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调动或发杨群众的众积极性，与群众同甘苦……等等。但就是没有群
路线，因为路线不与领导性或群众性相干的。路线能有的只是正确性或错误性，有冒进或后滞性，有偏差性，也有脱离实际外生，还可能脱离群众。但只要路线就全是决策的，官方的，即便它来自牛贩或是乞丐，那怕是小孩子发现的（十二岁小孩甘罗提出一个建议被随朝庭采纳）它也是国家决策。不论对谁都具有指导意义，或者都得贯彻执行。总之，只要路线从性质上讲就没有群不群众性，好的发现或提议一旦被决策者采纳，也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成为路线，成为路线就是方针，就是决策，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权威性，但不是群众性。
从去年6月18日习近平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以来的实践上看，也根本不含一点群众性。它不就是在整党吗？整党所关的对象只是党，群众来整所对的也还是党。它要回答的只能是：为什么要整党？这已由习近平自己的话所回答：因为党都到了亡党亡国的临界线了，他是怕党真的灭亡才要发动整顿，以期有所转化。无论是七常委分工的联系地，还是这些活动所贯彻的内容，以及习近平在河北的实际运作，都看不到与群众性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只要讲到路线，就是确定下的所要走的道路，路线当然有方向性，有环节与步骤，但与群众性无关。习近平或中央已经决了定，其活动只是贯彻或落实，这与群众性有什么联系？
这共产党为什么会走到濒临灭亡的临界点呢？这也不与群众路线相干，而是因它本身先天地非法，即共产党在纯知性上是含有原罪的。至于说到毛泽东、邓小平、江、胡、习……等等所犯的罪恶，无论多么严重也只是后天经验犯的错误，没有共产党这个纯知识先天所含的知性矛盾，毛、邓、江、胡、习都不可能有犯错误的机会，他们的个人人品再恶劣，不遇到一个如鱼得水的犯罪环境他们得不着用武之地。创立共产主义的是马克思，但共产主义含有原罪与他无关，因共产主义是一个知性原则，它所含的意思一旦被理性所贯彻就必成罪。须知有其名便必含其义，共产主义之名含的就是与人性相背道这个义。在人性里贯彻与人性相背道的原则，又焉能不导致对抗？不导致社会分裂？
所以人文环境的违法性（即文化性与人性的背离）才是领袖们所以犯罪恶的先决条件。共产主义做为一种特定性质的文化的违法性在先，共产主义做为一种特定性质的文化的违法性为毛、邓、江、胡、习提供出犯罪的舞台，他们才能成为罪犯，如果江泽民是民主国家的元首，即便他恨死了法轮功，他也不敢，实际上也找不到下达“照死里打，打死直接火化”这种指令的机会。正像西方国家的官员与中国官员的贫欲度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制度是建立在动态的理性的公开对歭上的（多党，因而與论自由），国民的批评可以自由的表达，想贪他们也找不到掩盖的武器与方法。但在理性的一元化或单极条件下，只要有权便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所以共产主义实际建政兴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短短六、七十年它就进入了全面的衰败，中共只是这一衰败的最后残余。
所以说必须整党的原因不是群不群众众路问题，而是共产主义这个原则的先天非法的必然之果。
所以，什么乱七八糟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都只能是自欺欺人，因为即使是习近平以十二分决心来拍蝇打虎，他也仍深受自身的限制----他不可能打了江泽民吧？打江泽民等于中共完蛋，不打呢，就是把先天违法性保留了下来，只要先天违法性还是中国人文的总背景，还愁违法行为不春风吹又生？所以习近平的错误是把共产党的先天违法性（即原罪）拿到后天错误上来看待了。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群众路线这回事，存在的只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原罪的知识载体。对于明明是属于原罪的东西只能弃之，不能改之，整党也不会给党带来新生，只能把国家推向更深更深的渊。一切先天违法法的东西都不可救，共产党是救不了的。但可以用更名的办法来挽救许多人。更名既是灭党又是救党里的人的一种方法。
（2014/01/14 发表）
