后不久,两国都换了民族主义色彩更鲜明的领导人,致使双方的矛盾和对抗进一步升级,两国关系坠入冰点,双方领导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未能正式见面,在国际场合也仅限于寒暄,这在和平时期是极为罕见的。
   
    两国关系的恶化,虽有许多偶发因素,但根源在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简单地说,双方都要成为「正常国家」。中国借着崛起态势,要恢复历史上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日本则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对于这种结构矛盾,双方都有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不过,相对来说,日本可能更艰难一点。因为虽然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领先于日本,但毕竟那是过去的事情,而现实是,中国自近代以后就落后于日本,一度这个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这100多年里,日本建立起了对中国巨大的心理优势,几乎涵盖所有方面。可是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突然间就超越了日本,并在短短四年间,中国的GDP就相当于日本的1.9倍。随着经济崛起而来的是军事的快速发展以及民族主义的复苏。昔日的「东亚病夫」眼看就要重新成为东亚霸主,日本国民是很难接受这一现实的。借着美国重返东亚,日本整体上也出现了右倾修正主义,要求突破和平宪法,重新武装日本以抗衡中国,这种国民心理和思潮在日本舆论和政坛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刺激中国民意反转。
   
    但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两国长期的高强度对抗,对日本来说,恐怕失要大于得。日中交恶一个直接后果,是日本不可能继续分享中国崛起成果,而且长期为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对日本安全也是一大威胁,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国家利益。
   
    当然,中日对抗并非只对日本不利,对中国也同样不利。中国学界一直在讨论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反映了中国至少是一部分人对中日对抗将会把中国拖入困境的忧虑。此外,中美矛盾是中国当前面对的一大隐患。无论中国是否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并且是否做好了相应准备,持续的中日对抗只会使日本完全倒向美国,一旦中美矛盾恶化,或者日中发生战争冲突,中国面对的不是单个日本或美国,而是美日同盟,以中国现有力量,是很难同时跟美日摊派的。
   
    所以,中日对话与和解是双赢之举,从这个角度说,不存在谁得谁失问题,同时,也有利东亚秩序的构建,避免东亚国家选边站,对维护东亚和平有重要意义。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幻想中日关系一夜之间就得到改善。从日本的出尔反尔中,也可看出,中日迈出的这步还很脆弱。因此,中日需要管控好分歧,积累互信,相向而行,不挑起新的纷争,约束国内各自高涨的民族主义。对日本来说,这尤其有必要,否则,中日关系还会陷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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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诉编辑记者:李朝阳 安志新 王莉丽 王中天)

杜导斌:鉴别人民是否当家作主的十个刚性标准


【转载】国家宪法法律由党制订,从大政方针到小区鸡毛蒜皮全部由党包办。
 
    一
 
    在执政党的正式文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表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按这个表述,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大陆是享有合法地位的。从1949年毛泽东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宣传大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可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国家宪法法律由党制订,从大政方针到小区鸡毛蒜皮全部由党包办,国家立法和领导人由党选拔,公权力的行使几乎完全与人民无关。与此对应的另一面则是,人民从出生、结婚到进坟墓,每件大事都得到党那里领证,生几个孩子由党决定,从幼儿园起,人民的大脑由党教育,听什么看什么由党提供,说什么写什么得看党的脸色,工作由党安排,薪水高低由党规定,能吃饱穿暖日子过好点千万别忘感谢党的恩情,谋个公职得找党跑关系且年年向党表忠心,提个小官得在党面前当孙子,搞个实业摆个摊得有党的批准且得接受无休止的管理检查,挣点钱不能捂在包里得让党想掏多少掏多少,修条路架个桥必须向党报告,盖个房那地基是党的、且房子七十年后自动归党所有,买台车出个行得受党的限制,走在路上得任由党盘查,就连性器官和子宫都受党约束。这样的国家,虽然号称人民当家作主,可人民连自己身体和家里的事都由党把家全给当了,还能作什么主?
 
    二
 
    根据斯坦福大学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的数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时的1974年,整个世界只有35个民主国家,不到整个世界国家数量的30%。到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已增加到近120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60%还要多。这120个左右真正实行民主的国家里,确实兑现了「民有、民治、民享」,兑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观察人民当了家作着主的国家,可以看到在以下十个方面,人民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一、每个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享有支配权,除非作出杀害他人或严重危害公益的法定禁止行为,任何人,包括政府(国家)不会危害公民生命,不会侵犯其身体,不会作出强迫其作出行为或不行为的决定。这与假民主国家根本不同。在假民主国家,公民被人任意殴打、杀害,被送劳教所,被关学习班,并且侵犯公民生命身体的人可免受处罚。在假民主国家,公民对其生命身体都没有完全的自主支配权。
 
    二、每个公民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各方面有权免受与他人差别对待,不会成为「黑人」,不会被人强迫做出违背其本人意愿或有损其权益的决定、承诺与宣誓,不会被人侮辱,不会被人侵害荣誉。公民的人格尊严主要靠个人维护,当公民的人格尊严遭到靠自力无法阻止的侵犯时,有权向法庭要求救济,由公权力对侵犯者作出处罚,恢复公平正义。这与假民主国家根本不同。在假民主国家,公民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到羞辱,官员可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人民只能忍气吞声。
 
    三、每个公民在一切法不禁止的领域都享有充分自由,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制订法律和以执行力保护公民的种种自由,防止他人(包括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侵犯。这与假民主国家也根本不同。在假民主国家,公民的自由得不到保障,他人,特别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可任意侵犯而免受惩罚,很多情况下,公民对人身自由无权作主。
 
    四、每个公民对自己的财产、劳动成果和劳动能力享有完全支配权,国家以法律和执行力保护这种支配权。公民因需要国家提供这种保护而纳税,并有权自己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对政府履职情况优劣与税种税额发表意见与投票表决。这与假民主国家也根本不同。在人民只能虚假地「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可以保护、也可以不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可以不经公民同意以所谓「科学」的名义确定税种税额,不经公民同意强制征收公民用地和拆除公民房屋,公民对自己的财产也无法作主。
 
    五、每个公民有权拥有自己的家庭,家庭事务由家庭成员商量决定,非家庭成员和政府无权干涉。公权力仅仅在公民家庭存在四种情况时可以符合法定程序的方式进入家门:1、因地方自治事务需要或某种活动的需要,获得公民主动邀请;2、公民家庭发生某种无法自力救济的困难,因此经公民请求或其他公民要求;3、发生刑事犯罪或法定民事违约;4、存在贩毒、当间谍、从事恐怖活动三种法律规定提前预防的嫌疑。这与假民主国家也根本不同。在假民主国家,已到法定婚龄的公民何时结婚必须由外力作主,生多少孩子由政府决定,家庭隐私难免遭到侵害,政府官员可以任何理由随意出入公民家庭,公民在自己家里都当不了家作不了主。
 
    六、每个公民有权对与己有关的小区与地方事务发表意见和投票表决,包括小区规则、人员、事务与预算收支,地方法律与规章制度,地方机构职能与人员,地方官员的选择,地方开发或不开发,建设何种项目,对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农田水利电力、山体山谷山林、江河湖泊塘堰、植物动物与各种植被的作出改变或不改变,都不得由某个官员、某个组织、政府越过公民决定。在假民主国家,上述事项不经本地公民讨论投票,全部或部分由官员,或党委政府,或所谓的人大,或某个政府部门论证收费盖章拍板,可以认定,公民对地方事务不能当家作主。
 
    七、每个公民有权对国家和社会的任何公共事务持自己独立的意见,并可以自主决定发表或不发表这些意见,以及在何时何处发表。公民享有自主结社、集会的权利,以组成群体对抗其他群体和国家,最大限度地伸张自己的主见,维护自己的权利,或避免权益遭到伤害与轻忽。公民享有自主游行、示威等表达抗议的权利,享有自由选举的权利。公民可以完全由自己作主选择信任的政治代理人,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托付给他们,一旦发现代理人违背委托人意愿与利益,有权提议投票予以罢免。
 
    八、未经公共辩论,未经公民的代理人同意,国家不得制订宪法,修改宪法,颁布法律。宪法法律必须且只有得到人民的同意才有法定效力。
 
    未经人民代理人投票表决,国家不得对任何人征税。
 
    九、公民有审理和裁决司法案件的权利。公民如对任何宪法、法律有所不满,或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任何决策有所不满,或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决策与行动伤害到自己或他人的正当权益,有权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反对、抗议、抗拒,向立法机构和法院提起修宪、立法的动议与违宪审查诉讼的权利,并得到国家支持。
 
    十、公民有权决定迁徙与移民,或不迁徙不移民。
 
    民主国家公民的上述十项权利可认为是满足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一个也不能少。缺少一个,那事就一定不是人民在当家作主。十个全不具备,就可以断定,这个国家根本不是人民在当家作主。换句话说,这十项标准有或没有,是鉴别一个国家人民是在当家作主,还是无权当家作主的标准,也是判断「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人民的,还是反人民的标准。
 
    这十项标准,是刚性的标准,是世界公认的标准。这十项公民权利的增还是减,也是我们鉴别执政当局的改革是想真改,还是只想忽悠国人的标准。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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